今年是国庆60周年，也是父亲去世30周年。弟弟给我发来了邮件，写了三段纪念文章，读来温馨纯真，回味无穷，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

一、考上五中  

1963年新建路小学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太原五中。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明显地感到父母是那样欣慰，因为他们下决心要把我们六个孩子都培养成大学生，而能考上太原最好的中学，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父母都是知识分子，都有工作，但当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六个孩子有上小学、有上中学、有上大学，家里生活并不富裕，但父母节衣缩食，把有限的工资计划得井井有条，全力保证我们兄弟姐妹的学习。

记得9月1号开学时，是父亲送我去五中报到的。当时我差一个月13岁，还戴着红领巾。因为要求住校，父母为我准备了被褥和生活用品，让尚未成年的哥哥用自行车拖着我的行李送到了位于青年路的五中。看到家里人为我的操劳，我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家人的希望。

五中的校园是那么整齐美丽，师资是一流的，教学设施也是一流的。教师宿舍在一进校门的南边，而我们学生宿舍则在一进校门的北边，食堂在教学楼后边的大礼堂里。五中的一切对我来说既新鲜又陌生，毕竟我是第一次离开家门住校，这就意味着今后学习、吃、住都在五中。尽管学校和老师对我们新生很关照，但我在生活上还是有很多不适应，最主要的不适应是一星期见不到父母和家人。一想到星期天母亲会想方设法给我们做点好吃的时，总盼着每周6天的紧张学习后，星期天能尽快回到西门外的家中。父亲敏锐地觉察到了我的不适应，利用星期天我回家的时间，不失时机地鼓励我、教育我，以他在太原云杉中学、北京清华大学艰苦求学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要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安下心来好好学习；要克服困难，做个有志气的人。父亲的谆谆教诲让我树立了信心，使我很快适应了住校的生活，还成为老师和同学们推选的学习委员，逐步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成长为一个懂事的中学生。

二、配眼镜

 初中二年级第二学期，我感到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一直拖至初三，实在看不清了才告诉父母亲。母亲立即领我到市人民医院检查眼睛，她说这个医院是一个老资格医院，眼科技术力量强。检查结果我眼睛近视了。父亲拿上视力检查单领我到了亨得利眼镜店配眼镜。当时适合我度数的眼镜片有三种，价格是由低到高，父亲毫不犹豫地对我说：“镜片一定配质量好的，因为对眼睛好。”眼镜架也是有三个档次，高、中、低，父亲说：“眼镜架可以要中档的，不必要最贵的”。不管镜片还是镜架，要是我自己选，肯定是要最便宜的，毕竟家里人口多，生活并不富裕。父亲就像看透我的心思一样，告诉我什么地方应该省，而什么地方不应该省。就这样，从父亲给我配的第一副眼镜起，后来我配的眼镜都是遵循这个原则，镜片要质量好的，镜架选中等的。眼镜一直伴随着我，犹如父亲的嘱咐响在耳边。

三、中山装

 我是1977年9月结婚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父母从下放的晋南又回到了阔别七年的太原，与我们已参加工作留在太原的四个孩子又团圆了。为了参加我的婚礼，母亲为父亲定做了一套藏蓝色的中山装，这也是父亲七年来第一身新衣服。我结婚的那天父亲就是穿着那身崭新的藏蓝色的中山装出席了我的婚礼，父母是那样高兴，兄弟姐妹也都来了，这是我们一家人七年来的第一次大团聚，简陋的饭店充满了久违的欢声笑语。不善言谈的爱人也为我们一家人的重逢感动不已。

1978年9月我的女儿诞生，是在二姐工作的医院生的。当时二姐就在妇产科工作，跑前跑后忙着招呼我，尽量减轻我的痛苦，可是谁也替不了我，还是难产。父母知道后第二天就来医院看我，母亲心疼地说：“就要这一个孩子，不要再生了。”父亲手提着“九斤黄”鸡，告我多喝点鸡汤，会好的。正是父母的鼓励，我成为单位里第一批领独生子女证的。

受刚从南京回并的岳维蕃市长的邀请，1979年9月5日，父亲文革后重新登上五一广场观礼台，观看火炬接力。回家后即突发脑溢血，不久（1979年9月20日）病逝。父亲的追悼会在双塔寺陵园纪念堂举行，岳维蕃市长、刘书侠、李景文等副市长也出席了追悼会。父亲躺在鲜花翠柏中，穿的正是参加我婚礼时的那身藏蓝色的中山装。我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前父亲第一次穿着这身衣服是那样高兴地参加我的婚礼，而第二次穿它时却是带着无数的牵挂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一想到这儿，眼泪不禁夺眶而出。父亲已经坚强地等到了十年动乱结束的这一天，却来不及看到国家又逐步走上正轨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来不及分享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要是父亲能够健在，看到今天的好日子，实现了他学生时代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理想：愿亲爱的祖国变积贫积弱为强大！他该是多么高兴啊。

                           文庆

2009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