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在华侨中学读书，王义炽是华侨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他对同学们的思想很了解，经常结合大家存在的问题给同学们作形势报告。他的讲话浑厚有力，既实在又能激动人心，同学们很喜欢听他的报告。当时是解放初期，同学们虽然天天唱“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还是很模糊。有一次他在报告中说：“社会主义好在什么地方，你们可以看看苏联，他们有洗衣机，有电视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他们现在有的，我们以后也会有”。听了他的报告，再与我们当时经常看的苏联电影中所描写的苏联人民生活相比较，使大家感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生活，确实是值得我们向往的并为之奋斗的目标。这是确立我人生观的第一次启蒙教育。

　　在我的印象中，王校长对年轻人，既象严父，又象慈母。记得1955年秋，是我刚考入华侨中学高中的第一学期。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做完值日，当时天下着雨，我们都没有带雨伞，家比较近的同学先跑回去，我想还是等雨停后回去，就留在教室做作业。当时有一道数学题很难，我想了很久还做不出来，没有信心再做下去。我正准备收拾书包回家，猛一抬头，看见靠门口的椅子上坐着王校长，我吓了一跳，脱口而出“王校长!你来了多久?”王校长慈祥地笑着：“刚刚到，看你很专心，不想打扰，你就是璇英吧!”我感到很奇怪，全校有二三千名学生，他一个校长能随时叫出一个刚刚入学的学生的名字(我当时还不是什么大干部)么?“王校长!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考高中的数学成绩是全市第一，已经出了名，要继续努力啊!”虽是淡淡的几句话，但我却意识到他已发觉我的畏难情绪。我的心跳了一下，脸刷一下通红。王校长好象没有注意我的表情，继续平和地说“老师们对你评价很好，你将来准备做什么?”我的理想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没有认真想过，但面对王校长恳切慈爱的眼光，使我忘记他是校长，没有畏惧情绪，倒像跟亲人聊天似的，“我很崇拜爱恩斯坦和居里夫人，我想学物理，将来当一名物理学家”。王校长听了很高兴，“好!好!好!我们国家要富强，要靠你们年轻一代，老一辈打下的江山，也要靠你们来保。”停了一下，他凝视着我，问：“你准备怎样实现你的理想?”“好好学习，考北京大学，学好过硬本领”，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对!但要学好过硬本领，就要有坚定为共产主义奋斗信念，就要付出艰苦努力，也就是要又红又专，你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吧!”我点了点头，“保尔.柯察金就是你们年青人的榜样”。这时雨已停了，太阳也下了山，虽然我还想听他的教导，但他关切地说：“你一个小姑娘家，早点回家吧!以后有什么想法，可以找我聊聊”。

　　这次谈话，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次。从此，保尔·柯察金和中国保尔一一吴运铎成为我崇拜和学习的偶像。“把一切献给党”、“人的一生是应该这样渡过的，当他回顾往事时，不因碌碌无为而感到耻辱”成为我的座右铭。我的人生观就是这样确立的。1956年刚满18岁，我加人了中国共产党，王校长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我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的誓言就是：把一切献给党!

　　受王校长启蒙教育的决非我一个，他在华侨中学当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六年多的时间里，培养的学生近万名，他(她)们来自东南亚各国及汕头地区(当时包括梅州市、汕尾市、潮州市、揭阳市等)。王校长不仅在校期间培育他(她)们，而且关心他(她)们毕业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王校长到北京，约了北京体院的杨秀浩、北京大学的李德彬和我等人，商议成立华侨中学北京校友会。讨论时，王校长拿出随身带着的三本皱着皮的通讯录(显然是经常使用)，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他在国内外学生的地址，凡是我们记不起来的，大部分在他的通讯录中可以找到。小小的通讯录就像是王校长这棵根深蒂固的千年老树系着的根须，由它联着世界各国由他培育出来的硕果。

　　敬爱的王校长永垂不朽!

　　2002年3月16日

　　作者1952年一1958年在华侨中学读初中、高中。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北京大学任教。曾任汕头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多次被授予广东省“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省市“巾帼建功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是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