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长去世已四年多，但他生前的音容仍常常涌现在我的心头。显然，他活在我心中。细想起来，可能是作为他的学生，虽然只有两年，而在侨中的两年却奠定了我一生走向的基础。在我的经历中，这两年，是我生活得最紧张最有意义最愉快的两年。这又都是与老校长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我在喾光中学读高一时，就认识他了。他教我的历史课，但时间不长，后来知道他被捕入狱了。然而，他站在讲台上授课时，穿着西装，戴着眼镜，脸上总是带着笑容的形象，至今仍然记得。

　　49年冬本地解放。次年一月，我从大埔返乡复学。去市里转党的组织关系时，领导对我说，已将海滨中学改名为华侨中学，政府打算把它办成重点学校，以便接纳更多陆续回国就读的华侨学生，已派了全市唯一的教师党员王义炽去主持校务，让我也转学到侨中去。当时全市只有我是学生党员，因此也就与老校长一同编在尚未公开、人数也少的文教局党支部。由于我白天要上课，许多活动无法参加，有事就由老校长转达。我们的接触也就自然比一般学生多。后来因我负责校团支部与市学联的工作，为了便于管理，组织上才把我的关系转到团市委。

　　在侨中读书期间，我寄宿在校内，教室与老校长的办公室兼卧室相距仅几米之遥。因此，从早到晚，经常能够见到他。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工作忙碌，生活简朴，待人亲切，平易近人。

　　当时我作为学生干部，对全市学校的情况了解较多，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侨中的社会工作比其他学校好做。因此尽管我性格内向，钝于交际，拙于文笔，但由于校内的大环境好，也就支撑得住，连学业都还可以。因为，当时校内已有一大批爱国热情很高的华侨学生，他们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为了读书升学，辞别亲人毅然回到新中国的。而以老校长为首的领导班子，又深孚众望，带出了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培养出了良好校风，把学校办得极有生气，校内师生团结，奋发向上，民主气氛浓厚，从而使侨中成为本市一颗耀眼的新星。

　　老校长把学校办得如何，从毕业生的质量便可看出。就我们班而言，虽然52年1月就离校了，却都获得了较好的成长，品学兼优的学生居多。例如谢燕群、谢可群，从泰国回来不久，就入了团，参了军，以后又都上了大学;肖天就也是在侨中入团、参军，先在海校当学员，结业后即任教员，而他们并未读完高中。到北方上大学的，陈健敏进了北京大学，陈天洁等三人进了北京工业学院，陈广田、章一心进了天津南开，后来陈天洁、陈广田又都被选送去留苏，章一心留在南开，也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并留校读了研究生，我则先上了哈尔滨工大，后又被调到清华大学。仅就我知道的部分情况，便已表明，我们在侨中受到的教育是全面、良好的。

　　就我而言，不仅在上学期间，受到了老校长更多直接的关怀爱护，使我的社会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学业成绩也居于前列，让我终身难忘。甚至离校数十年后，当他于“文革”后不久来京探亲时，从人海中找到了我，并特地到我家中，看望我的妻子儿女，与他们亲切交谈。在后来的通信中，也一再表示关切。更令我感动不已的是，尽管接触只不过几小时，他就记住了我在北大读书的女儿的名字，并在后来的来信中，指名道姓询问她的学业情况。可见老校长已把教育事业溶进了血液中，关心自己的学生乃至学生的后代已成了他的生活目标，他为此奋斗了一生。

　　2002年1月30日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应用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