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揭阳县钱坑中学来了一个青年人，他身着中山装，举止稳重，谈吐文雅，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待人和气，很快就博得师生和各方人士的好感，他就是党派来开展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我们的校长王义炽。

　　钱坑中学所在地钱坑乡，地处揭阳县三、五区的水陆交通要道，北临我党领导下的大北山武装斗争根据地。因此该乡成为国民党重点控制以对付我游击队活动的反动堡垒。党组织利用王义炽同志受聘钱坑中学校长之机，将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派到钱中，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分别是：教导主任余昌辉(继尧)、语文教员陈可(士龙)、物理教员郑明鉴、英语教员林芹、音乐教员方丹(时高)、图书管理员黄逊哲，还有进步语文教员张华云、教务员余树之等。时值中共中央发出“开展蒋管区游击战争”的指示，我闽粤赣边区的一支游击队——潮汕人民抗征队成立，钱中的地下工作，正好配合武装斗争的开展。

　　当时学校周围环境险恶——前面的老墟有伪公所和70多名伪联防队员镇守;学校后面的西门村，有国民党军唐强中、何超凡部驻防;东侧东门村，时有敌军驻扎、来往;经常还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便衣特务穿梭不绝。学校的篮球场，正好凸进伪联防队的驻地。我们简直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在这复杂的环境下，特别需要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为吸取汕头市地下党被破坏、南侨中学被解散的教训，学校没有成立党支部，先后在特委书记曾广、揭阳县委书记林史的领导下，由余昌辉负责党的全面工作，党员之间，由佘单线联系。王校长在余昌辉直接领导联系下，以校长的公开身份，负责与当地国民党上层人物周旋，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利用他的叔父王道文任揭阳县伪法院院长的关系，接受乡公所聘为“助理”，更给掩护学校地下工作增添了便利。有一次，伪县长张美淦带军队驻进学校，以“铲烟”为名，敲诈迫害群众。王校长巧妙地向张陈词，劝吓兼施，迫使其没过几天就窜回县城。此举即保护了当地群众的利益，也为我党抗征队和学校的地下工作扫除了障碍，提高了学校的威信。

　　王校长负责学校全面教学工作，他团结和带动全体教师，运用各种方法方式，以先进的理论和思想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在课堂上，王校长身体力行，利用讲历史课的机会，深入浅出，生动地讲述劳动创造世界等革命道理，使同学们受到唯物史观的教育。其他党员和进步老师，也都在自身任课的学科中，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如陈可和张华云老师利用分析课文、批改作业、写学习心得、课堂讨论、社会调查等，指导学生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组织“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专题辩论会，使学生认识应该顺应历史规律，推动历史前进的道理。音乐老师方丹、吴逸，则教唱反蒋仇美和富有革命色彩的歌曲，启迪学生不满现实，憧憬未来。记得有一首朗朗上口的抵制美货、反对美帝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歌曲，歌词是：“USA，USA，到处都有USA，……罐头、布匹、吉普车，冲锋枪、火箭炮、飞机、坦克车……去你的，USA!滚你的，USA!”至今我们还会唱。

　　学校还把课外活动作为广阔的课堂，学生会、班会经常活动，还出墙报、组织读书会，开展演讲、体育比赛等，将思想教育溶人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之中。特别是经常利用时事不失时机地教育学生，比如美国兵强奸北平大学女生沈崇事件发生后，学校马上在课堂内外进行宣传教育，激发同学们对美帝和蒋介石反动派的义愤。学校还秘密传播各种进步书刊，让同学们时常读到香港《华商报》、《群众》、《文萃》和潮汕地委的《团结报》及潮汕人民抗征队的传单、书刊，及时了解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蒋管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革命热潮，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学生的革命斗志，坚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在同学们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地下党便不失时机地在进步学生中进行党的知识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教育，并陆续吸收一批先进学生入党和参加抗征小组。至1947年下半年，学校已秘密成立了3个抗征小组，1948年上半年，已建立起以学生会主席林戈为书记的学生党支部，并在各班级中建立起抗征小组，全校的学生会及各班班会，已牢牢掌握在地下党手里。此外，钱坑中学的抗征小组组员，还在自己居住的所在地发展建立起秘密或公开的进步组织，对群众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如温霏在马辂村建立抗征小组，林绵在竹园内村建立“新园和平社”，林史冶在湖垅村建立妇女识字班等，把地下工作扩展到农村中去。

　　正当其时，潮汕地区的游击战争和农民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学校学生党员和抗征小组成员充分发挥了配合武装斗争的作用。他们大多是来自钱坑各村和邻县普宁一些墟镇的走读生，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敌人在这一带的活动情况都在他们的视野当中。他们利用各自的关系，具体准确地摸清敌驻军地形和武器装备及各村镇公私枪械弹药的存放、地主公租存粮等情况，及时传送给游击队，使部队耳聪目明，有备而来，常常出其不意地打了胜仗，好消息不断：驻西门村的国民党军队和驻乡公所的伪联防队，在连遭我打击、重创之后，先后撤走、解散;国民党要解往河婆的一批军需品，存放在学校，转天即被我游击队全部搬走;揭阳县伪政府派来的税务征收员，被我游击队俘获经教育后即滚回去;我游击队的粮食给养，源源不断地从地主、公户家中“借”走;一批又一批的枪械、弹药，被我游击队“借”用。记得“借”罗谦埔村广利和怡合两房头二挺轻机关枪，当晚由佘主任和王校长与部队首长密谋策划，然后由林兴胜通知该村抗征小组的林彬、林生元、林彤衡、林生哲等带领部队到村里，把住各个路口要道，并分别到两房头的头人绅士家中，向他们摆明形势，晓以大义，经过一个晚上的说服教育，终于迫使他们把枪交出。次日部队返回大北山根据地途中，在金山脚下与从河婆下来的国民党军相遇，打了一场遭遇战，二挺轻机关枪恰好派上用场。我们一班参与其事的抗征小组同志听到机关枪声，心里别提多高兴!

　　此外，每当我抗征队打了胜仗或逢重大节日，学校便秘密组织募捐了一批批日用品、食品，发动大家写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犒劳部队战士，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我们还时常把游击队的传单和宣传品邮寄到伪县、区官员家中，弄得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有时一夜之间，沿乡村几十公里的大道，贴满了游击队的传单，并传言当晚有大部队通过，其实并无一兵一卒，只是分散在各村的抗征组员，在同一晚上张贴出来的。这些活动，对敌人起了震慑作用，对群众则是极大的鼓舞。

　　钱中的地下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国民党当局地方封建头目怀疑学校有“老八”(共产党)活动，曾数次派人到学校调查学生和教师的情况。王校长挺身而出，冷静应对敌人的盘查和诘问，凭着平时统战工作打下的基础，保护了教师和学生们的安全。敌人为了争夺钱中这块地盘，强迫学校成立三青团，学校地下党权衡利弊经上级组织研究同意，以“白皮红心”为原则，只让部分高年级同学去应付参加，隔日该县三青团头头离开学校后，这件事也就烟消云散了，反动派企图白化钱中的阴谋只能是徒劳而已。

　　在余昌辉的领导和王校长的紧密配合下，全体教师共同努力，学生骨干迅速成长，为党组织和游击队输送了大批后备力量。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林兴胜和温霏等同学于1948年上半年奉调入伍。到了暑假，王校长在自己家乡——普宁贡山乡送别余昌辉、黄逊哲、陈可、余树之等老师上山后，自己也按照党组织安排到汕头市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他们虽然离开了钱中，但他们播下的革命种子已经花繁叶茂，结出硕果。这年下半年，钱中的地下党组织改由揭阳县第三区委领导。林戈毕业后由组织安排到广六小学以教书作掩护，仍担任党支书兼情报站长，继续联系钱中的地下组织。仍在钱中读书的地下党员林学猷、林学星则担任地下交通员。这个情报站除收集传送情报外，还承担交通联络，接送从海外和广州、潮州各地路经钱坑上山入伍的同志。

　　钱中是革命的熔炉。至1949年，在钱中人党或在钱中成为建党对象后在部队入党的学生共有14人，参加抗征小组的有44人，他们大都先后上山人伍。据统计，钱中学生解放前入伍的共有70多人，学校因而赢得了“地下兵站”之美誉。这批学生接受了战火的洗礼，解放后分散到全国各地，继续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王校长解放后仍然从事他热爱的教育事业，长时间担任教育领导工作。虽然不止一次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只要有了工作的条件，他总是忠心耿耿、认真负责地做好工作，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突出的贡献。离休后还十分投人地担负起关心下一代成长的繁忙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这些早年的学生，有时前往探望老校长，他从不提起自己受到的不公，总是关切地询问每个人的情况，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当听到谁做出成绩时就十分高兴，并多加鼓励，永远是诲人不倦、可亲可敬的长者。

　　王校长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高风亮节以及他对我们的教诲，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2002年5月

　　林兴胜(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林戈(原广东省委党校教育长)

　　林彬(原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温霏(原广州军区副师级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