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卓群:廉洁高尚 革命楷模——王义炽
林卓群
1948年秋至1949年夏季,我在汕头市喾光中学任英文教员。49年春季来了一位教地理的老师,他就是义炽同志。他来后与我同住一栋楼,我们的房间刚好相邻,周亨达老师(解放后任北京钢铁学院、科技大学教授,共产党员)与我同住一室,我们三人经常在一起,彼此逐渐互相了解。
当时正值全国解放战争轰轰烈烈开展,国民党政府处于穷途末路垂死挣扎状态,白色恐怖加剧。喾光中学地处岩石山中,与市区隔一海峡,又是一个教会学校,反动当局监视略疏,因而地下党团活动比较活跃。我们常可与进步青年、学生骨干谈论时事,宣传革命,并能时常看到秘密传阅的革命书藉报刊。由于我当时年轻气盛,经常在课堂及公开的集会上抨击国民党,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引起学校当局不满。义炽同志曾劝告我多加小心,并提醒我革命书刊读完应及早转移,我始终没有在意,不能领会他对我的帮助与爱护。我大意的结果是严重的,l949年夏有同志说我留在汕头有被捕的危险,我立即离汕去香港工作。走后与我最接近的一姓王的女同学即受我牵连,被特务逮捕下了大牢。回想这是未能听从义炽同志劝告的恶果,我悔恨莫及。解放后义炽同志对我说:“当时你太红了,我都不大敢公开接近你了。”他是负有组织责任的,不似我那么任性,激动起来不顾一切。
当时在喾光中学我与义炽同志、周亨达老师经常早上到操场去跑步,有一次跑步后义炽同志对我们说:“目前白色恐怖目见严重,我们要把身体锻炼好,准备经受牢狱的考验。”这段话我印象极深,终生未忘。后来他果真被反动派逮捕入狱,历经刑讯,始终坚贞不屈,坚守党的机密,使敌人一无所获。
解放后我在他领导下的华侨中学任教,共事六年,见他忘我工作,艰苦朴素,坚持执行党的政策,耐心帮助教师教育学生,一切为公,处处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在教师和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有个别犯了错误、受他批评而产生不满情绪的教师,在背后讽称他是“革命圣人”。我以为义炽同志不是圣人,却是革命的楷模。他的严格自律,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是许多人做不到的。
解放初期教师的工资都不高,校长也不例外。义炽同志家庭负担比较重,生活也有困难。他当时担任侨中校长,加上各种社会工作,任务繁重。教育局又委派他兼任汕头市职工中学校长,他为此不得不加班加点,分心照管,不时到职中开会并兼顾领导工作,可是他坚持不领兼职报酬。有一次我到他家去坐谈,见他家人口多,家中陈设简陋,却在小厅当中放了两个新书橱。我问他这两个橱要摆在哪里,他让我看看橱上所写的字,这才知道是他赠送职工中学的。他解释说,职中坚持送来校长兼职工资,他不能接受,只好用这笔款买两个书橱送回去。这种廉洁高尚的品质,令人钦佩。
义炽同志十分重视在思想政治上培养帮助教师和学生。数十年中他为党的教育事业培养了许多领导干部和教学骨干,经他教育帮助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东南亚特别是泰国侨生对老校长更是交口称赞崇敬有加,因此也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义炽同志虽与世长辞,他的功不可没。
我1951年到侨中工作后,义炽同志就鼓励我争取入党。1953年我提出申请,他通过组织对我一生的各个时期进行调查,到1955年为我做了“政治历史清楚”的结论。次年由义炽同志与钟明同志当介绍人,侨中支部一致通过我入党。后来因为我的海外关系难于查清,上级组织部门没有批准,义炽同志为此多次与我谈心,耐心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我能放下思想包袱安心努力工作,是他诚恳坦率开导的结果,他是我一生中的良师益友。
对老学生、老同志的帮助,义炽同志一向尽心尽力,只要符合党的政策与工作原则,他都会倾力相助,予以解决,许多受惠于他的人感念良深。郑适然老师(汕头市业余大学副教授)原是侨中1956年的毕业生,在汕头任中学语文教师多年,“文革”中受极左路线迫害,被强行调到江两圩都中学工作,一去十年。1979年中央明令改正极左错误,上级准许他回归原住地,但要求他自己联系接纳单位。郑老师回到汕头,找到已恢复教育局长职位的老校长义炽同志。侨中历届毕业生成千上万,何况郑老师离校已廿多年,义炽同志并不认识他。可是他一提是侨中校友,即时得到义炽同志的热情接待,听了郑老师的陈述,他深表同情,当场表示要向江西圩都发出商调函,并要郑老师尽快赶回去办理手续。郑老师在汕只作短暂停留,就赶回圩都,到了学校发现汕头市教育局的商调函竟先他到达了。郑老师回忆往事,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我去见老校长两手空空,他并不记得我,我是自报家门,据实陈述了个人遭遇,就得到他如此大力相助,这样的老干部实在难得呀!”义炽同志帮助过许多同志,他总是默默地奉献,郑老师的事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义炽同志一生坦坦荡荡,为党工作勤勤谨谨,坚持原则又温和细致,时常令人心悦诚服。几十年中我从未见过他自以为是,对下属居高临下,颐指使气,他总是和风细雨,耐心说服,竭诚相助。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的为人和作风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永远怀念他!
2001年10月27目
(作者系汕头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