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从辛亥革命到讨袁护国，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道路上，泉籍华侨的身影始终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涌现出大批志士仁人，他们构筑了一个灿若繁星的革命群体。孙易彬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一．奔赴延安

孙易彬，1920年10月出生于惠安县张坂镇崧山村一个富裕的华侨家庭。1935年秋，随母亲前往菲律宾怡朗市，入读怡朗华侨商校中学部。在父辈和校长陈曲水、教师郑仕美、张幼庭、蔡振声等人爱国思想的影响下，1936年6月，孙易彬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协会”的少年剧团，成为华商学校的抗日活动骨干，参与组织集会及劝捐、义演、义卖、检查拒售拒买日货、宣传抗日捷报等爱国活动。

1938年8月，在家人支持下，孙易彬参加菲律宾华侨回国抗日义勇队，同李烈等六人奔赴祖国抗战前线。临行时，不少侨胞赶到码头送行，他们发表《告别侨胞书》，号召有志华侨青年回国共赴国难。这一慷慨激昂的告别书震动了当地侨界，侨胞们将他们七个人称为“七激烈”和“新七君子”，表达了对七个年轻人的敬意，怡郎报纸还刊发了新闻报道。

沿途经廖承志、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安排行程或接见。他们辗转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0月到达延安，行程约5000多公里。

二．太行烽火

1938年11月，孙易彬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1月，转入何长工任校长的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并入伍，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设在延安，是抗战时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先后在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2所分校，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

位于晋东南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抗大一分校既是一个教育单位，又是一支战斗部队，是参加战斗最多、取得战果最大的一个分校。他们鏖战太行山麓，配合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作战，甚至单独执行攻打据点任务，在频繁的战斗中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经验。 

1939年10月抗大毕业后，孙易彬被分配至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先后任文化干事、书记、出纳、会计等职。

八路军129师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之一。1937年，刘伯承师长率领129师进入太行山区创建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共华北抗战的指挥中枢，是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长期驻扎地。太行山根据地是华北日军主力的进攻重点，129师司令部更是日寇大扫荡和铁壁合围的主要对象，所处的战争环境艰苦卓绝。八年抗战中，129师参加的战斗有数千起，著名战斗有阳明堡战斗、神头岭战斗、百团大战等，歼灭日伪军达42万余人，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4年8月，孙易彬任八路军总部直属领导的太行军区司令部（司令员李达，政委李雪峰）会计，1945年3月任司令部股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中华大地犯下馨竹难书、滔天罪行的日寇，终于低下了丑恶的头颅，纷纷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

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七年时间里，孙易彬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忘我工作，成绩突出，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成长为刘伯承师长麾下一名优秀的八路军营职干部。

三．南征北战

全国解放战争中，1946年1月，孙易彬任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司令部作战参谋。1947年8月，任晋冀鲁豫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司令部作战参谋。1948年9月，任九纵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兼党小组长、司令部党支部委员。1949年5月，任二野15军（司令员秦基伟、政委谷景生）司令部团职队务科长。

在二野刘、邓首长的指挥下，15军（九纵）历时四年，转战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11个省，行程1万多公里，参战324次，歼敌204321人，由九纵成立时的1万余人发展壮大到5万余人，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钢铁巨人”。抗美援朝期间，15军在上甘岭战役打出了国威，出现了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战斗英雄，在军中有“千岁军”之称。因为在上甘岭的表现，1961年3月，被空军司令刘亚楼选中改编为空降兵军。十五军创作了多项唯一：唯一的空降兵军，唯一的出了全军两位挂像英雄的部队，唯一在经历每次精简改编后仍完整保留原编制的部队。

孙易彬在秦基伟将军带领下，随这支英雄部队南征北战，参加了豫北、豫西、伏牛山、平汉、洛阳、宛西、开封、郑州、淮海、渡江、广东、广西、进军云南等战役，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

在这段极不平凡的斗争中，孙易彬作战勇敢，英勇杀敌，出色地完成训练、作战等任务。1948年1月，他被九纵直属党委记个人一等功，荣获“人民功臣”奖章。

四．军校育才

1950年4月，孙易彬任云南暂编12军37师军事代表，圆满完成国民党起义军改编任务。1951年2月，任云南军区干部部组织统计科长。

1952年9月，孙易彬被选送刘少奇任院长的北京马列学院学习深造。三年时间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中西历史等理论知识，成为一名具有深厚理论知识的军事干部。

马列学院创办于1948年7月，1955年8月更名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文革期间停办，1977年10月复办后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的最高学府。

1955年8月毕业后，因学习成绩优异，孙易彬被分配至南京军事学院（现国防大学主要前身）任教。

军事学院成立于1951年1月，刘伯承元帅任院长，是培养、造就合成军队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军事学府，接收军级、师级、部分优秀团级干部入学深造，被誉为“将军的摇篮”。既有军事、政治理论知识，又指挥过战争的优秀干部担任了学院的教员。

孙易彬先后担任军事学院政治理论教员、哲学教授会成员，受到上级和学员好评，为培养军队高、中级指挥干部付出了大量心血。

1964年4月，孙易彬由中校晋升为上校军衔，任军事学院四系（外训系）政治教研室师级教员，负责培训第三世界国家军事首脑、政治领袖、游击队领导人。

1969年，军事学院被解散。1970年，孙易彬调任贵州省安顺军分区任副政治委员。

1973年，孙易彬作为017专案组破案指导小组主要成员，参与调查原昆明军区政委谭仁甫中将遇害一案。

在军分区工作的七年时间里，孙易彬政治立场坚定，光明磊落，团结同志，工作大胆负责，成绩突出，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高度赞扬。

1978年，孙易彬被调回复办的南京高级步兵学校任党史教研室副主任。他精神振奋，思想解放，注意总结教学经验，注重教员的培养，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五．赤子情怀

1980年，孙易彬主动提出离休，以正师职离休，被安置于陆军指挥学院第一干休所，积极发挥余热。

1988年10月27日，孙易彬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南京军区总医院， 享年68岁。

1988年11月5日，“向孙易彬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一号厅隆重举行，追悼大厅中间悬挂的“赤子之心尽效中华，个人名利弃之尘埃”挽联，形象概况了孙易彬无悔奉献、不凡的老兵一生。

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秦基伟上将、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及开国将军谷景生、崔建功、张显扬、桂绍忠、杨以山、许志奋等原十五军（九纵）的老首长，一同奔赴延安的李烈、许飞鹏、郭华忠等，开国大校陈皓、王乐天、张纯青、崔星、周泉、王湜、杜夫等，国防大学陈维仁将军、段浩然、鲍映澜，南京政院丁云汉、王英、李立等还有诸多外省、市的老战友、老同事、亲友们，中共贵州省军区委员会、中共陆军指挥学院委员会等单位，分别通过唁电、唁函、送花圈等方式表达哀悼和慰问。

时任陆军指挥学院政治部副主任江靖飞少将代表学院致悼词，学院老领导李福尧将军、孙殿甲、魏学城等及院领导齐正钧中将、王可夫少将、黄银贵少将与在宁的老战友、老同事及其子女、陆院官兵代表、干休所工作人员、亲友们、亲属单位及代表等数百人参加告别仪式。

孙易彬当年拒绝了家庭给他安排好的富贵舒适的生活道路，义无反顾地投奔延安共赴国难，一生风雨兼程，为国弃家无怨无悔。

因举家抗日，留在菲律宾的孙易彬伯父孙挺秀一家七口被日寇杀害，家族产业被掠夺一空。远在故乡国统区的惠安老家亲人又因易彬是共产党阵营的人而备受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打击折磨。

文革开始后，孙易彬个人进步和事业发展又因其归侨身份等原因而大受影响，对此他都泰然以对，无怨无悔。

孙易彬曾在1952年、1960年、1972年回惠安老家三次，平时主要通过书信和故乡亲人联系。

他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建设，多次来信鼓励侄女孙永雅要做党的好干部，还曾特地购买了许多杉树种子寄给老家崧山官湖林场，希望家乡尽快致富。

结语

孙易彬同志投身革命五十年来，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历史时期，为国家民族解放事业，为我国国防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一生爱国、爱乡，心胸宽阔，不计个人得失。

孙易彬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是爱国华侨的典范，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