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田涛先生
邓建鹏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2013年4月18日晚上,我收到徒弟短信,言及老师田涛先生去世。我一万个理由不愿意相信这条短信。当我再次拨打恩师那熟悉的手机号码时,接电话的却永远是另外一个人。人生无常,前两个月我还去田老师家谈天说地,借阅一些档案复印件。如今,即阴阳两隔!
有幸结识恩师,缘于2003年维华师姐把当时恩师收集整理但尚未出版的黄岩诉讼档案电子版相赠。此前,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开题,并刚完成博士论文初稿。在初步阅读这批档案后,我立即放弃已完成的博士论文,着手结合以黄岩诉讼档案为重要素材,研究清代州县诉讼。未曾想,这一研究迄今持续十年之久。
2004年我行将毕业之际,恩师受邀为我的论文答辩老师。这是我首次一睹恩师风采。答辩会上恩师说的话大都已然忘却,仅记得他戏称我“擅自”利用整理好但尚未出版的黄岩诉讼档案,“嗅觉敏锐”。
毕业后,我旁听了恩师给清华大学法学院学生开设的法律文献课程。恩师旁征博引,讲课风趣,一门本来缺乏实用性的课程,在素有实用主义的法学院却引来诸多学生,甚至当时在法学院主讲普通法课程的著名法学家何美欢教授亦前来旁听。自那之后,我与恩师交往日渐增多,他在我的人生轨迹中打上了不可磨灭的诸多印记。
学识渊博追求极致
恩师是我迄今所交往的老师中,最为博学之士,也是中国第一流的法律文献学家、法律古籍藏书家、拍卖法专家。
恩师的学识渊博,有目共睹。在川浙会餐馆与学界同道一聚,恩师基于多次前往安阳小屯的考察以及对中国早期文字的准确把握,将獬豸起源及甲骨文中的“非”、“凶”等字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那活灵活现的语言表述与肢体动作,令众人捧腹,尤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在2012年一同前往台湾讲学期间,他不仅向法学院师生讲述拿手的传统契约文化,而且向历史系师生提供同样专长的涉及音韵学、训诂学的讲座。在纸质品鉴定方面,我不止一次见过恩师仅凭一摸一看,即可确定古籍出版的朝代、纸质构成材料,能对古籍能如此了如指掌的,迄今我未再见过第二人。
恩师的知识并非仅限于书斋里的学问,在一次品酒会上,他对不同红酒含水果味还是其它味道、目前市场价格定位、红酒等级等等均能提供准确建议,令品酒会主办人引为知音。
恩师具有很高的语言天赋,能讲多种方言。在我陆续引荐的徒弟中,恩师以地道的川话同来自四川的学生交流,用保定话与来自保定的学生交流;恩师还能用山东话、河南话同来分别自山东或河南的人士交谈,直致他们真假莫辩,视作他乡遇老乡。
不过,所有这些广博的学识,并非是恩师在正常的体制内习得。在一次讲座中,恩师戏言:“诸位都是博士、硕士,我是不士。”恩师并未拥有高学历,亦未见之提及毕业于哪个名牌大学。但是,恩师自早年起即交游广泛,他交往的对象不少是一时之选,因而有机会倾心向诸多名师请教。有一次在恩师家里闲谈,恩师忆起少年时与同样喜欢收藏古籍的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相识,后者去杭州购得古籍回京,常顺带赠送恩师一本。在台湾讲学期间,恩师忆及初中时即与历史地理学大师侯仁之多有求教,并保留诸多往来书信。人到中年,恩师旁听民法。他谦虚地对我说在民法方面的学识达到了中上水平。在2005年徽州调查期间,在与一位同行调查人员涉及“不当得利”案件的争论中,恩师展示的对民法的娴熟丝毫不值得怀疑。我没有亲眼见过恩师主持拍卖会及出庭诉讼,在闲聊间,恩师偶尔比划主持拍卖时的手势、言语,以及同恩师有深入合作关系的实务界朋友接触,让我侧面了解恩师在实务方面的敏锐与精明。
在所出版的三十余种作品中,《千年契约》是恩师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该书以恩师在央视“法律讲堂”已有讲稿为基础。但是,恩师认为既有讲稿因照顾到观众的接受习惯,过于口语化,必须作很大的调整。由于与出版方签订合同,短期内必须按时交稿,恩师除叫上我及几个学生协助拍摄照片及校对外,自己为了斟酌一个字、一句话而煞费苦心,夜以继日。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师母告诉我,在那段时间恩师整夜思索,三点即起床修订稿件。
在2006年前后的一次通话中,他自信地对我说:“田涛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学术上的这种霸气来源于他的自信,自信源自恩师刻苦用功以及常人难以企及的天资。恩师常常可以针对所处的环境,顺口背诵相应的古人诗词,令我们佩服不已。在安徽休宁调查时,当地山区云雾缭绕,恩师问有谁能背诵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组员基本全然忘却李白的这一名诗,我也只能勉强记得其中的一句。恩师则能整段朗诵,并特别点出其中的“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格外适合我们此刻所处的场景。这令只会在某个狭小的学术领域钻研的我暗自羞愧。此事已然过去八年,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恍然在昨日。
恩师与众不同的求学经历,连同超乎常人的勤奋、天资,成就了恩师在实务(拍卖法)与学术(法律史)两个领域成为第一流的人物。
诲人不倦泽及后学
与恩师多年的交往、言谈与行止,即是获益匪浅的受教过程。恩师于我,往往鼓励、建议多于批评,并对我所从事的法律史研究常当众给予很高的期待。偶有的批评也往往并非直接针对我。一次,恩师对我论及另一位老师辈的人物时,批评他不够刻苦,字写得很差。这番也许是旁敲侧击式的评论令我惶恐不安,以致我当时双手发抖,迄今难忘。时至今日,我仍因为这次对话,不断反问自己是否足够用功,在学术事业上时刻不敢有太多松懈。
记不得有多少次,恩师请我及众学生吃饭,或赠送大作,或指点学术江山,或评品学术江湖的险恶,或不遗余力地把我向海内外学界推介。我偶尔自老家回京,向恩师献上家乡的一点点土特产,恩师必以厚礼回赠。每当我欲请恩师及师母吃饭作为回报,都被一口拒绝。恩师的理由是我还没有还完房贷,他赚得比我多。种种有形无形的交流和潜在的影响,使得我的学术风格、待人处事打上了“田氏风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恩师对待我的方式,亦深深影响了我对学生的指导形式。也因为如此,我往往尽可能自己付费请有志于学的徒弟吃饭,以示鼓励;对待学生倾心指导,竭力将学生的得意之作向各种刊物推荐发表。在2005年徽州调查时,我曾向恩师言及在教学上的一些苦恼,恩师笑称我是“秀气有余,而霸气不足”。虽近乎戏言,但是这却一下子击中了关键点,令我深刻反省。此后我刻意观察恩师演讲时的表达技巧,并适当在课堂上加以借鉴。我的法制史课程日渐广受学生好评,均莫不源于恩师的点化!
学界鲶鱼振兴法史
家红博士称恩师是法史学界的大英雄,私下里,我却一直认为恩师是法史学界的“大鲶鱼”。多年来,恩师宛如在频临窒息的沙丁鱼群中左冲右突,带来宝贵的氧气以及活力。他生龙活虎直至“肆无忌惮”地搅动着死气沉沉的法史学界──对清代诉讼档案的整理出版,直接促成了清代诉讼研究在近十年间成为法律史研究中的显学;古今结合式的调查研究,心怀过去同时关注当下,使法律史学成为一种活的学问;强调在真材料基础上得出真结论,令空言者大为畏忌。种种努力,均在不同程度上令法史学频死而生!
作为体制之外的特立独行者,恩师早已超越了各种名目繁多的评奖、项目、招标课题、权威刊物等等外在束缚。包括我在内,多少学界中人为此类俗蒂而皓首穷经、枉费精力、挫折锐气。没了束缚,恩师从事学术研究是在一种从容不迫、追究完美的状态中行进,借用恩师给自己的一本书所取名字,他是在“我说、我想、我自由”的环境下从事的独立研究。因此,在恩师的研究中,既无陈旧阶级学说痕迹,更不受新式意识形态影响,只有出乎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没有体制的藩篱,也没有永远填不完的各类申请表格,恩师的研究只听凭自己孩子般的好奇心、一种对学术的纯粹童真、一种不服输的心态来召唤。
恩师素有三大梦想,一是黄岩调查,已顺利完成并在2004年前后出版相应作品;二是徽州调查,在2005年我很荣幸受邀参加,并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协助恩师完成定稿,然未及出版,恩师却撒手人寰;三是山西调查,已列好调查的详细计划及海内外的参与人员,此刻已成绝响!
恩师除却家藏数万卷古籍而蜚声中外,每位来京的海内外学者常以赴恩师家中一睹古藉为荣。此外,恩师还家藏四千余件明清以来的徽州私约。恩师希望以此为基础,到当地作针对性调查。这种学术思路,与此前的黄岩调查一以贯之:结合历史上的法律问题,对当代中国的某一区域作针对性调查,以论证其中的法律现象在历史上的流变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生命力。这种思路很好的贯通古今,使法律史单纯研究死去的制度变成研究具有现时生命力的规则,极富现实意义。2005年清明节刚过,我们一行十余人,即奔赴徽州。恩师命我与他分在一组,负责休宁县的民间私约与民间习惯调查,另两组分别由其它两位教授带头,调查徽州地区另外几个县。
在短短的十天里,恩师展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民间经费筹划能力以及极强的人际交往与公关能力。每到一个陌生的村庄,恩师能快速发现这个村庄的信息交汇点在何处,在和村民的交谈时,恩师很快就能从众多陌生人中,发现谁最有可能提供上手老契、族谱或正好有我们欲调查的民事习惯等有用信息。我们一组虽然在三组中生活最为节检、辛苦(一度我颇为羡慕另外两组借机游览了西递、黄山等名胜),但是,我们在调查旧契、家谱与分家析产等的民事习惯方面,却收获最大。在接下来的若干年,这为我重新深入思考传统法制提供了书斋里找不到的知识。
珍重感情讲究义气
恩师生命历程曲折而丰富。由于家庭出身原因,初中毕业即成为下乡知青,颠沛流离,文革结束前后,方回京读书,89年后,曾一度做服装生意,此后受邀至美国、法国等高等学府讲学。由于目睹过政治运动的无情,以及其间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恩师痛恨极左,痛恨贪官。曾在恩师所在小区,我亲眼目睹恩师怒骂一位无理停车的官员。与此同时,恩师却格外重视与旧友新知乃至普通民众的友情。
我们在徽州调查时,恰逢当地村民邀请一草台戏班演出黄梅戏,戏班因为村民要求少付一百元演出费而生争执,迟迟未出演。在两方相持不下之际,恩师主动赠送一百元给戏班,使演出得以顺利进行,令戏班感念不已。为我们提供调查信息的姚屠户家贫如洗,与老母相依为命。时虽届清明,然寒意袭人。在临别时,恩师特意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了一双鞋给姚屠户光脚的母亲。多年后,我与恩师等人在福口居一聚,席间,恩师与姚屠户话,姚屠户仍对恩师感激难忘。不仅如此,恩师还对雇来的面的司机关心有加,令小伙深受感动。在我们离开休宁时,小伙主动给我们每人送了一盒当地特产黄山毛锋。为了对在头一次徽州调查时提供帮助的一位朋友表达谢意,恩师特地驱车数十里去见他,并赠送刚刚出版的大作《被冷落的真实》。
多少年来,恩师纵横于拍卖法实务界、法律史学术界,在两个领域都做到了极致。然而,在两个领域同时攀上颠峰的代价是:这么多年来,恩师实在是太累了,太累了。平素没有锻炼,缺乏休息。在三尺讲坛,恩师谈笑风生、纵论古今,给无数学生或观众带来了知识愉悦与精神启迪,然而又有谁知道,讲座完毕之后他那一次次的疲惫不堪。在去年,我前往朝阳医院看望正在休养的恩师,探讨书稿的修订,恩师时显疲惫。在劝慰中,我知道,恩师终岁忙碌,只因乐在其中,实在无法停下脚步。直止辞世之际,恩师尚在出差之途,令人扼腕!
学生自觉愚钝,本非千里马,有幸遇伯乐,伯乐今别去,何处寻良师??唯愿恩师在天国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