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希望这个传言不是真的，而是以讹传讹，就像20世纪四十年代时，郑振铎先生在上海突然失踪，惹得朋友们担心不已；就像胡道静先生的「死讯」使柳亚子先生为之作悼文一样。我不想听到这样的传言，但它却是真的。田涛真的走了，这对我來说，真不敢相信。

    4月20日，深圳，中午在朋友的一个饭局上，「尚书吧」的主持人陈兄说：田涛走了。我一时竟没有听懂，楞住了，就问：什么意思？陈兄说：我当您已知道了呢，田涛已于前日在成都机场去世。说话间，他又取出手机，寻找更多更新的资讯。田涛去世的消息，在座闻者莫不深痛。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一位好兄弟。

    当晚回到广州，我一直寝食不安，脑海里尽是田涛及与他有关的事。田涛是一位坦率磊落的学者，是不设城府、堂堂正正的君子，我记得和田涛的第一次见面，是1995年，他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参观访问。大约是都对古籍善本有着莫名的感情，所以共同的话题很多，我们就藏书、编制善本书目、善本书志以及版本鉴定交換了意见，谈得很开心。有意思的是，那天中午，我们去哈佛广场的「燕京」歺馆午歺，路上，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叫我一声：「老弟」。我一听，就笑着问他：「田先生，您真比我大？」因为北方人个头大，有时看上去会与实际年龄差一截，反之我是南方人，体态偏弱，所以我断定田涛年龄不一定比我大，结果他报出的年龄比我小二岁。他笑着说：「哎哟，那我应该尊称您为老兄了。」这以后，他都称我为「沈兄」，而我则直呼他名。

    田涛对我的帮助很多，举一小例证之。我在十年前，曾做过一个题目，是写明代的书价，因为书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书价高低，影响文化传播之广度。明代书价情况，后人鲜有专题研究，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亦仅录有三例，均为第二手资料，能见到原钤在明代版本上的书价木记者极为难得。五十余年來，我仅在海外及台港等图书馆看到十余部，国内几乎未见，所以我想写一小文，对其时商品经济作些探索。我之前曾为在明代刻本上钤有书价木记事，请教过潘景郑先生、冀叔英先生和沈燮元先生，知道上海、北京、南京三个图书馆都未入藏这种钤有书价木记的明刻本。后來，我打了个电话给田涛，询问他有无见过此种木记。他告诉我，他藏有一部印谱，上面有书价。他的回答令我很激动，因为我一直认为国内此种木记太稀见了。三个星期后，我盼來了田涛兄寄來的复印件，果不其然，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他寄我的复印件是《考古正文印薮》五卷，明张学礼等辑。明万历十七年〔1589〕刻钤印本。这部书很难得，我曾见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有一部，但没有扉页。田涛所藏有扉页，刻「墨刷朱砂印，上白供单纸，宋笺壳衣，勣绫套，每部价银壹两贰钱」。又刻有：「历观先代诸家印谱，及我皇明诸世家所藏古印，惟武陵顾氏为犹富。隆庆辛未间，作谱廿冊传之。原印仅千余方，名曰《集古印谱》，亦一时奇观也。旋即增为七千有奇，未加校择，翻为木刻，更名《印薮》，海内始有鱼目混珠之叹矣。今予兹选，皆目及秦汉真文合于六义者，勒之铜石，印于越楮，与好古者共之。万历己丑春仲中和道人识。」田涛兄的善本藏书有数百部之多，其中不乏难得之本，而此《考古正文印薮》，正是奇特之稀见本，即此一帙，已如景星庆云矣。

    徽州文书是田涛收藏的特色，《田藏契约文书粹编》则是「田涛藏契」系列的一种，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从田涛收藏的大约五千余件契约文书中挑选出來的。田涛收集契约文书，始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那时的他已结束了近十年的「上山下乡」生活，一面在大学读书，一面在某家建筑公司做预算工作。那时，他结交了一些来自河北、山西等地的民工，这些民工朋友知道田涛喜好藏书，就从他们家乡寻觅「文革」浩劫残存的古籍，但所获甚少，于是搜集了一些买卖田亩房产的契约送给他，这就是田涛收集契约文书的开始。此后，田涛又亲自去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蒐集，并多有发现。他先后十余次从安徽的歙县、屯溪、休宁、黟县、祁门、绩溪，乃至后來划归江西的婺源收购，收藏的数量不断递增，竟有千余件之多，颇似贫儿渐富。这些文书始自明代天顺，迄至清代宣统，前后四百余年，其中甘塘洪氏编年契约最为珍贵，它集中了明代万历、天启、崇祯、弘光、隆武，至清康熙、雍正、乾隆共二百多年间八九代人的全部田宅文契，按年代抄录汇集，是研究者了解洪氏家族经济、社会关系的绝好见证。田涛是懂行的人，他不仅先他人涉足此领域，而且在众多收藏中披沙拣金，得宝连连，若以残破之皮相取，则失之交臂矣。

    《粹编》计三大冊，精装，其中收录最早的契约是明代永乐年间的两件，其第一、二冊为土地田宅买卖契约，共586件，第三冊收有拈阄分配的「阄书」、「分书」，以及民间的「遗嘱」、「典当」、「合伙」、「婚书」、「庚帖」、「礼单」、「摇会」、「合股」、「租赁」、「赠与」、「借据」、「行票」等，这些文书小到私人印章、指纹、花押、印花，大到中央部院、省、县、村、保甲各级钤印，都完整地保留，显示了文本的原貌。可以想像，要从所藏五千余件文书中去篩选、分类、整理，其工作量之大、之不易，更不要说由于这些契约保存情况较差，出版时的大量修复工作等事了，这是一个工程，所以田涛和他的几位同仁五易寒暑才将编辑工作基本告竣。

    我以为，将个人珍藏的文献不仅去作研究，而且编辑出版，化身千百，这并非仅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意识，这实在是一种精神。有道是：典籍流通，千古盛业，信今传后，夫岂易言！田涛并不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只是一位凡人，一位学者，一位教授，但他有思想，他想到的是物尽其用。一般来说，藏书家但知秘惜为藏，不知传布亦为藏。后來，田涛告诉我，《粹编》出版后，里面所收的文书全数捐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这又一次的「化私为公」，实在是对田涛高尚品格的最佳诠释。

    我留在美国家中的一本《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为田涛所赠，这是田涛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法兰西学院是法国最高学术机构，而隶属于这个学院的汉学研究所则是法国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研究所收藏的中国典籍较多，在欧洲颇有声誉，但对于国内研究者來说，却难知其详，更是不得其门而入。1997至2000年间，田涛三次赴法，为该所收藏善本撰写提要。《提要》是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计收140余部善本古籍，细读之下，不禁要为田涛击掌，因为《提要》中有些是国内未藏的罕见之本，如〔嘉靖〕《南丰浚仪赵氏族谱》不分卷，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著录，此书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在卷末刻有刻印工匠姓名和「光板人」、「装订人」姓名，这是研究中国印刷史的重要材料。又如《诸神谱》，收录了明清两代北京地区民间祭祀各种神仙图谱127幅。他还揭示了清初抄本《续金瓶梅》所用衬纸，是清康熙间纂修的《江宁府志》。

    后來田涛告诉我，他去法国写这本书志，什么工具书都没带，就带了我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版〕，他在《提要》前言中说：「一九九五年我曾访问过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的古籍专家沈津先生，当时见他案头积稿盈尺，知其是为编纂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题要。越四年，则收到沈津先生寄來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这部历时八年的精心之作，成为中外古籍研究的圭臬之一，也是我们此次编纂善本书目提要的主要参考工具书，尤其是对于明代版刻的一些考订，得益于此部著作甚多。」

    田涛有一本小书，叫《田说古籍》，薄薄的，才八万字，即使是卧游，花个把小时也能读完。我读《田说古籍》是当小说去看的，看他的收书经历，听他讲自己的故事，内容鲜活，生动而不做作，不像有的讲古籍版本的书，因为太多的人云亦云，十人一面，真知不多，「文抄公」似的抄來抄去，读者看得不舒服。记得有一天晚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的朋友请吃饭，在座的还有一位编辑，听说我饭后要去田涛家，而田涛又在饭店门口等我，就问我可不可以一起去。我当时很希望这位编辑能在《田说古籍》的基础上继续採访，加多内容，出一增订本。但此事不知何故没有进行下去。

    田涛还印过清高凤翰的《砚史笺释》，还和杨一凡合作主编了《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十卷本，收录了海内外各地稀见中国法律古籍文献57种，少数民族地方法规、习惯法、乡规民约、司法文书700余件。

    我去过田涛家几次，有一次，他献宝似的指着排列整齐的书柜，那里面都是清代各朝的《则例》，还有不少线装古籍。我以为，私家收藏《则例》如此有系统且数量如此之多，当无人望其项背。他问我想看点什么，说着就取出了一部明内府刻本，书名我不记得了，但印像很深的是那部书纸墨妍丽，新若未触手，所以我就说，一部司礼监本流出数百年，而护持慎密如此，不仅足佩，亦大所不易矣。田涛也有同感。我最想看的就是田涛藏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或是别人不曾注意的。于是他又拿了一本明末刻本的小类书给我看，那是他刚请修书师傅修好的书，书倒是冷名头，我说好，这部书难得。他说，查过一些善本书目，都没有著录。

    还有一次，在他家里看明代的讼状，真正的法律文献，极为难得，这也使我眼界大开。因为我的印象中民间老百姓手举讼纸告状，是得自电影、电视剧里的情景，小民呼天抢地的一声「青天大老爷」，于是一纸诉状呈上。但我从未见过这种已经拓裱了一层的大张长方形的原件，格式是印好的蓝字，黑字是填上去的。原來田涛所藏得自浙江兰溪市，因为台风，使乡下祠堂损毁，由此发现祠堂内墙的夹层，而数十张明代讼状亦破土而出，重见天日。田涛在浙江有不少眼线，卧底四方，供给他有价值的旧书文献「情报」。田涛告诉我，他在得知「情报」后直接赶去兰溪，验过原件后立马买下带回北京。

    我记得，第一次去北京看他，他请我吃的是饺子，他专门开车去一个很大的饺子馆，几十种不同的饺子任选，我当时还想，这样规模的饺子馆，不仅美国没有，在上海我也没有见过。那次他还叫上了宋平生來作陪。有意思的是，他陪我逛琉璃厂，我们似乎是先去了马未都的店里坐了会儿，去其他店铺时，竟有很多店主和他打招呼，十分热情。我说你人缘真好，他答说，前一阵子，他时常在电视台做节目，收视率不低，看的人多。我开玩笑说：你怎么变成了明星了？他说，电视台一时找不到人，拿他來充数了。

    我和田涛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去年的一月，我从上海飞去北京，他接到我的电话就问：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北京，他说太好了，我现在天津办事，今晚就赶回來。第二天上午九时，我如约赶至他家。他说十分钟前就到楼下等着了。这就是田涛的待友之道。那天是2012年1月10号，同去的还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何林夏社长，文献分社雷回兴社长和社科分社汤文辉社长。那天，田涛将他收集的徽州文书拿出来，请大家鉴赏。只见他从客厅后的一间屋子里搬來一只皮箱，后来又从另一角落里「踢」出一只皮箱，里面是放得满滿的未裱的文书。后來汤社长对我说，田老师家藏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汤社长日记〔前几天汤发给我的邮件〕载：「田老师表示，我们既然是沈老师的朋友，可以常来。我亦提到将同梁治平、王人博等做一套法学方面的书。得田老师赠送书一本，《接触与碰撞----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何社长及回兴亦得赠书。沈先生与田先生互相签赠图书。沈先生突然找不到老花眼镜，后来田先生发现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我惊奇道：原来两位老师的眼镜是可以互换的啊？何社长答道：老花镜就可以。其后签字时，田先生又从桌上拿起沈先生眼镜，用完折叠好就往衬衣口袋一放，沈先生连忙提醒：“那是我的！”大家一时大笑。」「我用 ipad拍摄的照片若干，我们几个人，都在其中了。中有一幅沈先生与田先生互相签名赠书的照片，弥足珍贵。田先生已经驾鹤西去，这些影像文字，就是留给我们的念想了。」

    云天远隔，万水千山。我在今年春节前还打过一个越洋电话给他，问候他并提前拜个年，他只说最近很忙，有很多事要做。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和他之间最后一次通话。在我印象中，和大洋彼岸的田涛并没有见过几次面，甚至没有拍过什么合影，但似乎已是很熟的朋友了，我们之间没有客套，谈话也是直截了当地进入主题。他偶尔有信给我，而我也只是打电话问候或请教他什么问题而已。

    真的是盛会不常，知音难得，追念前游，宛如梦境。田涛走得太快了，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有许多话要对朋友说，就像他撰写的《最后的书香门第》还未竣稿一般。我希望「田涛」这个名字，不要轻易被人们忘却，因为正是他在法学上的实践与贡献，以及他的收藏，才成就了他曾经的辉煌，也留给后人有用的「遗产」。可惜的是，他没有能继续他的事业，续写新的篇章，这是他所有的朋友最为遗憾的。            

    田涛走好。

                                                      2013/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