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康斋
发布时间：2011-06-27 16:36:27
发布人：
崇仁学人
公历11月底的江南初冬，还是如秋一样温暖气爽。上午，我们站在康斋先生墓前的时候，研究会及当地乡政府、村委陪同的几乎所有人，都静静地扫视着眼前的一切。墓正前方伸延十数里之山丘村野皆在视线中，宝水河一泓大弯，蜿蜒而至及足下后，缓缓北去；河岸葱郁翠竹、银白沙滩、村落袅袅炊烟、宽阔河面倒映蓝天流云，悉数美景，尽收眼底；风声、水声余音交响。
退去外衣，挽在手臂，舒缓地做一次深呼吸：多美的一方水土啊！
明儒吴与弼墓位于崇仁县六家桥乡曹坊熊家村西南高地上。是抚州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墓葬直径约2米，封土高仅约1.5米，冢前墓碑为红石质地，书“明吴康斋公墓”，并有“皇清光绪七年辛巳”和“系下裔孙”等字样，是清朝光绪七年吴与弼后裔重立的墓碑，立者未署具体名，想必应是先生后裔中某一群共立的。康斋先生墓原碑和墓原有的规模、气势我们已经无缘目睹了。
墓前20多米处立“望碑”两方，麻石质，一镌“大明理学名儒吴康斋先生墓”，为“巡抚侍郎兼佥都御史滁州后学胡松题”，时间为嘉靖壬戍年（1562）。胡松（1503－1566），字汝茂，号柏泉，南直隶滁州（今安徽滁县）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知东平州。嘉靖三十五年，起陕西参政，分守平凉，条陈严保甲、均赋税、置常平、简伉健数事。三迁至江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奏设南昌、南丰、万安三营，遣将镇压农民起义，进兵部右侍郎巡抚江西。后召理部事，进左侍郎，改吏部，迁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终代郭朴为吏部尚书。胡松洁己好修，富经术，郁然有声望。嘉靖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卒于官，年六十四，有《滁州志》、《唐宋元名表》、《胡恭肃集》等。根据此资料，此望碑题写时间约在康斋先生逝后80余年。一镌“聘君吴康斋先生墓”。题者只有“后学孟齐刘”几字可辨，暂无考。
吴与弼一生以讲授理学为己任，竭力传播他的理学思想，在当时，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不轻于著述，常叹社会文风不正，笺注之繁，无益有害。由于他已成为儒家高行，举国仰慕，省郡交荐之，他终不就：正统十一年（1446），由山西佥事何自学荐举入朝，后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也一再荐举，他都谢绝不出。景泰七年（1456），御史陈述又荐举他入阁讲学，帝下诏江西巡抚韩雍前往礼请，他又辞谢不出。在中国数千年“学而优则仕”的大氛围中，康斋先生从正统到天顺数十年坚辞官位，不论是在当时，还是于现代的中国，都是让人感慨万分的。
最后一次辞官位是在天顺初，吴与弼已年近古稀，英宗亲遣曹隆至崇仁聘之，《明天顺元年事记》载：“壬寅，徵江西处士吴与弼”。他不得已应召到了京师，英宗甚为喜悦，问李文达：“当以何官官与弼？”文达说：“今东官讲学，需老成儒者，司其辅导，宜莫如与弼”。英宗传谕，召对“文华殿”，说：“闻高义久矣，特聘卿来，烦辅东宫！”与弼婉言辞谢，曰：“臣少贱多病，杜迹山林，本无商行，徒以声闻过情，误尘荐牍，圣明过听，束帛丘园，臣实内愧，力疾谢命，不能供职”。英宗再三挽留，“官僚悠闲，不必固辞”。并联赐文币酒牢，送之馆舍。吴与弼三辞官位，不得命，称病笃不起。《明天顺二年事记》载：“五月壬寅，授处士吴与弼左谕德，辞不拜，寻送还乡。”天顺元年十月至次年五月，英宗皇帝留了康斋先生足足七个月，最后，见其辞职心坚，无可奈何，以禄终身、遣王惟善送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宗皇帝为吴与弼辞官还乡下了一道圣旨，圣旨曰：“……特遣行人赍奉书币造庐征聘，尔乃惠然肯来，甚慰朕怀，欲烦辅导东宫，特授春坊谕德；尔以衰老固辞，朕坚意不允……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于是特允所辞……乃遣行人送还故里，赐以银币……复命有司月给廪米二石，以资供瞻……以度遐龄……。”从派人提着礼品上门恭请，肯到京城来，皇帝非常高兴，在征求了首辅李贤意见后，请康斋先生作太子的老师，康斋先生不做，皇帝不准，一定要他做，最终以康斋先生的“固辞”，半年多后同意送他回乡，并旨意由官府提供食用。圣旨几乎简要叙述了聘吴与弼先生入京及送归故里的整个过程。这样的圣旨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怕是极少的，而康斋先生作为布衣，以其才学高行，得到皇帝如此礼遇，历史上亦恐是凤毛麟角了。
康斋先生回归故里以后，有人问他不出任的原因，他示之诗曰：“琴到无弦识者稀，人生惟有一钟期。几回拟古阳春调，月满虚堂下指迟”。他常道：“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看来，康斋先生是有辅国安民的抱负的，只是认为当时社会政治昏庸，宦官弄权，释者邪说，就是做官也无法根治这个社会病态。但他在离开京城前，还是给英宗皇帝上呈了《封事十条》：“崇圣志、广圣学、隆圣德、子庶民、谨命令、敦教化、清百僚、齐庶政、广言路、君相一德同心。”词语恳切，获英宗嘉许。
这次拜谒康斋先生墓，一行人有幸在店下村亲眼目睹英宗皇帝给吴与弼的圣旨原件。这件圣旨原件现在是当地吴氏宗族的宝物，由吴与弼第34代嫡孙吴地发先生珍藏。圣旨原件为一卷轴，全长约130厘米，宽约55厘米，由一直径约15厘米、长约80厘米的竹筒装置，竹筒外表有漆画祥云和腾龙，色迹清晰，几乎完好如初，吴先生说筒盖曾在70年前因逃避日军残害，丢失了，后凭记忆仿做了一个，甚是合用。吴氏族人表示，如建立康斋先生纪念馆，愿献此物以展示世人。
康斋先生一生于理学笔志不渝，刻苦奋励，七十年如一日，虽生活清贫，躬耕自食，然淡泊自乐。康斋强调磨励自家身心，“寻向上工夫”，发展了朱熹的心体说，期在“得圣人之心精”，他的思想开了明朝心学一派的先河，也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下移的发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把吴与弼列为卷首，并认为吴与弼虽然“一禀宋人成说”，但心学家陈献章出其门下，其后又有王阳明，心学大盛，“吁戏！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这让我想到了现代的一句名言：一个国家的发展，早在小学一年级的讲坛上就确定了。一年级的老师，其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都是与官员无法类比的，但如果优秀的一年级老师都去做了官，那，会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吴与弼开心学之端，经陈献章而到王阳明，蔚为大流。黄宗羲正确指出了吴与弼在理学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桐园三尺聘君坟，犹有门人为扫云。此日英灵应识我，斯文风气莫如君。吟残老杜诗千首，看破伊川易几分。未了平生端的事，九原风露倍酸辛。”《过康斋吴与弼先生墓》——陈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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