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北大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学术重镇，终于承认胡适，这象征着北大终于准备诚实地承认自己是从哪儿走过来;更广泛地看，也象征着“民国学术”已逼近在大陆被全面承认，二十世纪前后两个时代的思想、学术、文化的和解过程大体接近完成。

　　当代中国思想、学术创造的出发点在哪儿?今人既无由体认古典，照抄西方又未免无聊，唯一的立足点就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形成的现代中国思想学术传统，已融汇中体西学的新学统。

　　提起胡适，人们必会联想到北京大学。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成就其思想、文化的伟业时，即任教于北大，后又长期任教于北大文学院。自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8年底，胡适又曾担任北大校长三年。在历任校长中，他的大名恐怕仅次于蔡元培先生。所以，离开北大，胡适的生命就缺失了一大半;而离开了胡适，北大的光彩也必减少一大截。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今日北大却几无踪影可寻。比如，偌大北大校园内，没有胡适先生的雕像。人们只能在北大图书馆南门入口右墙浮雕群像最后一排，看到两巴掌大的胡适身影。有人曾热心提议承担经费在北大为胡适塑像，但被学校当局婉拒。

　　这情形终于有所改变。借着北大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之机，胡适已登上北大的大雅之堂。北大中文系以胡适冠名，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据5月13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报道，5月中旬,哈佛大学汉学教授宇文所安将作为“胡适人文讲座”的首位受邀学者,赴北大开讲。北大中文系高级讲座的第一个受邀学者却是外国人，虽有点奇怪，但北大的光荣——胡适先生——毕竟可以从正门回北大了。

　　其实，时至今日，北大再拒绝胡适先生只能显得滑稽。关于胡适，过去二十年间，学术界、民间的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学毕业生，几乎无人不识胡适之，而知胡者也是拥胡者，接受他的观点，钦敬他的美德，向往他那挥洒的生命形态。在胡适被污名的时候，北大自然可以躲避胡适。当胡适已成为受人赞誉的精神、文化的象征二十多年后，当普通北大人也以胡适为荣后，北大当局再拒绝胡适，只能让北大看起来像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现在，北大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学术重镇，终于承认胡适，这象征着北大终于准备诚实地承认自己是从哪儿走过来;更广泛地看，也象征着“民国学术”已逼近在大陆被全面承认，二十世纪前后两个时代的思想、学术、文化的和解过程大体接近完成。

　　二十世纪上半期，具体地说，就是从胡适时代开始的一二十年，乃是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最具创造性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先天、后天优势是后世难望其项背的。彼时现代社会正在建立之中，中学之根尚未中断。后来成名的学者大多成长于传统社会中，对古典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有亲切体认。另一方面，彼时中西交流极为便利，这些学者多有负笈留学欧美日名校的经历。如此成长经历，注定了他们的心智极为开阔，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会通中西。

　　他们确实成就了一番大思想、大学问，不光开中学风气之先，更能获得西方学界承认。在笔者略微熟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陈寅恪、钱穆先生的史学，张君劢、吴经熊先生的宪法学，金岳霖、冯友兰先生关于“道”的哲学，费孝通先生的乡村社会学，张奚若、钱端升先生的政治学，萧公权先生的政治思想史，瞿同祖先生的法律社会学，钱钟书先生的文学批评等等，均具有典范意义。

　　可以说，这批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者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范式”。它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对西方的照搬。它与中国传统保持着内在的联系，对西方传统则进行了消化、转换。中国传统学术追求贯通的意识与西方现代学术之深度思考相互融合，中国传统学术经世致用的倾向与西方学术的专业化彼此会通，甚至中国古典语文之典雅与西文表达之精准，也融合成一种特殊的思想、学术语言表达范式。这些思想、学术、语言范式，乃是“中体西学、资相循诱”的产物——而这恐怕是中国生产自己的现代思想、文化的最可取进路，此乃现代中国之正宗“学统”。

　　后来的学者就没有这一两代学者幸运了：中学传统断裂，国人只知西学，而不知《论语》、《尚书》;学者对古典缺乏切身体认，也很难具有中西沟通的意识。不过，大师们既已承先启后，奠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传统，后学只要沿着这些榛莽初辟的通路前行，即可以现代之我为本，上达古典，旁通西学，中国思想、学术的生命自可壮大。

　　可惜，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大陆思想、学术与旧时代坚决决裂，陈寅恪、萧公权、瞿同祖那一辈学者创造的现代中国学术范式无人接续，被刻意遗忘，人们不能了解它，更不得接受它。他们本人和弟子们反而被迫清洗头脑，接受另外一套话语和思想范式。而这套范式具有高度的封闭性，缺乏再生产的潜力。在这种贫瘠的土壤上成长出来的当代中国思想学术，既无古典根柢，又无现代内涵，恰一似孤魂野鬼。直到今天，坊间也多是野狐禅。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强加在人们心灵的外在禁锢逐渐放松，人们很自然地寻找能够餍足饥渴心灵的思想、学术、文化产品。学界目光先是转向五六十年代，随后转向国外时髦，最后才聚焦于二十世纪上半期。九十年代以来，学术、思想、文化界最为重要的现象，恐怕就是“民国学术”重新进入大陆学术场域。

　　最早，胡适、钱钟书、陈寅恪、周作人、张中行、季羡林、张爱玲等人开始流行，他们都是民国的“孤儿”和“遗腹子”。从他们的文字、思想、学术中，人们发现了一个既熟悉又有点陌生，因而充满诱惑力的世界。这些文化人物已经成为流行明星。陈寅恪、钱穆先生的著作被成套印刷，广泛售卖。连带着，在海外或港台接续了这个传统的牟宗三、唐君毅的第三期儒学，余英时、林毓生的史学，也成为大陆思想、学术界仰赖的权威。大量不那么有名但同样重要的著述，也登上学者书桌。刘梦溪先生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上海书店更是影印出版了上千种民国学术著作。近几年来，数家出版社甚至把民国学术经典当作通俗读物推出。

　　随着这些人物与著作的重新发现与广泛浸灌，当代大陆学界以及具有一定文化意识的普通民众，初步接上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现代思想、学术与文化传统。胡适先生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自不用说，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新儒家，在思想、哲学领域已成为主流范式，人们已经普遍承认梁漱溟、熊十力乃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已被当作解释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范式，等等。今日中国较为可观的思想、学术，通常扎根于两个源头，要么是西方，要么是民国。相对来说，扎根于后者的思想、学术更为健全，因为这个传统本身已把现代与中国融于一体。

　　不过，现代学术的回归，如同胡适的回家一样，依然面临着某些看不见但顽固的阻力。比如，今日学术界已可自如对接民国学术传统，如数自家珍宝，不过，这些杰出的思想、学术文化却无法进入面向学生、普通民众的教育体系中。由此，在当今人文社会研究圈与大众文化圈之间，形成相当严重的隔阂，双方的话语体系甚至也不相同。这种现象是史上罕见的，而结构上的隔阂正是历史性隔阂造成的。

　　该是克服思想、学术、文化之历史性隔阂的时候了。当代中国思想、学术当然应当从现代思想、学术中来，在后者的基础上生发，此乃事物之自然。不管基于何种理由，都不能截断时间之流。刻意截断的结果是，人们丧失了关于自身的完整记忆，而无从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具体到思想学术领域，刻意遗忘、遮蔽二十世纪上半期学统的结果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学术被迫从头开始;八十年代后，又从头开始。如此反复，实乃国人智力、创造性的大浪费，且难免种种精神分裂症状的纠缠。

　　人人都期待今日中国实现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的前提是思想、学术具备高度创造性。但是，任何创造都不可能凭空进行，而须有其根基、出发点、范式、传统。那么，当代中国思想、学术创造的出发点在哪儿?今人既无由体认古典，照抄西方又未免无聊，唯一的立足点就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形成的现代中国思想学术传统，已融汇中体西学的新学统。为此，学者及学术领导人士，当打破横亘在心头的理念和历史纠结，实现文化和解。胡适应当回家，陈寅恪、钱穆、余英时都应当堂堂正正地回家;反过来，通过体认他们，我们也能找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