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伟大的文人，很可惜自己直到现在才了解他。

　　胡适的才，就不必说了，他在中国文化革新中的地位已经为世人所公认。但是他所具有一个真正文人的品德，确是着实让我敬佩不已的。

　　文人，当首先不屈从于政治权力。一个文人即使再有才，却因为利欲熏心而屈从于政治权力，失去了精神先驱的独立性，沦落为御用文人，这样的文人是可悲的。所以说，郭沫若是可悲的。而现在在网上因捐款之事被网友恶评的余大文人也是可悲的。胡适，他自始自终都是独立的。尽管蒋介石很看重他，但是他也能保持已见，当面批评蒋介石的独裁、不民主。这种品德，是一个文人最重要的品德，不具备的人，文才再高，他在历史上的光辉也是有限的。

　　文人，当不畏世俗的压力。胡适因接到末代皇帝溥仪的邀请，前往皇宫做客，受到媒体的批评。他非常大方的在报纸上坦承这件事，说明是从人文的角度上去看待溥仪这样一个年轻人，溥仪很寂寞，对外面的世界感觉很新奇。当时也许只有他，是把溥仪当作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来看待。当军队逼近皇宫，违反当初与皇族签订的协议，强制溥仪等人搬出时，只有胡适站出来，强烈的批评这种撕毁协议的行为，既不诚信也不宽容。他的行为，直接把他从一个青年、民众的爱戴者，变成众人唾骂的文人。即使这样，他也并不后悔。今天，我们重新来反思这件事，正是胡适所反对的不诚信、不宽容直接将溥仪推给了日本人，给了满洲伪政府成立的机会。

　　生活中的胡适，恰恰相反，他似乎是柔弱的。他英俊多才，却屈从于自己的母亲，迎娶了并不美丽，也没有文化，比他年纪稍长，甚至还裹小脚的江东秀。当然，他也想过逃避，也想过不从，但是在他母亲看来，与此女子结婚就是他做儿子的最大孝道。他不想打击母亲，也不想伤害等待了近十年的未婚妻，于是他选择了屈从。他曾经提出过离婚，因为此时他遇到他所真正钟爱的女子。但是江东秀激烈反对，甚至要胁自杀和杀掉两个孩子。他又不得不屈从了他的妻子，离开了他所爱的情人。当时的文人多以反对封建婚姻为荣，很多都与原配离婚，重新选择受过教育的年轻女子。比如鲁迅，称其原配夫人，说是母亲娶的媳妇。除了将要洗的衣服丢给她，不与她有任何夫妻之实。从这点来看，胡适的性格中其实是有着很重的为他人着想的成分，即使不得不委屈自己。

　　胡适还经常接济一些年轻的读书人。而他的这种接济是不计代价，不要求任何回报的。他通常是几百美金、几百美金这样的出手，可以说倾其所有。所以，很多在国外留学的人，遇到经济上的困难，都会写信向他求助。他不论熟识与否，均给予丰厚的资助金。林语堂出国留学时，北大答应给他的留学资助没有到帐，他打电报告急。结果是胡适给他一次性寄去两千美金的生活费，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十六万。林语堂回国后，去感谢北大校长，才知道根本没有北大汇款一事。胡适虽然当年薪水高，但也并不是什么大富之人，晚年因为积蓄不多，也数次陷入窘境，但他在资助学子上，却是极为慷慨。胡适对青年学子的仁义之德，可见一斑。

　　胡适与陈独秀，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胡适温文尔雅，易与人相处，而陈独秀却性格火暴，不太受人欢迎。胡适主张思想教育先行，逐渐改变国人的认识，以渐进、不暴力、不流血的方式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所以他终其一生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人“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而陈独秀主张暴力革命，先打到旧的政权，才可以改变中国。两个人性格、观点几乎是截然相反，但是很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却终其一生的保持了相当好的友谊关系。陈独秀数次入狱，都是胡适多番周旋，尽全力营救。胡适与陈独秀在争论观点之时，双方往往是各持已见，互不相让，胡适甚至有一次拍桌而起，拂袖而去。但是这样的争论也并未影响到他们的友谊。只有一次，陈独秀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派人烧了一家发表反对共产主义言论的报馆，胡适知道后非常愤怒，打电话质问陈独秀，陈独秀竟然说“活该”。这句话大大的刺激了胡适，之后他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道，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而你领导的下人烧掉报馆，剥夺他人的言论权，你竟然说“活该”。可见我们的友谊也很难进行下去了。这次，两人的友谊因此事受到考验。陈独秀后期，因目睹苏联斯大林统治的黑暗，开始反思暴力共产革命的前途，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也因此而受到共产党内部的排挤，被冠以投降主义的帽子，被开除共产党籍，之后又被国民党逮捕，开始了他穷困潦倒之路。但是胡适却在陈独秀待审期间，发表演说《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赞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劳和他一往无前的精神，更对他结合文学革命从事政治革命的实绩作出肯定评价，可谓是雪中送炭。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刊出傅斯年的《陈独秀案》，公开为陈独秀辩护。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品德，由此可见。

　　最后引用胡适给陈独秀信中的一段话，值得反复咀嚼：

　　“你我曾共同发表过《争自由》宣言。争自由的惟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

　　我知道你们主张阶级专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胡适，一个真正伟大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他象一块美玉，终究会绽放出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