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潮”的代言人胡适

　　山门外摆摊的老头子，

　　拿着两大杆密密累累的桂花，

　　一大早来敲我的房门，

　　喊道：“胡先生，桂花开了!”

　　我接过这样热诚地送来的礼物，

　　我感谢他带来这样可喜的消息。

　　前天出门还没留意到那些细小的花苞，

　　想不到今天便满山都是桂花香了!

　　……

　　1923年9月29日，胡适写下了这首《烟霞洞杂诗之一》。每次到烟霞洞，我总是会想起胡适，想起他的《山中日记》，那段“神仙”生涯已永留在他飘逝的梦中。那年10月3日，在离开烟霞洞的前夜，胡适辗转难眠，在日记中说：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10月6日，他在上海忆及杭州的日子，写诗一首，记下了游玩花坞、西溪路上看到的“竹叶青”(靛青花)之美。当月19日，他在离开2周后又重回杭州，住在里西湖边上的新新旅馆，尽情地玩了半个月，荡舟湖中，爬葛岭，登初阳台，吃“楼外楼”，重游西溪，看西湖日出，到湖心亭看月，枕在徐志摩身上唱诗高谈。他说，湖上，自己最爱的是平湖秋月，湖边最爱的是葛岭。10月30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之后的二十几年中，他有很多重来杭州的机会，直到1948年10月20日，他最后一次来杭州，到浙大演讲，这才是真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来去匆匆，他竟没有为永别而感慨一番。

　　胡适在西子湖畔留下的身影、声音已如晨雾暮霭般远去，但他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播撒的种子，如同他喜欢的《圣经》中的这句话：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胡适其人，历史将留下怎样的一段空白，将会有怎样的一种遗憾。胡适生前温文尔雅，即使是批评北洋军阀、国民党当局的尖锐言论，也不是怒目金刚式的，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生平教书、演讲、做学术、写时评、钻故纸堆，但他留下的影响在20世纪却只有少数几人可以与他比肩。

　　1953年1月17日，举国上下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王若水等纷纷操笔上阵，批胡文章漫天飞舞。有记者在美国访问胡适本人：“你对这个批判运动怎么看?为什么中国大陆把你定为反动思想?你这个敌对思想是什么思想?”胡适想了一下回答说：“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就反对独断，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些话就是他所理解和倡导的新思潮，他曾经是“五四”新思潮最重要的代言人、解释者。1923年6月22日，他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写《一师毒案感言》中说得明白：

　　“新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度。

　　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曾拿出来给叶公超看，说自己想写一篇总答复，叶公超劝他不必，“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1948年，在南京的一个私人场合，钱昌照当面问胡适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这样回答：“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1949年，钱到北京，曾把这些话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周恩来说：“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

　　这些对话记在《钱昌照回忆录》当中。

　　大陆发起批评胡适的运动，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响，其实毛泽东也很清楚胡适不是一无是处。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中回忆，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转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页)

　　用不着等到21世纪，胡适的形象就开始恢复，“胡学”也渐成显学，李慎之生前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

　　胡适常常感叹自己书生的“天真”。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我常望胡适能够像他30年前一样，成功卓越地领导一场在自由与民主基础上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胡也表示，战后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华回归到与他相宜的学术领域，对此他后悔莫及。”时间已经不等胡适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但他播下的那些小小的种子没有在大地上灭绝，春风吹过，又会复活。

　　多少年后，人们蓦然回首，胡适还微笑着，站在历史中。

　　讲演浙大

　　1948年10月18日，胡适在离开大陆之前应竺可桢之邀到了杭州，下榻在里西湖边的新新旅馆。他俩同为庚子赔款余额的留美学生，分别做了南北两个大学的校长。胡适此来杭州，故地重游，也许他没想到这是最后的一次。19日是个雨天，他在雨中游西湖，然后到浙大访竺可桢，见到竺夫人陈汲等人。竺可桢约他20日中午在家里吃饭，因为其夫人多次说要在家里招待胡适。

　　10月20日上午，杭州天晴，胡适雇小船在西湖上荡了一会儿，再到孤山纪念林启的“林社”，去看辅佐林启办学的高啸桐遗像。在竺可桢家吃中饭时作陪的还有苏步青、阮毅成等人。下午二点钟，他在浙大体育馆讲“自由主义”。这是他自己在日记中记的。虽有浙大学生唐为根后来回忆，胡适在浙大大礼堂讲话，由于讲话“不得人心”，“台下学生不断地出现哄声四起”。但第二天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报道：“胡先生谈笑风生，记取古今中外诗文史事，如数家珍，杂以诙谑，亦谐亦庄，听之如饮醇醪。凡历一时有半，掌鸣有如春雷声中而毕。”(转引自段怀清《胡适1948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8月上半月期，75页)如果说校刊说的是客气话，不可完全采信，那么竺可桢当天的私人日记则是可信的，那天听讲的浙大师生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着听讲的，“但终一小时二十分，鲜有退者，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适之小余一岁，近来人甚肥硕，但演讲时已汗流浃背矣，因下午相当热也。”他从二点一直讲到三点廿分，演讲结束，回到校长办公室稍坐，即由竺夫人陈汲亲自送往车站，乘四点的快车回上海。胡适对此次演讲印象深刻，直到1961年12月30日，离世前不久，吃晚饭时他还和秘书胡颂平说起竺可桢的第二个太太是陈源的妹妹，“这位陈小姐，面孔圆圆的，长得很甜。我的太太对我说，如果她死了，她劝我娶这位陈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对她的喜欢。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

　　这次讲演没有发现完整的记录稿，竺可桢日记只记下大致的内容，胡适说自由主义为中国固有产物，明代浙江余姚出生的三位大师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都提倡自由主义，东汉王充也是自由主义。但他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缺乏政治的自由，而且缺少容忍的精神，所以自由终不能达到，人民也没能得到解放。

　　好在10月21日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留下了较为详细的报道，确切的讲题是《自由主义与中国》，胡适说：

　　……本人向所提倡，皆在解决问题，非讲主义，今此虽道主义，仍在问题索解。自由为义，在于由自，我国盖有悠久之传统。在希腊为自由为字，亦同中国，兼有名词动词两用。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自衣食住行以至思想信仰，皆求自由作主，不须仰人。浙大三馆，纪念阳明、黎洲、舜水三先生。阳明之反朱子，黎洲明夷待访之录，与舜水去国，老死日本，皆争自由之表现。东汉，上虞王充(仲任)当神权之世，撰《论衡》八十余篇，一言以蔽之曰：“疾虚妄”，亦皆在求自由。综之，中国史中，自老庄孔墨，中经阮籍、嵇康、范缜、韩愈，以逮宋明诸儒，为争自由而仗义执言，虽一人而往矣，精神皆至伟大。所惜者已往贤哲，过于漠视政治自由，遂致虽倡君主无为之治，而无术以致之。西洋史中，有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者，去今不过百年，为政治自由，树之范畴，于今世界受其利，一曰代议制度，一曰成文而可修宪法，一曰不记名投票。此虽浅近之论，而古今中外之人，忽之久矣。得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而明之，自由之义，得以大彰。抑即在美，访即夙昔尝著自由历史之教师者，行年八八十，谓除自由之外，近更得一字，其重要相若，斯曰容忍(tolerance)。而当今之世，实自由与不自由之争，容忍与不容忍之争。浙大于阳明、黎洲、舜水争自由传统之精神下，对此当前重大问题，应三思之……

　　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

　　在后人眼中，徐志摩常常只是一个浪漫的诗人，而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比他的诗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比他的散文更重要的，却正是他的那种性格、热情，他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层面，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最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一个人。有些人不喜欢他，认为他“肉麻”，鲁迅甚至骂他是“流氓”。但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叶公超认为“胡适之跟徐志摩完全是两种人。适之自然淳厚、冷静幽默，志摩却是风趣爽快，全然追求‘美与爱与自由’的性格。”胡适的《追悼志摩》一文引用叶公超评价徐志摩的另一些话，说徐志摩真正领略到了人生的趣味，短暂的一生都“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是爱一切生活的人”，“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他那本性的纯真似乎总不容他去追究人家的罪恶。”这确是知人之论，如果不是徐志摩的热心奔走，整天呼朋唤友，还不知道“新月社”会不会聚起那么多欧美留学回来的年轻知识分子，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等都是一回国就参加了“新月社”。新月书店的诞生，也是他奔走最力。叶公超说过：“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为团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所以梁实秋有一句话：“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徐志摩的性格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他们办《语丝》，他不识好歹就去投稿，当然登不出来，还被鲁迅在文章里嘲讽了一番。1925年，《晨报》主笔陈博生邀他接编《晨报副刊》，特意设宴，邀请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改良副刊的办法，张奚若开口便说：“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随后，还写了一篇短文《副刊殃》给《晨报副刊》，其中说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徐志摩一样照登不误，而且配了一段长长的编者按，说张奚若“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其身体、品行、意志、说话都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这是徐志摩的本色，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气质，可以说他是英美教育结出的果子。他于1897年生在浙江海宁，从1918年起，徐志摩就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之后他又先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剑桥就是他诗中美丽绝伦的“康桥”。剑桥岁月对诗人徐志摩一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在留下《再别康桥》一诗后，他于1922年8月起程回国。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外情，从离婚到结婚乃至婚后，都曾闹得沸沸扬扬，颇遭舆论厚非，也为一些亲友所不理解。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本来想请胡适做证婚人，胡太太气得不得了，当着叶公超的面就骂胡适。再加上胡适7月份就要出国，所以他出面再三请求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做证婚人。为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事，胡太太一天到晚骂胡适。有一次叶公超在胡适家里，她又当面骂胡适，骂《新月》的这些人，用很粗的话骂，骂得他们都不说话。她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胡适好几次和叶公超谈起陆小曼的事，“觉得徐志摩不应该这样放任自己的去追求陆小曼。”

　　了解徐志摩的人都知道，“其实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颓废，在几年之内他发表了许多的著作，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戏剧、有翻译，在语言文字上更独树风格，是一般人难望其项背的。”(叶公超语)这一点，我们哪怕读一则当年他在《晨报副刊》为青年沈从文作品写的“编者按”就够了：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缣缣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最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问世，发刊词出自徐志摩的手笔，那时(1928、1929年之际)“新月派”的那批朋友云集上海，几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饭局，每次两桌，经常参加的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张滋闿、叶公超，这大约就是《新月》的基本阵营。“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欢喜不置，他从不谈文学，谈的都是吃、穿、头发、玩……”，徐志摩爱神聊，上天下地聊。叶公超记得，1927年之后，徐志摩在光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见面的机会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个通宵，“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版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1923年10月13日的徐志摩日记中记着他和胡适的聊天，也是无所不谈，“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

　　——节选自俺编辑的新书《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