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一生致力于学术和文化的进步、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民族的尊荣和人类的幸福，受到世人的景仰。同时，作为留学归国不久即成为公众人物的胡适，一生广交友朋，上至国家元首，下至街头小贩，他们无一不被胡适的交际魅力所感染。

　　乐善好施，不求回报

　　吴晗是胡适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的学生。后来吴晗到了北平，希望胡适出面斡旋，不经考试直接转入北大。对此，胡适告诉吴晗：“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如果你考取了北大无钱入学，我一定会想办法。”后来，吴晗去了清华。胡适不仅给了他40元钱，还给清华的代校长翁文灏写信，使吴晗有机会半工半读。

　　胡适不仅给人以经济上的资助，有时一句话也能使人得到鼓舞。面对吴晗不想通过考试直接转入北大的想法，胡适用“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及时而又适度地提醒了吴晗，并承诺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不仅使其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又可无所顾虑地做学问。

　　1920年，在美国留学的林语堂，生活费不够了，便想到了在北大教书的胡适。他深知经常资助别人的胡适并不富裕，特意在电报中注明：“能够由尊兄作保向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不久，他收到了胡适如数汇来的钱，并说钱是北大给他的“预支款”。后来，林语堂又向胡适借贷了1000美元。当林语堂回国后找到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致谢并确定还款日期时，才从蒋处得知，北大没有资助他，这些钱是胡适夫妇节衣缩食，东挪西借筹到的!

　　胡适一生助人无数，从不计较回报。面对林语堂的求助，他不仅借以巨款，还为了安抚林语堂的愧疚心情，假以北大“预支款”的理由，使得林语堂能在异国安心读书。胡适的助人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为助人而助人。他就是这样一位经常雪中送炭的善人，很多人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也就不足为奇了。

　　宽容大度，以直报怨

　　林琴南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他年轻时曾积极主张推行“新政”，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却成了胡适的对头，甚至在他的小说中影射辱骂胡适等人。然而，在他1924年去世后，胡适专门写文章纪念道：“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得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后来，胡适读到了别人攻击死去的林琴南的文章，便去信给《京报》，要求转达给作者：“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污辱他的人格!”

　　面对曾经影射辱骂过自己的林琴南，胡适在其去世后，刻意强调的是他“当日的维新”和“做得很通俗的白话诗”这些不为年轻人所知的一面，显示了他宽容大度的性格。当有人撰文攻击已去世的林琴南时，胡适又义正词严地敬告其“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污辱他的人格!”林先生若泉下有知，也定会钦佩胡适的高风亮节。

　　民国时期著名的复古派文人章士钊是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老冤家。他曾用“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等词句攻击胡适，而且后来在做民国教育总长时，还复刊《甲寅》周刊，继续攻击新文化运动。即便如此，胡适对章士钊在学术上的地位仍然给予了尊重，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写道：“自1905年到1915年，这十年是政治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他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

　　对于章士钊这位老冤家，胡适没有以怨报怨，而是坚持了其一贯的“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的观点，在文学史上的成绩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判，真正做到了我们先人所追求的“以直报怨”的交际准则。

　　坦诚相待，开诚布公

　　台北有一位叫袁瓞的卖芝麻饼的小贩，业余很喜欢读书，并常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对于英美的制度哪一个更好，他始终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于是在1959年10月，他给胡适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长信问询。胡适收到信后非常高兴，但面对一个在街头卖芝麻饼的小贩，他依然在信中直言：“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后来，胡适与袁瓞成了极好的朋友。

　　面对一个学识和社会地位都远不如自己的街头小贩，胡适没有好为人师地畅谈美英政治制度的优劣，而是以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给出了“惭愧”的回答。

　　一次，胡适与学者何炳棣辩论后，严肃地说：“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胡适不觉得向一位学者倾述自己的“无知”是件丢面子的事，反而开诚布公地将自己在知识体系上的缺陷直言不讳地暴露给别人，胡适的话真正表现出了他的坦诚。

　　不畏俗念，成人之美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教书时爱上了他的学生张兆和，张兆和虽然非常敬重沈从文，但却无法面对老师和学生谈恋爱的事实，拒绝了沈从文。可沈从文的情书还是源源不断地传到她手里，张兆和不知所措，只好去找校长胡适。听完张兆和的抱怨后，胡适却说：“现在并非封建社会，而是时兴婚姻自主。校长、父母已经难以管子女的婚姻大事了。何况沈老师没有结婚，又有才华，‘君子好逑’人之常情。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老乡，如果你有意，我去给你爸爸讲讲，可从中作伐好吗?”后来，在沈老师和胡校长的“围攻”下，张兆和终于和沈从文走到了一起。

　　才华横溢的老师爱上了年轻貌美的学生，这在今天并非稀奇之事，然而在当时还极为罕见。作为校长的胡适，在沈、张爱情上，做了一次“开风气”的抉择，他不仅劝张兆和答应沈的要求，甚至愿意向同为安徽老乡的张父“讲讲”，从而成全了一对新人。

　　诗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闹得沸沸扬扬，因为陆曾离过婚，徐的父亲徐申如坚决反对二人结合。徐志摩不得不向好友胡适求助，胡适当即表示愿意成全此事。随后，他开始在各种场合公开支持徐、陆的婚事，并不远万里到徐志摩家游说。徐申如同意了，但又要求婚礼必须请梁启超作证婚人。而梁启超一直反对爱徒徐志摩的这桩婚事，这时又是胡适亲自登门请梁启超出山，并表示愿与梁启超一起作徐志摩和陆小曼的证婚人，终于说服了梁启超。

　　作为“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胡适，在徐、陆恋情一事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不因徐、陆都离婚过而对他们抱有偏见;同时，他不畏世俗观念，竭力促成好事。没有胡适，陆小曼不可能成为徐志摩明媒正娶的妻子。君子成人之美是中国人历来的交际美德，胡适深知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