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审视胡适与林语堂，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两个面向。且不问自由主义的定义究竟是什麼，胡适和林语堂在大方向上都是以「争取个人的独立自主，反对独裁暴力，提倡民主自由，容忍异己」为其思想的主轴。但细细分析起来，则又同中有异。胡适所争取的自由往往是就法律和政治制度而言，他透过学术研究，来说明自由民主是人类歷史发展的方向;而林语堂则常在所谓「精神或心灵的自由」上著墨，他试图从文学和哲学的角度来论证自由快乐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和生命中的意义。胡适的取向较偏歷史，而林语堂的取向则较偏文学。无论是「法律上的自由」还是「精神上的自由」，他们都坚信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不能以「救国」「爱国」等名义，加以摧残。

　　正因为这点基本信仰的相同，1949年之后，两人的际遇也有相似的地方。胡适思想受到党国几十年的批判，而林语堂则受到「冷藏」。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企图从根本上拆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林语堂则是「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粉饰太平……长期从事反动文化活动」的代表。「批判」的目的是要「打倒」，而「冷藏」的目的则是「淡忘」。然而三十年的批判和冷藏，既不曾打倒胡适，也不曾淡忘林语堂。放眼看看当今形势，这两个当年的「反动派」，而今在中国的影响却大有凌驾鲁迅的声势。

　　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表面上是曇花一现，除了五四前后几年，稍成气候以外，自由主义的思想始终没有成为主流或主导的力量。1949年之后，随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由主义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许多史学家为这一发展下了定论：「救亡压倒啟蒙，社会主义取代自由主义」。但就最近三十年的发展看来，也许自由主义并不像想像中那麼软弱。在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自由主义像一条潜流，当它再度涌出地面的时候，虽不至於汹涌澎湃，但却也源源不绝。胡适、林语堂就是这条活水的两个源头。

　　两者人生境界嚮往不同

　　胡适较近儒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子的这几句话是胡适毕生推崇的人生态度，也是他自己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据他1936年1月9日给周作人的信，他心中的「三位大神」是：孔子、王安石和张居正。他有所取於孔子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有所取於王安石的是「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有所取於张居正的是「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胡适是个无神论者，但他心中的这三位大神，所体现的却是极崇高的乐观奋斗、朝闻夕死、牺牲奉献的宗教情操。

　　林语堂所嚮往的人生境界，则是老庄的逍遥自适，而非儒家的沉毅刚健，就有宋一代而言，林语堂所景仰的人物，绝非以变法自任的政治家王安石，而是瀟洒奔放、吟啸自如的苏东坡。林语堂为苏东坡立传，对他的人格思想都备至推崇。至於明代，林语堂的兴趣绝不在权倾一时的张居正，而是在晚明文学中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宗旨，提倡「性灵文学」的公安袁氏兄弟，而尤其属意於排行第二的袁宏道(字中郎)。林语堂与周作人等共同提倡晚明文学，点刊《袁中郎全集》，竟使这个晚明诗人成了上世纪三○年代的时髦人物。在清代人物中，胡适对戴震、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有精深的研究，并将戴震视为清代反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林语堂则对李渔、袁枚两人情有独钟，李渔的《閒情偶寄》和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牘》曾受到林语堂多次的徵引翻译在他的英文著作中。胡适的兴趣多在儒林传中人物，而林语堂则在文苑。

　　一重生活情趣，一重生命意义

　　林语堂极重视生活的情趣，畅销一时的英文名著《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生活的艺术)就是一本专论生活情趣的作品。在他看来，沉復的《浮生六记》描述了接近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书中的芸娘则是中国文学裡一个最知情识趣的女人(Yun，I think, is one of the loveliest women in Chinese literature)。他明确地指出：「生活的目的是真正地享受生活。」(I have always assumed that the end of living is the true enjoyment of it.)胡适几乎不谈生活的情趣，他所乐道的是生命的意义，或生活的内容等这些极严肃的话题。他自作的白话诗「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最能体现他的生活态度，他在1919年写了一篇为大眾说法的〈新生活〉短文，他给「新生活」所下的定义是「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此处「有意思」三个字，绝不意味著林语堂所说的「有趣味」(interesting、 fun or enjoyable)，而是「有意义」(meaningful)，胡适要我们每做一件事，都问一个「为什麼」， 要是回答不出「为什麼」，就不是「有意思」的生活。在林语堂看来，这样的生活态度很认真也很严肃，但却未必有趣味。在生活的内容和态度上，胡适所关切的往往是「我们应该做什麼?」而林语堂则是「我们喜欢做什麼?」在他看来，即使我们所做的，都能对「为什麼」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回答，但我们却丝毫不能从这样的生活中得到乐趣，那麼，这样的生活依旧不是理想的生活。换言之，我们虽然回答不出「为什麼」，但如果我们真的乐在其中，这种「受用」的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他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一文中，用李白「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及程顥「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这几句诗来说明「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这个境界体现了山林和田园的恬淡与安详。这种带著山林气田园味的生活绝不是胡适追求的生活目标。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句话乍听有些颓废，但「有益无益」不能是我们生活唯一的标準和选择。在「有益无益」之外，必须再加上「有趣无趣」，无益而有趣之事，林语堂未必不为;有益而无趣之事，林语堂未必为之。在英译《浮生六记》的序中，林语堂说道：「我真诚地相信，一个谦卑渺小的生命能快乐地过一辈子，是宇宙间之至美。　　两人都喜欢办杂誌

　　胡适望重士林，深知「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严重性，所以立言宜慎，从不轻率为文。正如他在《胡适文存》第一集〈自序〉中所说，「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行文如此，行事也颇拘谨。林语堂行文比胡适瀟洒，没有「不用典」、「不讲对仗」、「不模仿古人」这一类的清规戒律。在林语堂的文章裡，古今结构并存，文言白话不分。

　　林语堂活得比胡适痛快，过得比胡适舒服。林语堂有和乐的家庭，和妻子廖翠凤有真正的夫妻生活。据他在《八十自叙》中说，「他对妻子忠贞，因为她容许他在床上抽菸。」胡适在婚姻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什麼大过不去的地方」，但见不到他和江冬秀之间有深刻的爱情，也是事实。至於他和孩子之间，则是「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的无奈。胡适的家庭生活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亲情和爱情的双重贫乏。胡适一生有过几个女朋友，留下许多动人的诗篇和书信。对江冬秀虽有不忠的偶发事件，但他忠於自己对母亲婚姻的承诺。

　　胡适和林语堂都喜欢办杂誌，胡适办过的杂誌，比较著名的有晚清的《竞业旬报》，五四以后的《努力週报》和抗战前夕的《独立评论》等。林语堂所办风行一时的三个杂誌是《人间世》、《论语》和《宇宙风》。这三个杂誌和《独立评论》几乎同时发行，成了上世纪三○年代，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几个标誌性的刊物。《独立评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时局和政治，给以严肃认真地分析与批评。而林语堂所办《人间世》等三个杂誌，则是以閒适幽默的笔调谈些生活琐事，或个人的哀乐，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以入文。杂誌风格的不同反映了胡适和林语堂个性上的差异。胡适无时无刻不以改造社会人心自任，而林语堂则感到日常的生活已经够单调，负担够沉重。他想在单调沉重之外，另立一个轻鬆愉快的典型。(寄自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