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新年，也不见有什么“新气象”，只好翻“故纸堆”，谈谈“旧”。

　　有奇人奇事，方有奇文，这也是什么时候名人传记都不愁销路的缘故。

　　20世纪中国的名人不少，胡适自然要算一个，而且今年是他120年诞辰。

　　因此即使只读他某些日记，也会让人感到“很有意思”。

　　中国人的劣根性

　　1928年4月，大好春光，胡适应朋友之邀，带着他的儿子祖望与沈昆三、高梦旦、蒋竹庄几个朋友一连数天游览庐山，后来还根据日记写成《庐山游记》。

　　4月8日的日记中记他们在庐山上走到一“御碑亭”，发现亭内有碑，刻的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周颠仙人传》全文，内容当然是胡说八道，胡适气得说“此传真是那位‘流氓皇帝’欺骗世人的最下流的文章”，并由明人王世贞论此碑时所说的一句话“颠圣凡不足论，天意似欲为明主一表应征，以服众志耳”发了几句感慨：“这句话说尽明太祖的欺人心事。自明以来，上流社会则受朱熹的理学的支配，中下社会则受朱元璋的‘真命天子’的妖言的支配，二朱狼狈为奸，遂造成一个最不近人情的专制社会。”

　　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到最后，不想竟落到“不近人情”的地步，真是情何以堪。而到了文革，直接不许讲人道不许讲人性了，你说这种“价值观”还如何能向全球推广?

　　读胡适，你会感觉到，他在对西方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回来再反观吾国吾民，对中华民族确实有很多不满。他在1928年4月4日的日记中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个纯粹个人主义的民族，只能人自为战，人自为谋，而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又说，“我们只配作‘小国寡民’的政治，而命运所趋却使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我们只配开豆腐店，而时势的需要却使我们不能不组织大公司!——这便是今日中国种种使人失望的事实的一个解释。”

　　而在这年6月15日3000多字的日记要结尾处又记了蔡元培先生的感叹(并在几天后给蔡的书信中再次提及)：“蔡先生说，他不晓得社会这样复杂;他应付不了这样复杂的社会，干不下去了。”

　　1930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一)，又是在日记要结尾处，胡适与洋人一起喝茶时，听“他们谈欧美的音乐戏剧，我竟毫不知情，惭愧的很。”紧接着又说，“我们真是个没有文化的国家，音乐美术全没有。我们士大夫阶级受的美术教育，具的美术知识，远不及欧美国家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1930年7月25日。新月书店开董事会。这个店当时托给两人管理，一萧克木，一谢汝明，可“他们两人便不能相容，谢攻萧最力，甚至捏造股东清查委员会名义，遍发信给往来户头，要搜求证据来毁萧。两个人便不能合作，此真是中国人之劣根性!”

　　可见，三十年后台湾出了柏杨，写出《丑陋的中国人》，并不稀奇。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感受。而胡适对中国有些传统文化的观点，坚持一生，并且可以说他就是早期的“柏杨”，不仅是台湾的，更是大陆的。其批判精神，与柏杨与鲁迅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