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作兵的父亲陈有强，常年被称做陈胖子的人，整个冬季总是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前面是村子的操场，目光所及是远处的前山和后山，满山的毛竹挺拔秀丽。村里的人得知老人病了，每个路过的人总是要和他说几句话的，这些孩童时就曾和父亲在一起的人，父亲在最后的半年里，几乎都见到了。石凳旁边，就是一家几代相传的豆腐坊，冬季里，氤氲的水雾和木屑燃烧的香味从豆腐坊的门窗中涌出来，只要出门，做豆腐的妇人便看见老人坐在石凳上，与人寒暄着，操场上总有人走来走去，或是闲坐着，狗或者鸡有时也在这里踱步。
　　母亲告诉陈作兵，父亲在石凳上坐累了，就回家给老朋友打几个电话，还有那些曾经一起在汽车站工作的老同事。陈作兵记得，一生随和的父亲几乎从未和人红过脸，除了和一位同事———但在最后的日子，父亲给这个同事打电话聊天，两个人和解了。
　　除了2011年9-12月在国外进修的时间，几乎每个周末，陈作兵都开车带妻子和女儿回到村里陪伴父亲。顺着老屋走五六分钟，是一段山坡，白色的金银花沿路开着，金黄色的小桔梗花和艳红色的野草莓参差其间，毛竹的嫩黄的笋尖常出奇不意地钻出来，山坡旁边就是几家人合用的菜地，山上的溪水慢慢流淌下来，几乎是无声无息地，流进菜园里。
　　那时候，父亲还可以独自种地，他像对儿子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你看这水，一点一滴流到小溪里面，流到金沙河里面，再到富春江、钱塘江，最后汇进东海，无声无息的，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啊！”这些话，陈作兵都记得。
　　父亲先是自己去种菜，慢慢地，要拄着拐棍去，坐在地头看母亲干了。陈作兵回家的时候，父亲在菜地里说：“现在种下去的菜，我怕是吃不到了，但是拉拉还了可以吃到的。”那时候还是2011年的夏天。再后来，父亲虚弱地躺在床上了，母亲就每天打电话告诉陈作兵，父亲每天说哪些话，吃什么东西。
　　临到陈作兵出国，父亲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变差，陈作兵去英国西南地区医院进修是浙江大学医学院在2011年上半年就安排好的，三个月的进修，陈作兵最担心见不到父亲的最后一面。走之前，他和诸暨人民医院的医生打好招呼，和浙江省卫生厅讲好，如果父亲病重，立即赶回来。其间只有一次，父亲有些难过，喘气很急，陈作兵一边让母亲把父亲送到诸暨人民医院作基本治疗，一边着手联系英国大使馆办理回程签证，万幸的是，父亲挺了过来，几天后就平稳下来，回村子去了。
　　2012年的春节，是陈家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陈家全部汇聚到诸暨市陈作兵的哥哥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父亲给每个孙子孙女都发了红包，原本每年只是50块钱，这一年，红包都变成了200元，老人知道，这一定是最后一次发红包了。陈家吃了年夜饭，拍了许多张全家福，父亲在拍照的时候，始终笑着。
　　过完这个春节，大年初一，父亲就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按照父亲的意愿和陈作兵的建议，治疗拒绝一切化疗放疗，只是普通的补液，对症治疗，缓解疼痛。此时的父亲已经是昏迷的前夕，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腹水增多，肚子已经隆起。
　　父亲住院后，很少说话，不进食了，母亲给陈作兵的电话里说的就是父亲今天是否开心，是否笑了，或者右手能动了等等。后来为了节约电话费，不打扰儿子的工作，母亲学会了发短信。
　　陈作兵记得，父亲去世前的一个周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还能说些话。那次陈作兵和母亲都在，父亲靠在床边，把氧气管往旁边推，说了好些事情，其中有关于人生感悟的。父亲说，他也许出不了院了，这是他生命最后停留的地方。他的骨灰必须拿回农村，埋在奶奶旁边，下辈子有可能还是做奶奶的儿子。儿女长大了，没有牵挂，务必要对母亲好些等等。末了，父亲突然指指走廊里匆匆走过的小护士，说，看看，经常给我擦背，打针，都是些20多岁的小姑娘，父母的心头肉，不简单啊。父亲说，有可能的话，你一定要好好感谢感谢她们啊，陪了我生命的许多最后时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