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甲洲“左”倾为祸受处分
发布时间：2012-11-19 15: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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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在人间
因赵尚志眼伤未愈，张甲洲只好将西征日期一再后延。
1932年11月上旬，张甲洲率游击队穿越呼兰、兰西、肇东，到安达一带，所到之处，迅速摧毁敌伪政权，广泛发动群众。中旬，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队，传达中共临时中央“北方会议”精神。此会议受“左”倾路线影响，认为中国革命高潮空前高涨，革命时机已经成熟，无视东北已被日军占领、开展反日斗争是第一要务的实际，要求东北党组织与南方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并要求把游击队改编成工农红军。巴彦游击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为司令，赵尚志、吴福海为第一、二政委，原来的各大队也都改成团的建制。
12月上旬，独立师由安达向西行进，以期会合那里的李海青、邓文部义勇军。行至泰来时，得知李、邓已开往热河。独立师只好回师东归。
东归路上，独立师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执行土地革命等“左”倾政策，每到一处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这样一搞，使得形势发生了剧变，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武器，执行土地革命政策后，他们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队。此外，部队中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当独立师来到绥棱、铁力交界的一撮毛地区时，个别战士缴了索伦营山队两支三八步枪，引起了激烈的武装冲突，独立师伤亡惨重。此时，正值农历十冬腊月天，天气特冷，许多战士手脚被冻伤，连续10余天的孤军奋战，独立师人困马乏。紧接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遭地主武装和伪军的伏击，结果，独立师被打散了，赵尚志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张甲洲苦等４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当师部宣传要向汤原挺进时，独立师中的巴彦籍战士动了回家过年的念头，行至东兴县时，各团开始不断有人开小差。独立师回到根据地姜家窑时，全师只剩70余人。人员稀少，加上弹尽粮绝，为免遭日伪军围剿，张甲洲、赵尚志不得不忍痛决定：暂时隐蔽，听令再集。
1933年1月18日，是个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窑屯东头的大树下，张甲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仅有的70余人，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脸上的泪水，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咱们还有能干的那天，大家把枪都带回去，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我们不能灰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今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宁死也要当精忠报国的岳飞，绝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
当张甲洲、赵尚志率领着抗日健儿爬冰卧雪与日伪浴血奋战之时，躲在“红色首都”莫斯科的王明、康生却坐不住了。二人分别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康生向王明进言道：“罗登贤、张甲洲他们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您的指示也拒不执行。巴彦游击队专打日军、不斗地富，违背革命规律嘛，多影响国际大局！应该命令国内撤销他的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职务。您看呢？”王明采纳了康生建议。
不久，“圣旨”到了上海，又从上海到了哈尔滨。上海临时中央派魏抱一传达指示，在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上，省委书记罗登贤被撤职，李实代理省委书记。
江北独立师解散后，张甲洲、赵尚志、吴福海等人前往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
“啊？你们只剩70多人了，你、你、你们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必须作出深刻检查！”省委领导板脸教训。
张甲洲接过话茬：“究竟谁犯了路线错误还难说。”
“什么？难道你敢怀疑王明、康生同志，他们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你反对王、康就是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党！”
“少扣大帽子，明确告诉你，我不服，不检讨！”赵尚志没有丝毫认错的意思。三天后，莫斯科派来的省委书记魏抱一宣布了决定：“开除张甲洲、赵尚志党籍！”
对于江北独立师的失败，张甲洲深知省委不会从执行路线正确与否上考虑，所以他不申诉，省委也不让他申诉。
对于这件事，独立师第二政委吴福海在建国后这样说：“当时，省委书记找我谈，宣布开除张甲洲、赵尚志党籍；我被留党察看3个月。因为我去时间不长，解散那天我不在游击队。”
错误的处分，没有泯灭张甲洲、赵尚志两位战将的报国之心。巴彦游击队从成立到解体，只存活8个月零2天，就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建国后，冯仲云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主要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负责，他在那批判了‘北方特殊论’，要在东北搞苏维埃和红军。这个口号是‘左’倾的，‘北方会议’是教条主义，不看客观形势。当时反日是主要的任务，但却没提反日口号，反而提出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的口号。这个口号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对的，行不通的。”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写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才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张甲洲原先搞的反日大同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不过那时没有这个词，张甲洲实则是统一战线政策的创立者和积极实践者。
张甲洲党组织关系一直在北平，当时开除他的党籍只是口头宣布，因此没有实际效果。此后他仍然以中共党员身份进行革命工作。
1932年11月上旬，张甲洲率游击队穿越呼兰、兰西、肇东，到安达一带，所到之处，迅速摧毁敌伪政权，广泛发动群众。中旬，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队，传达中共临时中央“北方会议”精神。此会议受“左”倾路线影响，认为中国革命高潮空前高涨，革命时机已经成熟，无视东北已被日军占领、开展反日斗争是第一要务的实际，要求东北党组织与南方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并要求把游击队改编成工农红军。巴彦游击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为司令，赵尚志、吴福海为第一、二政委，原来的各大队也都改成团的建制。
12月上旬，独立师由安达向西行进，以期会合那里的李海青、邓文部义勇军。行至泰来时，得知李、邓已开往热河。独立师只好回师东归。
东归路上，独立师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执行土地革命等“左”倾政策，每到一处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这样一搞，使得形势发生了剧变，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武器，执行土地革命政策后，他们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队。此外，部队中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当独立师来到绥棱、铁力交界的一撮毛地区时，个别战士缴了索伦营山队两支三八步枪，引起了激烈的武装冲突，独立师伤亡惨重。此时，正值农历十冬腊月天，天气特冷，许多战士手脚被冻伤，连续10余天的孤军奋战，独立师人困马乏。紧接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遭地主武装和伪军的伏击，结果，独立师被打散了，赵尚志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张甲洲苦等４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当师部宣传要向汤原挺进时，独立师中的巴彦籍战士动了回家过年的念头，行至东兴县时，各团开始不断有人开小差。独立师回到根据地姜家窑时，全师只剩70余人。人员稀少，加上弹尽粮绝，为免遭日伪军围剿，张甲洲、赵尚志不得不忍痛决定：暂时隐蔽，听令再集。
1933年1月18日，是个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窑屯东头的大树下，张甲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仅有的70余人，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脸上的泪水，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咱们还有能干的那天，大家把枪都带回去，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我们不能灰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今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宁死也要当精忠报国的岳飞，绝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
当张甲洲、赵尚志率领着抗日健儿爬冰卧雪与日伪浴血奋战之时，躲在“红色首都”莫斯科的王明、康生却坐不住了。二人分别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康生向王明进言道：“罗登贤、张甲洲他们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您的指示也拒不执行。巴彦游击队专打日军、不斗地富，违背革命规律嘛，多影响国际大局！应该命令国内撤销他的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职务。您看呢？”王明采纳了康生建议。
不久，“圣旨”到了上海，又从上海到了哈尔滨。上海临时中央派魏抱一传达指示，在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上，省委书记罗登贤被撤职，李实代理省委书记。
江北独立师解散后，张甲洲、赵尚志、吴福海等人前往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
“啊？你们只剩70多人了，你、你、你们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必须作出深刻检查！”省委领导板脸教训。
张甲洲接过话茬：“究竟谁犯了路线错误还难说。”
“什么？难道你敢怀疑王明、康生同志，他们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你反对王、康就是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党！”
“少扣大帽子，明确告诉你，我不服，不检讨！”赵尚志没有丝毫认错的意思。三天后，莫斯科派来的省委书记魏抱一宣布了决定：“开除张甲洲、赵尚志党籍！”
对于江北独立师的失败，张甲洲深知省委不会从执行路线正确与否上考虑，所以他不申诉，省委也不让他申诉。
对于这件事，独立师第二政委吴福海在建国后这样说：“当时，省委书记找我谈，宣布开除张甲洲、赵尚志党籍；我被留党察看3个月。因为我去时间不长，解散那天我不在游击队。”
错误的处分，没有泯灭张甲洲、赵尚志两位战将的报国之心。巴彦游击队从成立到解体，只存活8个月零2天，就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建国后，冯仲云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主要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负责，他在那批判了‘北方特殊论’，要在东北搞苏维埃和红军。这个口号是‘左’倾的，‘北方会议’是教条主义，不看客观形势。当时反日是主要的任务，但却没提反日口号，反而提出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的口号。这个口号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对的，行不通的。”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写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才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张甲洲原先搞的反日大同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不过那时没有这个词，张甲洲实则是统一战线政策的创立者和积极实践者。
张甲洲党组织关系一直在北平，当时开除他的党籍只是口头宣布，因此没有实际效果。此后他仍然以中共党员身份进行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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