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在其《唐朝的谎话政治》一文中说：“说谎话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之一，大概除了植物人之外，没有人在其一生当中不曾撒过谎。”这话看似说的有些绝对，但在实际上却一点也没虚夸。

        既然说谎是人之天性，那么，唐太宗李世民显然也不例外。

        诚如我们所知道的，“玄武门之变”可谓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难言之隐”。可这“难言之隐”又不得不说，于是，在这件事上，他只好一味“昧着良心”，“将说谎进行到底”！否则，不说谎话，对“玄武门之变”这一段历史他也真的无法从实道来，老实交代。

        于是，为了替自己涂脂抹粉，李世民便竭力想要世人相信：他是太原起兵的“首倡”。

        但在事实上，不仅太原起兵李世民不是“首倡”，而且，在整个大唐帝国的建立过程中，他也压根不能说是“首功”。

        众所周知，由于秉承唐太宗之意修改的唐国史的有意贬低和歪曲，以及新旧《唐书》的以讹传讹，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为了维护封建正统等原因，在唐王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功绩往往被高度评价乃至被无限夸大，而李建成和李元吉乃至唐高祖李渊的作用与功绩却绝少记载，甚至被贬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

        如《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有言：“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而《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则说李建成与李元吉“义旗草创之际，并不预谋，建立已来，又无功德，常自怀忧，相济为恶”。倒好像身为大唐第一太子的李建成以及三弟李元吉真的是那样无能，那样无赖，那样荒淫！

        更有甚者，如《旧唐书》卷四六“史臣曰”竟说：“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仿佛如果不是一代伟人李世民“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斩钉截铁，“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屠弟，大唐帝国若是落到建成、元吉手里就会立即亡国似的。

        但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公国古代，封建人治社会，不仅政治是“马屁政治”，历史也多半都是“马屁历史”，，“成则英雄败则寇”，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写的，或者，都是为胜利者写的……也正因此，由于在夺嫡斗争中取得了完胜，那些所谓的封建正统史官由于政治的原因，便昧着良心一味朝着李世民脸上贴金，而被自己的小弟李世民彻底打下政治擂台的大哥李建成从此便被完全“妖魔化”了。

        但实际的情形当然不是这样。

        毋庸置疑，李世民天资聪颖，禀赋异常，在唐王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立了赫赫功勋。

        然而，在充分肯定李世民功绩的同时，如果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也应该看到，比他整整大了9岁的哥哥李建成也绝对不是等闲之辈，而且，由于年龄的关系，可以说，还曾经一度比李世民发挥出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的确，只要看看太原起兵前后，李建成与李世民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就知道，无论是在父亲李渊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在李唐阵营中实际所发挥的作用，李建成都绝对不在弟弟李世民之下。

        ——不妨先看一下太原起兵前兄弟两各自的情形。

        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隋朝末年，兵荒马乱，隋炀帝去扬州的时候，命李渊督军在并州一带清剿叛乱，防御突厥。李渊在并州作战直至出任晋阳留守期间，都一直将李世民带在自己身边。

        之所以只带二儿子李世民而不带长子李建成在身边，倒并不是因为李世民比哥哥李建成会打仗，而是因为李渊给自己的大儿子另外分配了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由李建成带着母亲、弟弟和家人在河东地区居住，躲避战乱。原来，李渊长年在外为官，辗转征战，军营生活，无法安定，因而只好将家眷安顿在河东老家的武功别馆，躲避战乱。兵荒马乱的时代，自己无法看护家眷，所以，保护一家老小的重任便顺理成章地落到了长子李建成身上。而李建成显然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在河东老家的日子里，已经长大成人能够独当一面的他体贴母亲、看护弟妹、约束下人、应酬乡党，维护治安，完全成了支撑保护这个家的又一个主心骨。

        表面上看，李世民在前线作战所扮演的角色非同一般，但是，仔细分析，应该说，李建成在后方保护一家老小担子更重，责任更大，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而且，跟随父亲在前方军营里生活，当时还只有十几岁的李世民一开始并未担任任何职务，而且很可能最初也并未上前线打仗，即使后来跟着李渊征战，最多也只不过是个随从，天塌下来由父亲顶着；而李建成在后方则需要独当一面，凡事都需要他随机应变，拍板定夺。

        试想，假如当时将他兄弟俩角色互换，让时年已二十四五岁的李建成待在父亲身边，跟着父亲打仗断无不可，而且，显然会更加胜任，而倘若让当时还只不过十五六岁尚未成熟的少年李世民独当一面，兵荒马乱的时代，让他在河东老家保护一家老小则绝对不行。毕竟，一家老小的性命非同儿戏，如果不是对自己的长子极为信任，更为倚重，李渊绝对不会把如此重要的责任都完全托付给他！

        而且，李渊让长子李建成留在河东，其中还潜藏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因为河东（今山西运城、临汾一带）处于太原和长安之间，是历史上有名的军事重镇，是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地。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渊任河东讨捕使时，曾在此地征讨农民军，《大唐创业起居注》称：“河东以来，兵马仍令帝（李渊）征发”，说明李渊在这里有一定的政治根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群众基础非常好。何况，在观众，出身显贵绝对属于“高干子弟”的李渊有许多亲属都在这里，且大都很有势力，所以，很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的李渊当然非常看重这块“战略要津”他把长子李建成留在河东，表面上以照顾家眷为名，而实际上，如《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所云，则是要他“于河东潜结英俊”，也即开展地下活动，结交英雄豪杰，暗中积蓄力量，招兵买马，秘密创立反隋根据地。

        由于李建成“性宽简”，“颇仁厚”，性格稳重，把如此重任交给他，李渊无疑是放心的。而实践证明，李建成也确实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充分展示出了自己超一流的凝聚力与号召力。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在此期间，李建成“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由于以礼相待，倾身相交，仗义疏财，“故得士庶之欢心，无不至者”。尤其是河东人士无论是世族子弟还是穷苦百姓都争相“参军”，纷纷加入到李建成的队伍中俩，以至“河东水滨居人，竞进舟楫，不谋而至，前后数百人”。

        正因此，当李建成圆满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后秘密赶赴太原参加起兵时，“帝甚欢”。也就是说，李渊对李建成的出色表现非常满意，因而，李建成一到太原，李渊马上就让他担负起了统领军队的重任。

        显然，仅凭明显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贞观国史之一面之词，就人云亦云地说太原起兵李建成无大功是错误的，把李建成说得一无是处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从实际情形推断，在河东独立开辟了反隋**根据地的李建成，其功劳不仅不在弟弟李世民之下，而且，比早年只是跟在父亲屁股后面经受“锻炼”的李世民可想而知要大得多！

        ——再看太原起兵后到唐朝建立前，这期间李建成所发挥的作用，立下的战功。

        在成书于“玄武门事变”之后的真史中，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都几乎没有提到过李建成有什么功绩，而在《资治通鉴》中，也只是轻描淡写简单地说了两句“建成纳计，乃克长安”、“魏征献言，乃平河北”，这几乎就是在正史上所能找到的所有的李建成的功绩：攻克长安和平定河北。好像李渊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其“上阵父子兵”中真正能帮助他而且发挥重要作用的就只有李世民一个人！

        然而，谎言终究不能掩盖事实，用国史专家黄永年先生在其《唐史十二讲》之《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中所言：“篡改历史总是件心劳力拙的蠢事，今天仔细阅读文献，仍不难看出建成、元吉对唐皇室的积极作用。李渊太原起兵后一直让建成、世民共同充当元帅，直到正式称帝为止。其间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务，并无显著的高下优劣之分。”

        黄永年先生在这里所持的是建成、世民“功劳相当论”。

        其实，从李渊太原起兵到他称帝这段时间，严格来说，李建成的战功无疑要稍稍高于李世民的战功。

        初出茅庐，李建成负责指挥的第一大战役显然也是太原起兵后的第一大战役乃是夺取西河之战。

        西河邻近太原，是进军关中的第一关口，当时由隋将高德儒率兵镇守。高德儒曾是隋炀帝的亲信侍卫，是由炀帝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隋朝大将。太原起兵前，李渊秘密召集李建成和李元吉赶赴太原，由于事情紧急，李建成和李元吉在动身时没有顾得上带上还很年幼的弟弟李智云一同前往，而是把他留在老家。太原起兵后，李渊曾派人去找高德做策反工作。结果，对隋炀帝忠心耿耿的高德儒不仅不听劝告，起兵响应，反而还把李智云抓住送到长安给杀了。

        所以，无论是从战略考量，还是为了报仇雪恨，李渊都决定要先攻打西河。可是，当时的形势是，起兵后，他的军队一直缺乏稳固的根据地，四面受敌，再加上士兵缺乏训练，军事上不占优势。考虑到此次战役是起兵后第一次大战，成败与否不仅对士气影响很大，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反隋事业的成败，关系到“李家军”的生死存亡，李渊因而非常重视。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把这一重任交给长子李建成，任命李建成为主帅、二儿子李世民为副帅，率兵攻打西河。

        出征前，李渊不敢大意，特地叮嘱李建成，郑重其事地反复向建成腔调此次征战的重要性，说：“士马尚少，要资经略……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业成矣。”意思是说，现在，我们的人马还少，我们的反隋大业能不能成功，关键就看着一仗，如果这次能攻克西河，则帝业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同时，他还勉励自己的长子说：“先以此郡，观尔作为。人具尔瞻，咸宜勉力。”足见李渊对长子李建成的信任与厚望。

        李建成当然对父亲的苦心了然于胸，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同时也为了能够替父分忧，他毅然立下军令状，向父亲李渊发誓：“如或有违，请选军法！”

        李建成做事稳重，为了取得西河战役的胜利，他在战前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周密的部署：

        一是制订军法，整肃军纪。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大郎（建成）等虑其不攻，以军法为言。”由于军纪严明，“三军闻者，人皆自肃，兵向西河。”

        李建成善于治军，史载他的部队在行军时，遇到附近道旁的蔬菜瓜果，不是买的就不吃，碰上兵士有偷吃的，李建成就会立刻派人找物主进行赔偿，但却不去批评偷窃者，以至：
“军士及民皆感悦”，对主帅李建成无不心悦诚服。
        
        二是进行了严密的战役部署。大军兵临西河，李建成亲自查看地形，然后回来制订周密详细的作战方案，做好攻击准备，史称“风尘警急，身即前行，”“大郎、二郎不甲，亲往喻之”，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为了做到知己知彼，随机应变，关键时刻，李建成总是不顾个人安危，亲临一线观察敌情，指挥作战。

        三是与士兵同甘共苦，奋勇争先。虽然出身豪门望族，身份特殊，但李建成却为人朴实，平易近人。史载他“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路左有长老或进蔬食壶浆者，重伤其意，共所见军人等同分，未尝独受”。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出那种“高干子弟”常有的骄娇习气，而且，“遇敌则已身先之”，使将是受到鼓舞，军心大振，“于是将士见而感悦，人百其勇”，从而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力，将士舍生忘死，拼命杀敌，前后仅用了九天时间，便一举攻克了西河，取得了太原起兵后的第一次而且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次大的战役的胜利。

        西河之战，年轻的李建成不仅表现出了一个军事家所应有的勇武与韬略，而且，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远见与卓识。由于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他不仅友爱官兵，体恤百姓，而且还优待俘虏，广结善缘。攻克西河城后，李建成除了将活捉到的西河郡丞高德儒处死，算是为弟弟李智云偿还了血债，其余俘获官员一个不杀，如《资治通鉴》卷五十四所说：大军入城秋毫无犯，“各慰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以致“城内既见义军宽容至此，咸思奔赴”。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西河之战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不啻是唐帝国建立的奠基之战、样板之战，它不仅为太原起兵开了一个好头，而且，就像是一则成功的战争广告，通过广而告之，晓谕百姓，为李唐军队树立了仁义之师的良好形象，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所以，当“建成等引兵还晋阳（今山西太原）”，看到凯旋的长子，李渊非常高兴。作为李唐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他充分意识到了西河之战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对这次西河大捷由李建成成功开创的李唐军队的战争范例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
西河大捷后，李建成因功被封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这之后，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作为一个战区的指挥官，他和与他同时被封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的弟弟李世民各带一个方面军，在疆场上或分或合，纵横驰骋。据不完全统计，兄弟俩先后取得了诸如平辽山（李建成为主将，李世民为副）、平霍邑（李渊为主将，李建成引左军攻克东门，李世民引右军攻克南门）、平绛城（李渊为主将，二子共同参与）等大捷，而以上战功在正史中都是记在李世民名下的。

        在以上这些重大战役中，最能体现李建成胸有韬略足智多谋的应该说是霍邑之战。

        霍邑北临汾水，东靠霍太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关口。当时，隋虎牙郎将宋老生率领两万精兵扼守此地。宋老生是一员猛将，“自许堪当劲敌”，他与守卫河东的隋将屈突通遥相呼应，构成掎角之势，共同抵御着李渊的军队北上关中。

        时值八月，秋雨连绵。如同这坏天气一样，当时唐军也处境险恶，可谓四面受敌：北有剽悍的突厥，虎视太原；东有强大的李密瓦岗军欲取长安；西有薛举的西凉兵垂涎关中。严峻的形势使李渊必须速取霍邑，否则会失去进入关中的有利时机，因为此时隋朝大军正与中原农民激战，关中防御空虚，一旦李密大军西进，占得先机，对李渊来说，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正当李渊欲攻取霍邑时，忽然传来刘武周引突厥袭击太原的消息，太原是李渊的大本营，一旦失掉太原，将使唐军更加进退维谷，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关键时刻，长史裴寂等人建议速速退兵太原，再图后举，而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俩却反对退守，坚持按原计划攻克霍邑，挥师关中。在对战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之后，李建成在父亲面前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今来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运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举。……”并又一次立下军令状，向父亲发誓说：“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

        由于李建成、李世民的一再坚持，李渊左思右想，终于下定决心，攻打霍邑。他说：“尔谋得之，吾其决矣。”

        在战斗中，李建成根据宋老生性情急躁“勇而无谋”且内部相互猜忌的弱点，决定采取智取的方法：一是诱敌出战，利用阵前辱骂、轻骑挑斗和自行退却等手段，诱敌出城；而是利用精骑断敌退路，前后夹击。由于战术得当，结果大败宋老生军，斩宋老生于阵前，一战而克易守难攻之霍邑，为夺取关中打开了一条重要通道。

        霍邑之战后，趁隋军主力在洛阳附近与瓦岗军大战之机，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渊乘隙研汾水（今汾河）挺近，连下临汾、绛郡（治今山西临汾南，新绛），像一把锋利的尖刀迅速逼近关中。在攻克长安时，李建成率领精兵，经新丰（今临潼东北），直抵长乐宫，抢在李世民之前攻上长安城楼，为破城立下头功。

        攻克京城长安后，李建成率兵扼守关中地区的重要门户潼关，而李世民则率兵平定了关中地区一些尚未投降的州县。之后，以李建成为主、李世民为辅攻陷了隋都大兴（在正史上则被说成是李世民的功劳）。而后，李建成招抚平定了安陆、荆襄（在正史上却成为了李世民亲信侯君集的功绩）。

        这里，有必要重点说一说李建成平河北的问题。河北本来是窦建德所占据的，在李世民率兵围攻洛阳王世充的时候，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出兵救援王世充，却兵败为李世民所俘，绝望的王世充只能投降，这也就是李世民“旷世战功”的核心组成部分——消灭窦建德与王世充。至此，李渊统一了黄河流域地区。

        但窦建德降唐后，由于在押解到长安的途中被李渊下令处死，结果窦建德的部将刘黑闼重又举兵反唐，不到半年就又占据了原来窦建德的领地。为此，李渊先后派李世民、李元吉征讨，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由于实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刘黑闼再次起兵，声势浩大，势不可当。

        关键时刻，李渊只好派太子李建成率兵征讨。李建成吸取以往李世民、李元吉征讨的教训，接受魏征“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以坐视离散”的建议，实行宽大安抚政策以争取人心。果然，这一措施起到了争取民心、瓦解斗志的作用，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最终瓦解了刘黑闼的部下。刘黑闼最后败退时被杀，河北和山东地区自此终于得以平定。

        可以说，从太原起兵到建唐初期，李建成冲锋陷阵，多谋善断，无论是军事才能还是所立战功，都绝对不比李世民逊色，都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太子，大唐帝国第二代德才兼备的领导人。然而，玄武门之变后，不仅连他的功劳要么被一笔勾销，要么被张冠李戴，加到别人头上，而且，连他的人格与为人也横遭诬陷，被糟践丑化得一塌糊涂。在贞观史臣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的丑化与抹黑下，李建成与他的弟弟李元吉被描写成了彻头彻尾的昏庸之辈、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兽……

        对此，就连一向抱着“为尊者讳”因为竭力倾向于李世民的司马光也不得不在《通鉴考异》中忍不住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官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

        至于李世民当初在父皇李渊面前告状所说的所谓李建成、李元吉“**后宫”一事，司马光也断然持否定态度，他说：“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曲意侍奉各位妃嫔，奉承献媚、贿赂、馈赠，无所不用，以求得皇上的宠爱。也有人说他们与张婕妤、尹德妃私通，宫禁幽深神秘，此事无从证实。”既然是捕风捉影无从证实的传闻，自然缺乏有力的证据。

        可想而知，史书中有关李建成以及李元吉为人方面的记载，既失之笼统，也很难经得起推敲。

        而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在其《太炎文录续编·书唐隐太子传后》一文中就更是特地为李建成“打抱不平”说：“史之失官，莫如书唐隐太子与明建文事。建文纪年被革除，因不为著实录，其时政令遂不可知，顾史官阙文而已。隐太子事，加诬乃已甚矣！”

        但是，话说回来，历史就是这样，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历史”就像一个最势利不过的妓女，谁有权有钱，她就说谁的好话，拍谁的马屁，上谁的床跟谁睡觉。

        仔细想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成则英雄败则寇”，就因为在夺嫡斗争中一败涂地，一命呜呼，长眠于地下的李建成也就只好任人评说任人糟践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