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中共西南局在重庆举办新党员训练班,成都市委选派两名新党员受训,恰恰选中姐弟二人。到达重庆,赶上日本飞机大轰炸,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夷为废墟,训练班借一大草棚栖身,男男女女四十多人挤睡一棚,左边睡男右边睡女,男女分界线派定二胡接壤:“你们是姐弟,挨着点,没关系!”他们并排睡了一个月。胡绩伟深感幸运:“今生能够如此亲密地和二姐朝夕相处,那是多么幸福啊!”(页151)

　　重庆回来后,胡绩伟接到组织通知,说他连续办报三年,已经“红”了,受到国民党重点注意,立即去延安。此时,二姐已怀上丈夫的第二个孩子。临别之夜,姐弟互道珍重,难舍难分,前面命运难以预测。“离别在即,我们都难以压抑情感的冲动,我和二姐终于携手攀登了八年来这场恋爱所达到的身心交融的顶峰。”(页152)明确交代这种偷偷摸摸的“第一次”,饶是走到人生边上的晚年,亦需相当勇气。在我阅读近千人的传记中,直写“非常婚恋”仅胡老一人;直写“第一次”,似未超过三人。

　　1939年底,胡绩伟到达延安后,因有办报经历,派任主编《边区群众报》。1942年整风后,延安原有60余种报刊“整编”为三家报纸———发行量七千份的《解放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行量万余的通俗读物《边区群众报》(中共西北局机关周报)、只供一定级别高干阅读的《参考消息》。胡绩伟全身心投入工作,尤其关注报纸的通俗性,要求粗通文字者一读就懂,不识字者一听就明白。《边区群众报》常用字仅四百。此时,当然也有一些女性主动示好,但没有一位可代替二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远方的二姐仍使他魂牵梦绕。

　　1943年夏,二姐在四川地下党的安排下也到达延安,改名胡一哉(不少革命青年抵延后多改名,以示与昔日划清界限)。但一到延安就与同来者一起被送入党校五部,接受审查,予以“抢救”。胡绩伟多方交涉,得到十多分钟的会见,两人不能抱头痛哭,也已泣不成声。

　　此时,二姐丈夫黄觉民(抗战初期入党)也奉命来延。1940年夏,二姐刚生下次女,丈夫赴延在即。临别前,她向黄觉民正式要求离婚:“我们结婚几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不能成为你希望中的那种贤妻良母。你到延安以后,完全有自由再找一个合乎你理想的人恋爱结婚,我绝不干涉。两个孩子,由我和妈妈负责养大,你不必有什么顾虑。”黄答:“老实说,你和我分手以后,我再找一个并不难。可是你又带着两个孩子,再结婚就不容易了!你理想中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呢?”二姐毫不隐讳:“我就是想找一个像三弟这样尊重女性的男人!”丈夫冷笑:“你想得太简单了!在咱们这个社会里,亲叔伯的堂姐弟之间,是根本不允许结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二姐顶回去:“如果我找不到三弟这样的男人,我宁愿一辈子不再结婚。”1943年,二姐上重庆找到邓颖超,带着三岁的女儿赴延,七岁的儿子交给姐姐胡德如照料。

　　1944年夏,审查历经一年才结束,胡一哉分配到子长县中学教书,她立即向组织递交了要求与黄觉民的离婚报告。事前,她向三弟征求意见,详述自己婚姻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胡绩伟劝二姐能维持尽量维持,毕竟已有一对儿女。二姐坦率相告:“我不是为了你,才决定和黄离婚的,更不是为了和黄离婚之后,能和你结婚,你不要抱什么幻想。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难关,不冲过这一难关,可能会葬送我的前途。”

　　二姐离婚后,三弟内心矛盾复杂,波澜难平。一方面为二姐挣脱婚姻枷锁而高兴,自己与她的结合有了希望;一方面仍感关山重重,难以飞度。此时,二姐又为三弟介绍了几个对象,身边也有一些姑娘对他有感觉。但胡绩伟就是“世上只有二姐好”,那些年轻女孩就是不如二姐可爱!“我在延安生活了将近十年,又是一个单位的首长,对身边的女同志从未动过心。”在子长县中学教书的二姐,由于眼睛会说话,魅力难遮,身边当然也有追求者。

　　其时,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1938年前30∶1;1941年前后18∶1;1944年4月8∶1。由于去的革命女性都是城镇女知青,形貌突出,气质上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她们的自我感觉“是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的定谱是“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为吃瘪,选择标准只能放低至:“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份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因此,二姐饶是“拖油瓶”(带孩)再嫁,依然可“卖个好价钱”。但问题是,二姐三弟都觉得只有对方才是自己惟一最中意的终身伴侣。抗战胜利之夜,两人终于再一次冲破理智堤岸,热烈拥抱在一起。

　　这一阶段,虽说两人约定强化亲情淡化爱情,毕竟二姐“自由”了,感觉不一样了。由于是姐弟,他们的爱情得到很好的掩护,两人频繁在一起散步谈心,没人怀疑他们在“搞对象!”他们在延河边反复讨论他们的未来,严肃讨论了叔伯姐弟何以不能结婚的原因。他们诘问:为什么姑表兄妹、姨表兄妹可以结婚,堂兄妹却不行?最后认定这条传统习俗出自男权意识,是一种封建主义的东西。每次见面、每次讨论,越来越坚定他们的结合是合情合理合法,革命青年就应该打破这一封建陋习,坚决突破这一障碍,勇敢走出这一步。至于合法问题,国民党的法律管不到陕甘宁边区。“新的认识武装了头脑,争取幸福的信心大大增加了。”

　　1946年夏,二姐接到组织通知,回延安集中,准备去华北。胡绩伟想留住她,但二姐渴望工作,渴望干出一番事业,愿意随干部大队去华北,不愿为婚姻为家庭放弃自己的理想与事业。三弟留不住二姐,1946年秋末,两人再次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