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走后,胡绩伟害了肺病,住院疗养。可不久接到二姐军邮来信,说她怀孕了!而且赴华北的行军途中,就感觉到身体变化,月经也未按时来潮,恶心呕吐出现了。当然怀的是三弟的孩子。她经反复权衡,决定悄悄弄掉胎儿。她奔跑跳跃,趟水负重,可是无论怎么折腾,不管冷了热了,就是搞不下这个孩子。她从邯郸来信,要把孩子用手术做掉。三弟接信,又喜又忧,喜的是有了孩子,强化了正式结婚的意志与决心,忧的是战争环境,生活艰苦,流动性大,分娩生育会给二姐带来许多困难,且她尚未有一合法丈夫,孩子是谁的?麻烦呵!胡绩伟回信:孩子是宝贵的,环境可以逐步改善;两人都30岁以上了,劝她千万珍惜爱情的果实,绝不要毁坏她;希望她千万坚持一下,把孩子生下来。此时,二姐的入党介绍人赵世兰大姐恰在中央妇委,与二姐所在邯郸妇联很近,二姐向赵大姐倾诉自己的婚恋,赵大姐非常同情,也劝她留下孩子,对外称孩子父亲在西北前线,不能到后方探望母子。1947年4月,女儿飞飞出世,二姐将孩子寄养邯郸老乡家,1950年才接回孩子。

　　这边的胡绩伟与西北局一同撤出延安,在陕北转战一年,1948年4月回到延安。1949年初,全国胜利在即,三弟认为与二姐的婚事应有一个归宿了。他向自己的上司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组织部长马文瑞写了信,叙述了与二姐恋爱的前前后后以及已有一女等,请求组织批准正式结婚。1949年4月,马文瑞代表组织回信,同意结婚。这封事关重大的组织回信,关键段落如下:“事情本有不妥之处,但又照顾到你俩过去的关系程度和特殊情况,遂予以同意,请你即代拟一给中组部调她之电报,交我批发,以便将她调来,成全你们的事情。”

　　幸好那时革命队伍里尚无婚姻法,毋须结婚登记,只要领导批了,一切OK。1949年春,二姐胡一哉随华北妇联进了北京。1949年5月25日,西安解放,三弟胡绩伟随《群众日报》进西安。中组部的调令用电报拍到北京:“调胡一哉到西安来结婚”,闹了笑话,大家都说:“孩子都两三岁了,怎么才去结婚?”二姐不愿去西安。拖到1950年初,胡绩伟参加中央宣传工作团访苏,出国之前上北京集中学习两三个月,才以丈夫身份入住二姐宿舍。没有婚礼、没有休假、也没有游山玩水,“却度过了我们最珍贵的‘蜜月’”。

　　但此时他们仍无自己的“窠”,仍分居京陕两地。1951年春节,胡绩伟因煤气中毒差点呜呼,二姐才答应调西安团聚。1952年胡绩伟调动,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二姐参与筹建的西安国棉一厂尚未投产,工作无法脱身。1954年,该厂投产,二姐再次调京,任北京纺织工业局副局长,两人才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家。此时,二姐40岁,三弟也已36岁。21年的恋爱长跑,总算修成正果。

　　这对堂姐弟家庭,一路幸福,始终美满。1996年,80岁的三弟在传记最后写道:“即使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眼光来看,我也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家庭生活。”用当代上海方言来说,“真叫有点笑勿动了”。

　　对今人来说,这段堂姐弟之恋当然不具有任何“示范性”,但作为那个时代革命青年的“革命婚恋”,至少聊可一探:“哟,他们这样呢!”作为读者,笔者心存一问:“飞飞可好?可出问题?”但这本《青春岁月》只写到1949年,竟未交代如此重大环节。但估计问题不大,否则快人快语的胡老,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刮带一笔。这位“两头真”可是全方位的“真”呵!《青春岁月》还交代一桩案底:胡德辉之所以改名胡绩伟,乃是高二因病住院一年,在病床上自修学完高三课程。为节省一年时间,靠朋友凑钱,花了20块钱买了一张高中文凭,考入华西大学数学系(后转入川大政经系)。那位卖文凭者叫“胡绩伟”,从此只好成为胡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