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2018年摄于木斧先生寓所

得知已是米寿高龄的木斧仍在写诗，很多人都会感到惊叹；也有不大关切前辈作家生态的人甚至讶然发问：木斧先生还在呢？听到这样的话，我并未感到对诗人有哪般不敬；相反，它只是侧向地说明了木斧诗名的弥久。想来确乎如此，民国即已成名的那一代诗家，健在于世者恐不多矣；仍在写着诗的，就更难见。人们无外是觉得依文坛辈分、声望推测，木斧该是很老很老、老到不能再老的人了；而实际上，木斧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样年长，造成误解的原因或许只是：木斧的成名实在是太早了。

新中国步入70周年之际，回望木斧业已逾过这一时长的创作年谱，不得不慨叹一颗诗心竟如钻石一般，如此坚定而持久！读着老诗人写在民国的诗、写在“十七年”的诗、写在改革开放以来，乃至新时代的诗，恍然感觉新旧时光的风云册页就这样一页页翻过，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道统就这样一程程铺开。能与这样一位艺术生命横越现代和当代的文坛前辈同在一个时域相知，于我诚然是幸事；更温暖的一点在于，这位生长于南国市井、有着浓重散居区烙印、长久以来的民族文化体验可说是极为孤独的回族老诗人，也在诸多诗篇中抒写了他对母族的一往情深。正是基于这一笔，使我有更充足的底气评价：木斧，不唯是新文学谱系上一位风貌独具的名宿，也堪称是回族诗坛长期纵横的领衔者和当然的示范者。

2010年9月23日，木斧在《中国当代十家民族诗人诗选》青海首发式上

木斧，原名杨莆，字馨甫，曾用笔名杨谱、羊辛、洋漾、穆新文、牧羊、默影、心谱等，经名苏来曼，1931年7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受当时进步文学作品的影响，小学起即对文学发生了兴趣。1946年6月，他在上西北中学初中将毕业时，在进步刊物《学生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胡先生》，后成为该刊文艺版编辑组长。二次国共内战期间，诗作主要发表在《光明晚报》《西方日报》《新民晚报》《建设日报》《文艺与生活》等报刊，内容多为揭露和抗议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表达对光明、自由的向往和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如《血，不能白流》一诗，愤怒控诉了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制造的“四九血案”，发出了“血债，要用血偿还”的战斗呐喊，被四川大学地下党作为诗传单印发，成为射向侩子手的投枪。另如名作：《沉默》《疯孩》《冬天》《我们的路》《我听见土地在呼唤》《山》《给乡村的孩子》《献给五月的歌》等，均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四十年代诗选》等重要选本，是现代文学中可供珍藏的记忆。

之所以可以语气恳切地说木斧是一位“现代诗人”，并不只因他在民国时期就开始了创作，而是说那时年仅十几岁的他就已发表了多达159篇的作品，堪说是年少成名的典例。有一则轶事颇有意味：国文课堂上，老师找来报章上一首新发表的诗歌，范读给学生研习，岂不知那作者正是用了化名的小小木斧，此刻正坐在座位上窃窃得意。只可惜，如此百余作品被保存在一册《木斧作品剪贴本》上，“文革”期间不幸散失，后在各图书馆找回、收入书籍重现于世者，仅占五分之一者矣。

新中国成立初期，木斧一边从事党的青年工作，一边热情投入诗歌创作，歌颂国家变化和建设成就。1955年，木斧因“胡风案件”受到牵连，被结论为“受胡风思想影响较深的人”，被迫封笔20余年。1979年，木斧调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自此枯木逢春，创作激情喷发，以“归来者”的姿态再度活跃于诗坛。迄今已在《人民文学》《诗刊》《上海文学》《十月》《民族文学》《星星》《朔方》等多家报刊上发表诗歌、小说、文学评论4000余首（篇）。纵观木斧创作履历，其多数作品和诗集文卷皆发表、出版于改革开放以后，标志木斧的创作全盛时期。

木斧应算是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1950年10月，由川西区文联创研部部长洪钟推荐，木斧参加了成都市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同时参加的还有沙汀等人，均颁发有会员证。后来，中国作协成立，这批会员全部转为中国作协第一批会员。但不知何故（或许由于木斧的政治冤案而未能正式转会？），后查未能在中国作协会员名单上找到木斧的名字。故履历显示，木斧正式加入中国作协的时间是1983年。命途坎坷的老诗人，对许多事情都已看淡，唯一执念的就是作家身份的确认。2009年，中国作协为木斧颁发“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六十周年”证书，或是木斧格外看重的一项荣誉。

躬耕文学创作70余年来，木斧共出版诗集14部。除与“蜜蜂社”部分进步作家合著的文集《路和碑》编辑出版在1949年9月之外，其他诗集皆出版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依编年辑录、较有代表性的有：《木斧诗选》（1947—1984）、《我那潸潸的笔》（1985—1992）、《车过低谷》（1993—2002）、《瞳孔与光线》（2002—2006）、《点燃艾青的火把》（2007—2011）等。其中，《木斧诗选》获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奖。

木斧不但写诗，也评诗、论诗，这些文章主要收在《诗的求索》《文苑絮语》《揭开诗的面纱》《诗的桥墩》《诗路跋涉》等几部评论集中；也涉猎其他体裁，著有长篇小说《十个女人的命运》、中短篇小说集《汪瞎子改行》、杂文集《木斧短文选》、童话集《故国历险记》等，亦颇受好评。但木斧的本质还是一位诗人，不论做人作文、唱戏作画，总透着一股浓重的诗人气，固执而又随性。尽管对其诗歌的论说已不乏见，单是专门成册的论集就有两部（《论木斧》《再论木斧》），然而我总觉得许多话题并未充分地展开。木斧实在是一位总也论不够的诗人，何况他仍在创作着，也就逼着论者仍要论下去。

宗融艺文馆所藏木斧部分著作及选本

考察木斧70余年间的诗歌创作活动，应当以近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史、特别是新诗运动的发展轨迹为背景。只有把他个人的创作活动，置放于整个中国文学的时代背景之下进行比照，才能更清晰地理解木斧创作的思想倾向、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与时代潮流之间的因应传承，也才能更加客观确实地考量木斧的文学成就、贡献与局限。

木斧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亦即他从对文学发生兴趣、到开始诗歌创作的20世纪40、50年代。从大的背景上来看，这一时期中国新诗已确立了主体地位，诗歌创作正面临着多种路向的选择可能，不同流派之间的分化已经产生，文学界正围绕着这一话题进行激烈的论争。按照阶级立场和现实政治态度划分，具有“革命传统”、代表大众审美情趣的“革命诗歌”成为主流。从木斧这一时期的诗歌主题来看，以表达社会政治为主，呈现出“七月派”的思想与美学风貌，如《我们的路》《献给五月的歌》《爱我们的祖国》《我听见土地在呼唤》等，从对旧世界的诅咒和对新时代的呼唤，到对执政党、“祖国”“人民”“阶级”的颂唱，无不体现了题材和视角的政治化，大体属于“政治抒情诗”范畴。从正面看待，木斧是一位“继承五四以来新诗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诗人”，其早期作品表达了对自由、民主的新生活的礼赞，同时，借助自然景物和民族风情做情感抒发的喻体，化政治抽象为生活（生命）生动，加上受益于民间诗歌丰富活泼的语言和表现方法，避免了对主题的空洞吟唱和政治概念的演绎，使作品显得可亲可爱，具有较为丰富的感性色彩。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同样，木斧早期作品也无可规避地受到了泛政治化艺术观的时代影响，存在题材狭小、主题单一的局限。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政治解禁，文学复苏，“解放”了的木斧进入第二个创作阶段。此时，文学界关于新诗的艺术观念、创作方法等理论论争再次出现，探索也在进行，“朦胧派”一支崛起。很快，进入80、90年代之后，诗坛流派分化加剧，涌现出形形色色的“新诗潮”“新生代”，虽则表现出对生命自由、人道情怀的追求和对个性的尊重、对多元价值的宽容，但本质上大多出自西来的怀疑主义、失败主义、虚无主义哲学的变种，粗鄙萎靡，朝生夕死。诗坛表象一派繁荣，却难掩全面的颓势。在此背景下，木斧的创作坚持了与这种潮流的根本不同。从几部诗集的命名上就可看出：一位饱经创痛的老诗人是以何等姿态面对新的生活：《醉心的微笑》《美的旋律》《缀满鲜花的诗篇》《乡思乡情乡恋》……木斧新时期迄今的诗歌创作，自觉坚守了新诗运动自“五四”以来积极、健康的思想风气，坚持现实主义传统，选择以山河、大地、母族、故乡为题材，表达对山河故土的炽热情怀、对民族精神的崇敬礼赞。例如《金色的田野》《秋天的爱情》《七月》《回回家》等作品皆属此列。木斧的另一类诗作，或以物喻志，借景抒情，回归诗歌言志载道的本来；或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不失诗歌的清新自然之气。如《过三峡》《春蛾》《豆腐》《雪的礼赞》等，饱含着人生况味，闪耀着哲思的光芒，备受读者喜爱和评论界的推崇。

木斧的诗歌语言质朴直白，具有明显的民歌俚语之风，虽则不够典雅华丽，却也符合大众审美。在艺术形式上挥洒自如，不拘一格，不刻意雕饰，唯求言之有物。在“今天的中国诗歌内容，部分是虚饰浮夸和假正经的，大多则是油腔滑调、玩世不恭，再就是沉迷于另一种形式的雕虫小技——在毫无语感和句法的情况下搬弄文字游戏”的时代潮流中，木斧的诗歌，或许恰因坚持了语言和形式上的童趣稚拙，不追求“现代”，不追求“叛逆”，才得以规避了殖民文化所带来的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瘟疫。

木斧是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起来的诗人，因此他对胜利的企盼格外迫切。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他已经在沉沉黑夜中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以一首长篇抒情诗《献给五月的歌》宣告了解放的来临：

从山那边

通过冬的世界

金色的阳光在跳跃

春天架起了长虹

啊，五月来了……

……

五月

在繁星照耀的夜空下

在辽阔而空旷的草原上

我们各族兄弟

亲爱的姐妹

围坐在一起

歌唱

……

五月呵

在我们的面前

铺开了

一条崭新的道路

这首诗初发于1949年第3期《文艺与生活》杂志上，原题为《五月的道路和我们的歌》。1982年，改题为《献给五月的歌》，相继收入《黎明的呼唤》《木斧诗选》《中国现代经典诗库》等选本。2010年，经压缩，又改题为《五月，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收入《新中国颂——中外朗诵诗精选》。有人可能会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为什么写成了5月？据木斧自述，原来当解放战争临近全国胜利之际，他已转移下乡，“新中国叫什么名字？多久到来？当时是一无所知，因为写作的时间是1949年的红五月，所以便以五月为题”。如今看来，这一不经意的“错位”反而显示了木斧作为诗人对历史转折的格外敏感。

在这首长诗中，诗人以热烈的情感和欢快的调子，以驰骋翱翔的想象，以汪洋恣肆的激情，描绘了一个春满大地、喜庆欢乐的人间，呈现了一场歌舞澎湃、激情燃烧的盛典，预告了新中国的诞生。这是木斧诗歌中最长的一首，共八节232行。全诗贯穿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气势磅礴，节奏鲜明，语言凝练华美，是木斧早期诗歌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作。诗人田间对这首诗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黑暗年代里能够写出这样“热情洋溢”的作品实属可贵。亦有论者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的白话诗很少有这样的抒情长篇大作。1949年，这样欢呼黎明的长篇抒情诗似乎更是罕见。

祖国是木斧诗歌恒久的主题。木斧写作了大量祖国题材的诗歌，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之情在他的诗作中处处可见，正如他的诗句所说的那样：“祖国啊，我走遍了你每个角落∕我为你辽阔的胸襟而感到骄傲”（《在北方……》）。《爱我们的祖国》是一首气势恢宏的长诗，诗人首先满怀豪情和喜悦地宣告：新中国正“从地平线冉冉升起∕……亚细亚辽阔的大地上∕光辉照耀着人类的希望”，接着回顾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争取解放的坎坷岁月和无数先烈前赴后继的英雄业绩，束尾部分，诗人放眼壮丽河山，辽阔肥美的土地和勤劳质朴的人民，看到了祖国灿烂、幸福的美好明天。同类题材的作品还有《母亲，我唱一首歌给你》，也是木斧的一首重要诗作。这首长诗开端明快：“母亲，在你开创的∕康庄大道上∕你带着朝霞般的笑靥∕频频地向我招手∕我紧跟着来了∕跳着蹦着来了”， 寥寥数笔，诗人对祖国的深情和内心的喜悦跃然纸上。结尾“我的歌∕只有一句话∕‘我——爱——你’∕我的亲爱的母亲啊……”余韵回转。

关注时代，积极地介入时代现实，或讴歌或控诉，或诅咒或祝福，以诗歌的双臂“热烈地拥抱现实生活，热爱现实生活，并积极地投身于现代生活”，是木斧作品的重要组成。长诗《一封写给田野的情书》就是一首具有强烈时代意识的经典之作：“……在编织幻想的升腾中∕升起了彩色的氢气球∕飞到了那么一天∕谷粒儿堆成了山∕仓库装不下∕院坝里堆不完∕突然，一声‘吃饭不要钱’幻影从空坍下……∕于是，两个恶魔∕（饥饿和贫穷）∕又粉墨登场∕霸占了广袤的田野……”控诉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和浮夸风盛行的年代，人祸给“田野”制造的悲惨和不幸。“……田野，用最庄严的态度∕向三山五岳宣布：∕中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土地改革’成功了！∕欢乐的泥土∕拍着自己的胸脯∕跳溅的谷粒∕擂着时代的战鼓∕田野上撒满了∕雷动般的掌声”则是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生机与活力。诚如孙玉石所言：“年已八旬的诗人木斧，对于生活，对于现实，对于社会巨大的变化和存在的痼疾，对于人的精神高度和深度，抱有极高的关注热忱和爱憎赤心。他诗心的搏动始终与人民命运紧紧相连。”

母族与故土，是木斧诗歌关注的又一重要精神指向。木斧生为回族，却长期生活在远离族群聚落的地区；他祖籍宁夏固原，出生并成长在四川康定，却又长期工作生活在外。于是，母族和故土两个命题成了他一生的纠结，也萦绕成他诗中一对永久的意象。《回回家》《回族人》《固原人》《固原念》……无不是诗人遥对母族故土的声声吁叹和深情呼唤：

锅盔、羊毛、牛肉

带着一声声叹息：

哎，回回家！回回家！

……

在肮脏的洗涤中洗出洁白

在繁重的体力中锤炼勤劳

在纷乱的线丝中理出头绪

……

清洁、勤劳、学问

挂着一串串赞叹：

哟，回回家！回回家！

不能不说，这是一首刻画民族精神的上乘之作。诗人起手借用三个日常可见的具象事物，形象而准确地勾勒出回回民族生于底层的基本形象，一声声“叹息”表达的是一个回民儿子面对母亲民族的疼爱与痛惜，悠长绵远，意味深沉；“在肮脏的洗涤中洗出洁白……”句，以高度凝炼的诗家语言，刻画出了回回民族心志高洁、坚韧不拔、百摧不毁、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结尾使用三个朴素无奇的抽象单词，以点睛之笔照亮全诗，点出了回回民族的优秀特质，一串串“赞叹”抒发的是诗人由衷的自豪之情。“没有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的深刻了解，没有对自己民族的深厚的情感，是决然写不出这样有分量的诗作来。”

木斧祖籍宁夏固原，祖父于清同治年间举家南迁入川。对故土，木斧始终怀有夜不能寐的念想：“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家乡，/你还认识你失落在南方的儿子吗？”1986年，木斧终于第一次回到老家固原，后又走了临夏、昌吉等西北诸地，还清了“一生欠下的相思债”。从《望乡》《给一位大西北人》《风的礼赞》等诗中，可以触摸诗人追寻故乡根脉的痛感：“一百多年后你才发现了我/你从我的泪珠中找到你的形体”（《家书——羊圈堡来信》）。其实，借助故土意象，诗人所寄托和追寻的，何尝不是一种心灵归属、一个精神故乡。对此，与木斧同在成都生活的回族老诗人苏菲有一语颇中肯綮：“这颗心被大西北层出不穷的大自然独特美、淳朴的人和淳朴的生活的魅力一旦诱起彻骨的爱，形成内涵式激情，灵感火花爆发，木斧独特风格的诗便产生。”

木斧对母族的眷怀和追寻，甚至溢出了专门题材的诗作之外，散见于怀念故旧、题赠友人的“书信诗”中，其中对回回文友的赠诗就有寒歌子（台湾）、马瑞麟、姚欣则、汪玉良（东乡族）、马德俊、海青青、石彦伟等多首。透过如诉的诗行，可以强烈感受到诗人对同胞那近乎偏执的亲近感：“年龄把我们分开/亲情让我们合并/都是回回家/分什么长幼尊卑”（《天蓝蓝——给海青青》），“这城市众多的人都被忘怀了/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在对话”（《说不完——给汪玉良》），“外人怎么也感觉不出/这是一弯特殊的月亮”（《月情——给姚欣则》），“那时的暗夜没有火把/我们共一个月亮”（《共一个月亮——给马瑞麟》）。木斧对母族的寻找毕竟是后知后觉，聚居经验的缺失使得他的族性书写有时流于浅表，但孤独的心境和围炉取暖的渴望，也使得他的呼唤有一种格外的动情，比如《歌——给寒歌子》这一首：“你的面庞好熟好俊/在胼手胝足的乡亲中见过你/在古尔邦节日见过你/在梦中见过你/凡有松柏的土地上都有你”，是为心尖颤抖之声。

就连木斧诗歌中另一特殊体裁“戏诗”中，也可觅到回族的心情。如《马连良》一诗中，先提出“知道马连良的拿手戏吗？”这句设问，继而例举几部名作后，诗人自答：“最好的戏是回回马连良/演回回海瑞罢官/可惜戏砸锅了/写海瑞的人走了/天涯海角找不回海瑞/舞台上再也看不见马连良”，袒露了木斧对民族性格的一种理解。

木斧戏画（并题：“回回马连良演回回海瑞都是国之精萃”）

托物明志、借景抒情的哲理诗是木斧诗歌的另一种类型。《春蛾》《琴弦的歌》《豆腐》《栈道醉写》《过三峡》《长江》《刻印》《杯歌》《虎婆》等，都是这一类型中的佳作。《琴弦的歌》隐喻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际与胸怀，不仅是木斧本人一生的写照，也是中国整整一代、甚至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春蛾》上阕平淡入手：

永远充满了旺盛的精力

在无穷无尽的岁月中

吐着无穷无尽的丝

后来，无忧无虑地睡了

下阕突兀一问，由平庸而入神奇：

你老了吗？不！

不过是休息了一会儿

一朝冲出网茧

看，一只会飞的蚕！

全诗托物言志，继承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写法，发展了赋兴之比。明喻是比，暗喻也是比；象征是比，拟人也是比。通首是拟人，其中又套着隐喻、象征。末尾的惊呼：“看，一只会飞的蚕！”更引人注目深思。木斧的哲理诗，于短小平淡的字里行间，注入思想的力度，使作品陡生新意，闪烁出哲理的光芒。

近几年来，我在为木斧编发新作和跟踪阅读中发现，老诗人表达生命感悟的诗多了起来，象征手法不再密集，更多则是深沉而富有况味的自白。以时近新作为例，“其实我早已没有锐气了/无法进入你们热闹的演讲大厅/我只能在家门口散步、遛弯”（《草根自语》），“88向我发出了警告：/快停下来，你这个蠢材！/可是时间还在不停地向前跑/我的缰绳要拉断了！”（《88之谜》）诗句所流露的是生命观的渐趋平和、精神内力的强韧与对文学信仰的愈加笃定。

2012年8月16日，本文作者在木斧先生成都寓所拜访

如果要承认一个民族是有着文脉的，那么回族的文脉在哪里？就今天而论，回族集体中如果还有“五四”一代文学道路的传习，如果还有历史深处走来的耄耋宿将在以白首之心，宝刀未老地写着，我们为何不去重视他们的存在，不去捧起他们尽管可能已渐现消瘦的纸笔呢？这是我愿在喧哗之中，持续不已地倾听、评写老作家群体的发心。而木斧，正是这一群体中颇难写、却又不得不写的一位。写成了，却是言犹未尽。

最后，我很想重温2010年“中国当代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揭晓的一幕：晓雪、阿尔泰、南永前、吉狄马加、娜夜等十位少数民族诗人获此殊荣，其中代表回族走上领奖台的，正是白发苍苍的木斧。那一刻，不仅是一位诗人在饱经风雨后的绽放。获奖词是这样评价他的：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诗人笔耕不辍，他以火一样的激情与水一样的哲思，回溯并展望生命的历程。他的诗歌，是对过去的、正在经历的年代的形象记录，是一个诗人的心灵史实。

诚哉斯言。

2010年9月23日，木斧被授予“中国当代十家民族诗人”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