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1583年（明朝天启年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就来到了中国，但“西医传教士”这种社会角色的出现还是晚了两百多年。1892年5月，受加拿大基督教卫斯理会派遣到达成都开拓华西教区的教会志愿队先遣队员，身上背负的就是“行医”和“传播福音”这样的双重责任。

团队成员启尔德（Omar L. Kilborn），来自加拿大。在英国金斯顿王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的学位后，他向加拿大卫斯理会写信，自愿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前往中国。与启尔德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詹妮·福勒，牧师赫斐秋（Virgil. C. Hart）夫妇，传教士何忠义（Hartwell. G. E）夫妇等，共计9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四川开拓华西教区。在上海登上蒸汽小轮，在宜昌换乘木船，经过数月艰苦行程而终于抵达成都的启尔德绝不会想到——仅两个月后，他就会跟新婚妻子诀别；更不会想到，他一家三代将把总计72年的时间和心血，奉献给这个国家的医疗和高等教育。

医院开业

启尔德一行初至成都，在玉沙街找了一幢民房落脚，随即决定从创办医院着手，以扩大教会的影响。其实，这也是新教在海外传教的重要策略。新教差会非常注重在大城市兴办学校、医院、出版书局和慈善机构，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和第一所西式学校，都是新教传教士创办的。

工作正头绪万端地展开之际，詹妮却染上了霍乱。由于缺少药物，身为医学博士的启尔德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离去。悲痛万分的他，把全副精力都放在了医院的筹建上。

1892年，启尔德的医院建在成都东门的四圣祠街（今四圣祠北街），命名为“福音医院”。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四圣祠街买下一片菜地，用于修建礼拜堂。医院建立之初，启尔德除了担任院长，还身兼医生、护士、护工等多职。然而，即使这样，医院内的工作仍谈不上忙碌。因为当时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很少，来就诊的人不多，启尔德的工作重点是走出医院尽力扩大影响，让人们了解西医，接受西医。

福音医院是四川地区第一家西式医院。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有少量信基督教的中国人来此看病，见识到了西医的神奇疗效。福音医院开始有了些口碑，启尔德也迎来了生命中的另一个同行者——启希贤 （ Retta G. kilborn )。

启希贤也是加拿大人，在当时女性很难被允许学医的情况下，她获得了医学博士、外科硕士和化学硕士等学位。1893年，她以医学教友志愿队队员的身份来四川创建女会和妇孺医院。相同的信念让他们在成都结成了夫妻。

启希贤，本名雷塔·吉福德，正如启尔德本名基尔伯恩，“启”是他们二人共同的“中国姓”。福音医院建成之后，启尔德并不是完全待在成都，而是时常外出行医传教，荣县、嘉定（今乐山）、自流井（今自贡）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启希贤嫁给启尔德之后，也经常陪他外出诊治和手术。

成都教案

1895年4月7日，启尔德和启希贤的长子启真道在嘉定出生。5月28日，他俩刚抱着儿子返回成都，就碰上了一件大事。这天正是端午节，在临近四圣祠街的东较场，数百人聚集着在“打李子”。这是旧时成都民俗，一人拿一包李子对打，有时甚至会出现几万人在城墙上对打的壮观场景。然而，在一片嬉笑欢乐之中，却有谣言在滋生。有人说，看见外国人把中国小孩子拐进了教堂——那个年代，洋人取小孩肝子、眼珠熬制西药这类谣言其实是经常发生的。

流言不胫而走，到傍晚，激愤的人群已经来到四圣祠街包围了教堂、福音医院和启尔德等传教士的住处，试图破门而入，救出小孩。启尔德感觉受到威胁，便持枪出门对空鸣放，大祸就此铸成。尽管启尔德等带着妻儿逃了出去，但他们的住房、医院和四圣祠礼拜堂被悉尽捣毁。第二天，位于陕西街的教堂被焚烧，风波波及十余州县，共计七十多座教堂被毁，这就是著名的“成都教案”。

到了年末，待教案渐息，启尔德携家人从上海返回成都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原址上重建福音医院。重建医院，而且是在原址上，他要面对的不仅是心理上的创伤，还有很大的风险。毕竟，教案导致中国人有6名参与者被处斩，17人被从军流放，今后还会发生什么迁怒于教堂和医院的事情很难预测。但是，启尔德真就这么做了。与此同时，启希贤也在附近的新巷子里，建起了四川第一座女子医院——仁济女医院，以适应这个封闭国家“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

1902年，四川红灯教女首领“廖观音”起事，四圣祠礼拜堂再度被毁。1905年，教会获得清政府1500两黄金的赔款，这笔钱被用来修建了一幢四层楼的医院，即1907年竣工的四川红十字福音医院。新医院拥有病床120张，医师11人，开设内科、外科和花柳科。

到1910年，两所医院一年的门诊量合计6357人。除了成都本地人，在当年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还有郫县、大邑及资中一带的病人慕名而来。医院采用收取富人诊费以补贴穷人的办法，对穷苦人“治疾不收半文，且资助钱粮”。

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成立医科后，医院成为学生临床教学和实习的基地。1914年，医院更名为仁济医院。这所当时四川最好的医院，也就是今天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

仁爱济民

启尔德的努力见到了成效，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懂西医的医生和护士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他希望创办医学教育，通过“复制护士和医学传道士”，来解决缺乏人才的困境。

各方面的条件都在成熟。在中国实行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已于1905年废除，清政府开始推行“办学校”的新政；而到达四川的外侨也在不断增多，他们先后建立了不少中小学，为创办医学教育进行了生源上的准备。在基督教差会的主持下，华西协合大学于1910年3月11日正式开课，积极参与筹建事宜的启尔德，成为学校董事会的第一任主席。华大的医科于1914年建立后，启尔德又登上讲台，亲执教鞭，讲授生理学、眼科和化学等课程。同年，仁济医院护士学校也成立了，不过，当年只招收男生，次年才开始招收女生。

除了成都四圣祠仁济医院，启尔德还在四川境内嘉定等多地创办了仁济医院。到1922年，全川境内的仁济医院就达到了11家。

启尔德也是中国红十字会四川分会的发起者之一。1911年四川战事不断，“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相继爆发，清兵和政府军的伤亡都非常惨重。启尔德以红十字会的名义，亲率医疗队奔赴火线，设立临时医疗点救治伤员。他赤着脚，穿着草鞋，冒雨行走在泥泞的战场上。他本着人道主义之精神，不管伤者是清军或是革命军，皆全力救护。数月时间里，启尔德以其精湛的医术和仁爱之心救人无数。

启尔德夫妇创下的仁济男女医院，“仁济”二字是加拿大基督教英美会对教义Love（爱）和Mercy（同情怜悯）的中文概括，也暗合中国儒家仁爱济民的思想。而启尔德一生的作为，正是对这两个字的最好阐释，就如美国人Rev. James M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他离开设备好的医院去为普普通通的士兵服务 ，而在当时士兵是不受人重视的。中国人都说他真正是一个完人，从未见过具有如此仁爱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

1919年，启尔德回到加拿大休假，却因染肺炎而不幸病故。消息传到成都后，受他惠泽甚多的成都人，在祭祀孔子的文庙举办了中国传统的祭奠仪式，以中国人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基督徒的敬意。

一家三代铸传奇

启尔德在年轻时代，就加入了“基督教志愿者运动”，他怀着巨大的热情，在战乱频繁的年代来封闭偏僻的四川，传播“天国”的理想。他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时间，虽然经历了新婚妻子病逝，医院多次被毁等巨大的打击，但是心中的执著从来没有减弱过，就是在这样的坚持下，他当年创办的成都仁济医院，如今已成为一所具有西医入川120年历史地标和仁济文化品牌的大型三甲综合医院。又因为仁济医院的骨干加入了1946年由基督教各教会联合在华大附近新建的医科教学医院（即现今的华西医院），启尔德当年创办的医院，如今还发展成了一所世界上单点规模最大的医院。

启尔德不仅是四川西医史的开创者，四川红十字运动的发起人，也是中国西部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护士专科学校和大学的奠基人。启尔德和启希贤的四个儿女，除长子出生在嘉定外，都生长在成都华西坝。他们的长子启真道（Leslic Gifford Kilborn）在加拿大完成学业回到中国，在华大担任了生理学讲师。启真道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因此他的课程全部用中文教授。从1936年起，在长达10年左右的时间里，启真道担任了华大医牙学院总院长和医学院院长的职务。启真道的夫人启静卿（Janet McClure Kilborn）曾在华西协合大学讲授儿科学和医学英语，她捐建的医科图书馆被命名为启静卿纪念图书馆。启真道的长女玛丽·埃莉诺，则是家族第三代在中国的医疗志愿者，她也曾在华大工作过数年。

从启尔德1891年来到中国，到1963年启真道离开香港回到加拿大，这个家族3代9口人为中国医学事业作了72年的奉献，铸就了史诗一般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