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尔德:把一生奉献给上帝和中国
加拿大人启尔德(Omar Kilborn),就是一个背负着“行医”和“传播福音”双重责任的“西医传教士”。启尔德于1867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弗兰克威尔(Frankville),在英国金斯顿王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的学位后,他给向加拿大基督教循道宗卫斯理会写信,自愿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前往中国。
1891年11月,启尔德以志愿者先遣队成员的身分抵达上海。与启尔德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詹尼·福勒,牧师赫斐秋(Virgil C. Hart)夫妇,传教士何忠义(Hartwell G. E.)夫妇等共计九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四川开拓华西教区。
从在上海坐登上蒸汽小轮,在宜昌换乘木船,经过数月艰苦行程而终于抵达天府之国的启尔德,绝不会想到——仅仅两个月后,他就会跟新婚妻子诀别;大概也不会想到,他一家三代将把总计72年的时间和心血,奉献给这个国家的医疗和高等教育。
妻子病逝
启尔德一行初至成都,在玉沙街找了一幢民房落脚,随即便开始了传教的准备工作。这个古老的国度,对于基督教原本是相当排斥的。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马戈尔尼为全权特使前往中国,希望能达成增开通商口岸、派驻公使和自由传教的目的。两种文化不期而遇的碰撞,产生了诸多尴尬。大清皇帝乾隆不知天外有外,尚以天朝自居,要求马戈尔尼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个妄自尊大的要求,自然被已经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人拒绝了。几经谈判,双方达成妥协,行单腿下跪之礼——这也是马戈尔尼谒见英王的礼节。使团在中国境内,得到了上佳的接待,但传教的要求却没被允许。
又过了近七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才取得了深入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不过在深受释道儒影响的东方国度,民众依然对来自西方的耶稣冷眼相对。启尔德一行,决定从创办医院着手,以扩大教会的影响。其实,这也是新教在海外传教的重要策略。新教差会非常注重在大城市兴办学校、医院、出版书局和慈善机构,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和第一所西式学校,都是新教传教士创办的。
工作正头绪万端地展开之际,詹尼却染上了霍乱。霍乱在四川民间俗称“麻脚瘟”,最初的症状是两足麻木,继而上吐下泻,死亡率相当高。这次疫情,源起川西地区的涝灾。洪水过后,瘟疫横行,五月至九月,仅成都城死亡就达万余人。然而,当时对霍乱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华阳县的方式是烧纸船送瘟神,大邑县则设坛开祭,祈求能阻挡瘟疫。
由于缺少药物,身为医学博士的启尔德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离去。悲痛万分的他,把全副精力都放在了医院的筹建上。
医院开业
启尔德的医院建在成都东门的四圣祠街,命名为“福音医院”。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四圣祠街买下一片菜地,用于修建礼拜堂。
四圣祠街之名,来源于街上的四圣祠,该祠供奉的是孔子的四大弟子曾参、颜回、子路和子由。而《圣经·新约》中,居首的是耶稣的四大圣徒所作的四福音书,这四位弟子分别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为何选择这条街来建礼拜堂和福音医院,启尔德与赫斐秋的初衷,因年代久远已不可考据,但无论如何,《论语》与《圣经》,东方的四圣与西方的四圣,在这条街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交融,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融。
福音医院虽有医院之名,但所有的在职员工加起来,也就启尔德一人。除了担任院长,他还身兼医生、护士和护工等多职。然而,即使这样,启尔德在医院内的工作仍谈不上忙碌。医护人员少,来看病的人更少,医院建起来之后,很多时候都只有启尔德一个人空坐其中。
福音医院是四川地区第一家西式医院。然而,价值不为人所识,往往是先行者不得不面对的宿命。从华阳县和大邑县对付霍乱的方式,也就不难想象那时中国对西医的认识水准了。然而,即便妻子去世,应者寥寥,启尔德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初衷,支撑着他的,是心中的宗教信仰和使命感。
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有少量信基督教的中国人来此看病,见识到了西医的神奇疗效。福音医院开始有了些口碑,启尔德也迎来了生命中的另一个同行者——启希贤(Dr. Retta Gifford Kilborn)。
启希贤也是加拿大人,在当时女性很难被允许学医的情况下,她获得了医学博士、外科硕士和化学硕士等学位。1893年,她以医学教友志愿队队员的身份来四川创建女会。在福音医院里,启希贤遇到了启尔德,相同的信念让他们结成了夫妻。
赫斐秋主持的礼拜堂,已于1984年初建成,当年5月21日,启尔德和启希贤在这座礼拜堂里举行了婚礼,从此一同走在“荣耀上帝”的道路上。
启希贤,本名雷塔·吉福德,正如启尔德本名基尔伯恩,“启”是他们二人共同的“中国姓”。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并不仅仅表现在取中国名字上面,为了传教和行医,也为了更深入地接触中国文化,他俩还专门聘请了中文老师。
福音医院建成之后,启尔德并不是完全待在成都,而是时常外出行医传教,荣县、嘉定(今乐山)、自流井(今自贡)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启希贤嫁给启尔之后,也经常陪他外出。川西、川南的大地上,又多了一双跋涉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