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恩师陈鸿逵教授
发布时间：2010-10-09 10: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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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1kt7
10月12日下午，当我得悉敬爱的老师陈鸿逵教授已在医院仙逝的噩耗时，感到无比震惊。
记得当天上午我和李德葆同志奔往医院探望时，他老人家经抢救治疗后，还处于昏迷状态。回顾今年 6月 26日陈老 108岁诞辰日前一天（25日），我曾到他家看望并祝寿时，陈师仍一如往常健康，虽然耳背，但仍能笔谈、口述，思维清晰。前几年，老师更能在住家附近校园内，由家人陪伴自由散步，近年来则由护工推轮椅外出。我还清楚记得在学校庆贺他老人家100岁华诞的大会上，他还上台发言、讲话。原来期望陈老经过治疗，仍能与以前一样康复出院的。岂料这次他老人家竟驾鹤西去了，从此再也见不到恩师的音容笑貌，听不到他的谆谆教诲，怎不令人悲痛万分！
我是1937年8月进入浙大病虫害系学习的。
适逢杭战，入学后不得已一年级先离杭州至西天目山，读书二个月余，又因战事随迁建德，不久又随校西迁至江西泰和，在此始和陈师相识。学校因江西危急，1938年夏再迁广西宜山继续学习，1939年尾再迁贵州遵义，1940春农学院理学院迁往湄潭，在那边较安静的环境里读书。194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抗战胜利，1946年随校迁回杭州。在我大学学习及毕业以后在系工作期间几十年和恩师相处，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对他倍感亲切和崇敬。
陈师原藉广东新会，1900年生。他于1922年金陵大学生物系读书，在R·H·Porter教授指导下，开始做植物病害方面的科研工作。1926年毕业后，受金大之聘，任该校植病组助教、讲师。在戴芳澜教授指导下，从事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与其同学俞大绂先生等一起，就当时重要粮食作物病害问题：小麦秆黑粉病、大麦坚黑穗病、裸燕麦坚黑穗、大麦条纹病及粟粒黑穗病等进行种子消毒及品种抗病性试验，对高梁炭疽病研究，先后在“中国农学会报”、“金陵学报”、“美国植物病理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十余篇论文，丰富了我国早期植物病理学的科研成果。1931年陈师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公费留学机会，赴美国爱欧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对高梁炭疽病进一步深入研究成果，实现了人们对该病病原生物学特性、病害发生规律和防治理论及实践的较完整认识。此文是国内外有关此病的重要基础文献。1934年陈师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即应浙江大学之聘。从那时开始以及随后的几十年时间内，他曾先后开出植物病理学、植病研究法、植病防治原理、高级植物病理、真菌学、植病讨论、普通植物病理、农业植物病理、植物化学保护（杀菌剂）与植物病毒专题、镰刀菌专题等课程，并指导学生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陈师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使我铭刻在心。陈师十分关注开设实验课及师生开展科研工作的条件，重视实验室基本设备和仪器的充实建设。刚到浙大任教不久，亟须添购恒温箱，而进口的价格太高，他就自行设计了一套恒温箱。其结构箱体为夹层，层间填充废棉保温，核心部件为自制自动温度调控器，通过继电器与电炉加热器相连。自制调控器时，要求匠用薄铜片压模成膨胀碟，陈师具扎实的物理、化学基础知识，根据甲苯及乙醚挥发液体胀系数据进行合理混合，灌注入膨胀碟中，并可将数枚膨胀碟接为一体，藉此提高温度调节灵敏度。自制温度调控器时，膨胀片与电源间的接触点是关键之处，为避免温高，接点被烧熔，陈师焊接了一小块白金而解决难点。自制恒温箱的成本仅为当时进口恒温箱价格的1/3，而其使用容积要比进口的大3-4倍，进口的温度调控器灵敏度为±1℃，而自制的灵敏度可达±0.5℃。陈师接着又设计了土壤恒温箱，以供研究根病土传之用，从而解决了实验室设备的困境。1935-36年陈师还应上海商品检验局之聘，负责该局植病检验方面的技术指导，并为之设计建立起我国大陆供港口检疫用的植病检验实验室，对我国植物检疫事业起了开拓作用。
随校西迁时，在战时艰苦条件下，每迁一新地，陈师即设法尽早开出有关课程和实验，带领师生就当地各种农作物病害进行基本调查和样本采集，并积极组织师生开展有关科研。在贵州湄潭（1940-1945），当时无电力供应，陈师利用当地丰富的木炭资源，为解决教学科研的迫切需要，研制“炭条恒温箱”。陈师在设计一间简易温室时，采用双层玻璃为顶，以采光和保暖，并以较粗木炭条为能源，从室内槽沟一端开一小孔穴，排出一氧化碳。木炭条制造时，先将木炭研成粉末，混和少量黄土泥酱而成形，制成1尺、1尺半及较粗的木炭条。干燥后，用泥浆在炭条表面涂布斑马状条纹。使用前，炭条在铅壳槽内，以草木灰覆盖槽内炭条，以维持燃点温度而不熄灭。使用时，先从一端点燃，每根炭条可维持10-12小时，斑马状泥纹起控燃作用，控制温度获得非常理想的恒温效应。随着季节变迁，用泥炭比例及斑马纹饰间距以调节，不同规格长度可随自制温箱需要调剂，从而使师生们在冬春两季可进行实验准备和科研工作。
在师生开展试验和研究方面，陈师也及时了解并给予帮助。1940-42年间，杨新美先生（当时浙大讲师）就当地银耳开展人工培育研究，为接种栽培需要获得纯种，陈师及时协助设计了担孢子弹射装置，从而顺利获得银耳纯种，克服了组织分离引起的污染。
在湄潭，陈师指导学生们就油菜霜霉病、玉米大斑病、马铃薯早疫病及贮藏细菌性病害、竹类病害、大豆病害等做毕业论文，就病原鉴定、生物学特性、寄主抗病性、病害防治方面、以及植物性抑菌剂等较广泛的题材进行研究。
1946年浙大迁回杭州，陈师为重建农学院病虫害系而辛勤效力。杭州近郊县推广种植从印度引进的麻类，洋麻炭疽病、黄麻立枯病严重流行，他即组织校内外人力进行调查和开展防治试验研究。1949年杭州解放后，陈师更积极参加并在省内推动病虫害的科技、科普工作，大力宣传农作物病害防治的重要意义。浙东沿海抗美援朝时出现有害生物及危险病虫时，他组织师生参加反细菌战。学生生产实习时，陈师亲临浙南山区检查指导，进行植物危险性病害的调查，主持麻类病害研究课题，并撰写发表了有关论文多篇。1963年陈师参加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倍受鼓舞。回校后，针对当时浙江省油菜和水稻上存在的病害问题，和校内外人员共同研究总结了油菜病毒病发生规律和治蚜防病措施。在华东局科委领导下，陈师和江苏朱风美教授、上海王鸣歧教授共同主持华东稻麦病毒病科研协作组。陈师亲临沪、浙稻区矮缩病严重流行地区作深入调查，协作组终于鉴定出普通矮缩病、黑条矮缩、条纹叶枯病等五种病毒，搞清了这类病害的虫媒及传毒规律，对全国水稻病毒病的研究和防治作出了贡献，并从中带出一批中青年科研人员。70年代陈师和校内同仁对稻普矮病毒血清学研究中，成功地制备出效价高达5120倍的抗血清，为当时我国首例。1972年尼克松访华，赠送我国的珍贵树种红杉，在杭州植物园首次种植，遇到了生理和病理方面问题。陈师和组内同仁及植物园技术人员，经过实地观察和实验室分析，终于澄清了原因，并使红杉得以在西湖之滨落户扎根。陈师在和省内有关专业人员合作编著《浙江省药用植物志》中撰写“药用真菌”部分时，以极其严格的科学态度，托人从产区实地采集到标本作了精确观察，并通过培养及实验考证，最终正确鉴定“雷丸”的学名为伞菌目白蘑科脐菇属一种直菌Omphalialapidescens,纠正了国内一些学者编写的“药用真菌”书中所采用的非褶菌目多孔菌科中一种多孔菌Polyporusmylittae名称。
改革开放后，陈师接待多批来自国外植病专家，Cook、刘杰恒、欧世璜、凌立、美国各大学著名植病教授代表团等，与他们进行了学术交流。与此同时，陈师还介绍学校植病中青年教师前往国外有关著名大学或学术研究单位留学深造。
陈师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已培养4名研究生，1978年以后又先后培养了10名研究生。70年代后期，陈师承担了“镰刀菌志”的编写和研究任务，他和王拱辰等搜集鉴完了一千几百号菌种，查明了浙江省大小麦赤霉病镰刀菌的种原优势种，搞清了引起菽麻枯萎、黄麻枯萎、竹、油桐及甘薯上的镰刀菌若干种类，并为农牧渔业部举办了一期“镰刀菌鉴定技术培训班”，为来自国内各省市的30名植病科研人员进行了培训。1990年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他和王拱辰编写的专著 《浙江镰刀菌志》一书。
陈师在寄生性真菌领域中也开展了研究，指导研究生鲍建荣、曾胜平等对鞘锈菌的重寄生菌、稻二化螟和柑橘粉虱类，以及茶树、果树蚧类害虫的若干寄生性真菌进行探索，发掘了抑制上述病虫可采用生物防治途径的新资源。
陈师曾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常务理事、顾问，华东植病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植保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特邀顾问，浙江昆虫植病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历任浙江大学农学院病虫害系主任、教授，浙江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植保系教授、系主任，浙江省农科院植保所所长，浙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50年代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教授，曾任浙江省政协常务委员。1952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浙江省副主任委员，1979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师学识渊博，作风踏实，对学生循循善诱，严格要求。几十年来，陈师平易近人，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省内外人员，热情地对来访者或来信解答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帮助查阅有关文献资料，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80年代后期虽处高龄，犹每天到实验室用显微镜观察研究材料。受过陈师培养的后来人已遍布国内外，许多已是植物病理学界的知名学者和各个领域的重要骨干，相信他们定能学习陈师的道德文章，为学科发展，科学进展及创新，为祖国繁荣富强作出重要贡献。
我作为恩师的一名学生，数十年来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使我坚定一生，从事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专业，做教学和科研工作。如今老师的谆谆教诲仍宛若耳旁，我将永远怀念他，让他的高尚品德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永远流传下去。
（作者为原浙江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科带头人、植物保护系系主任）
记得当天上午我和李德葆同志奔往医院探望时，他老人家经抢救治疗后，还处于昏迷状态。回顾今年 6月 26日陈老 108岁诞辰日前一天（25日），我曾到他家看望并祝寿时，陈师仍一如往常健康，虽然耳背，但仍能笔谈、口述，思维清晰。前几年，老师更能在住家附近校园内，由家人陪伴自由散步，近年来则由护工推轮椅外出。我还清楚记得在学校庆贺他老人家100岁华诞的大会上，他还上台发言、讲话。原来期望陈老经过治疗，仍能与以前一样康复出院的。岂料这次他老人家竟驾鹤西去了，从此再也见不到恩师的音容笑貌，听不到他的谆谆教诲，怎不令人悲痛万分！
我是1937年8月进入浙大病虫害系学习的。
适逢杭战，入学后不得已一年级先离杭州至西天目山，读书二个月余，又因战事随迁建德，不久又随校西迁至江西泰和，在此始和陈师相识。学校因江西危急，1938年夏再迁广西宜山继续学习，1939年尾再迁贵州遵义，1940春农学院理学院迁往湄潭，在那边较安静的环境里读书。194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抗战胜利，1946年随校迁回杭州。在我大学学习及毕业以后在系工作期间几十年和恩师相处，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对他倍感亲切和崇敬。
陈师原藉广东新会，1900年生。他于1922年金陵大学生物系读书，在R·H·Porter教授指导下，开始做植物病害方面的科研工作。1926年毕业后，受金大之聘，任该校植病组助教、讲师。在戴芳澜教授指导下，从事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与其同学俞大绂先生等一起，就当时重要粮食作物病害问题：小麦秆黑粉病、大麦坚黑穗病、裸燕麦坚黑穗、大麦条纹病及粟粒黑穗病等进行种子消毒及品种抗病性试验，对高梁炭疽病研究，先后在“中国农学会报”、“金陵学报”、“美国植物病理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十余篇论文，丰富了我国早期植物病理学的科研成果。1931年陈师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公费留学机会，赴美国爱欧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对高梁炭疽病进一步深入研究成果，实现了人们对该病病原生物学特性、病害发生规律和防治理论及实践的较完整认识。此文是国内外有关此病的重要基础文献。1934年陈师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即应浙江大学之聘。从那时开始以及随后的几十年时间内，他曾先后开出植物病理学、植病研究法、植病防治原理、高级植物病理、真菌学、植病讨论、普通植物病理、农业植物病理、植物化学保护（杀菌剂）与植物病毒专题、镰刀菌专题等课程，并指导学生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陈师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使我铭刻在心。陈师十分关注开设实验课及师生开展科研工作的条件，重视实验室基本设备和仪器的充实建设。刚到浙大任教不久，亟须添购恒温箱，而进口的价格太高，他就自行设计了一套恒温箱。其结构箱体为夹层，层间填充废棉保温，核心部件为自制自动温度调控器，通过继电器与电炉加热器相连。自制调控器时，要求匠用薄铜片压模成膨胀碟，陈师具扎实的物理、化学基础知识，根据甲苯及乙醚挥发液体胀系数据进行合理混合，灌注入膨胀碟中，并可将数枚膨胀碟接为一体，藉此提高温度调节灵敏度。自制温度调控器时，膨胀片与电源间的接触点是关键之处，为避免温高，接点被烧熔，陈师焊接了一小块白金而解决难点。自制恒温箱的成本仅为当时进口恒温箱价格的1/3，而其使用容积要比进口的大3-4倍，进口的温度调控器灵敏度为±1℃，而自制的灵敏度可达±0.5℃。陈师接着又设计了土壤恒温箱，以供研究根病土传之用，从而解决了实验室设备的困境。1935-36年陈师还应上海商品检验局之聘，负责该局植病检验方面的技术指导，并为之设计建立起我国大陆供港口检疫用的植病检验实验室，对我国植物检疫事业起了开拓作用。
随校西迁时，在战时艰苦条件下，每迁一新地，陈师即设法尽早开出有关课程和实验，带领师生就当地各种农作物病害进行基本调查和样本采集，并积极组织师生开展有关科研。在贵州湄潭（1940-1945），当时无电力供应，陈师利用当地丰富的木炭资源，为解决教学科研的迫切需要，研制“炭条恒温箱”。陈师在设计一间简易温室时，采用双层玻璃为顶，以采光和保暖，并以较粗木炭条为能源，从室内槽沟一端开一小孔穴，排出一氧化碳。木炭条制造时，先将木炭研成粉末，混和少量黄土泥酱而成形，制成1尺、1尺半及较粗的木炭条。干燥后，用泥浆在炭条表面涂布斑马状条纹。使用前，炭条在铅壳槽内，以草木灰覆盖槽内炭条，以维持燃点温度而不熄灭。使用时，先从一端点燃，每根炭条可维持10-12小时，斑马状泥纹起控燃作用，控制温度获得非常理想的恒温效应。随着季节变迁，用泥炭比例及斑马纹饰间距以调节，不同规格长度可随自制温箱需要调剂，从而使师生们在冬春两季可进行实验准备和科研工作。
在师生开展试验和研究方面，陈师也及时了解并给予帮助。1940-42年间，杨新美先生（当时浙大讲师）就当地银耳开展人工培育研究，为接种栽培需要获得纯种，陈师及时协助设计了担孢子弹射装置，从而顺利获得银耳纯种，克服了组织分离引起的污染。
在湄潭，陈师指导学生们就油菜霜霉病、玉米大斑病、马铃薯早疫病及贮藏细菌性病害、竹类病害、大豆病害等做毕业论文，就病原鉴定、生物学特性、寄主抗病性、病害防治方面、以及植物性抑菌剂等较广泛的题材进行研究。
1946年浙大迁回杭州，陈师为重建农学院病虫害系而辛勤效力。杭州近郊县推广种植从印度引进的麻类，洋麻炭疽病、黄麻立枯病严重流行，他即组织校内外人力进行调查和开展防治试验研究。1949年杭州解放后，陈师更积极参加并在省内推动病虫害的科技、科普工作，大力宣传农作物病害防治的重要意义。浙东沿海抗美援朝时出现有害生物及危险病虫时，他组织师生参加反细菌战。学生生产实习时，陈师亲临浙南山区检查指导，进行植物危险性病害的调查，主持麻类病害研究课题，并撰写发表了有关论文多篇。1963年陈师参加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倍受鼓舞。回校后，针对当时浙江省油菜和水稻上存在的病害问题，和校内外人员共同研究总结了油菜病毒病发生规律和治蚜防病措施。在华东局科委领导下，陈师和江苏朱风美教授、上海王鸣歧教授共同主持华东稻麦病毒病科研协作组。陈师亲临沪、浙稻区矮缩病严重流行地区作深入调查，协作组终于鉴定出普通矮缩病、黑条矮缩、条纹叶枯病等五种病毒，搞清了这类病害的虫媒及传毒规律，对全国水稻病毒病的研究和防治作出了贡献，并从中带出一批中青年科研人员。70年代陈师和校内同仁对稻普矮病毒血清学研究中，成功地制备出效价高达5120倍的抗血清，为当时我国首例。1972年尼克松访华，赠送我国的珍贵树种红杉，在杭州植物园首次种植，遇到了生理和病理方面问题。陈师和组内同仁及植物园技术人员，经过实地观察和实验室分析，终于澄清了原因，并使红杉得以在西湖之滨落户扎根。陈师在和省内有关专业人员合作编著《浙江省药用植物志》中撰写“药用真菌”部分时，以极其严格的科学态度，托人从产区实地采集到标本作了精确观察，并通过培养及实验考证，最终正确鉴定“雷丸”的学名为伞菌目白蘑科脐菇属一种直菌Omphalialapidescens,纠正了国内一些学者编写的“药用真菌”书中所采用的非褶菌目多孔菌科中一种多孔菌Polyporusmylittae名称。
改革开放后，陈师接待多批来自国外植病专家，Cook、刘杰恒、欧世璜、凌立、美国各大学著名植病教授代表团等，与他们进行了学术交流。与此同时，陈师还介绍学校植病中青年教师前往国外有关著名大学或学术研究单位留学深造。
陈师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已培养4名研究生，1978年以后又先后培养了10名研究生。70年代后期，陈师承担了“镰刀菌志”的编写和研究任务，他和王拱辰等搜集鉴完了一千几百号菌种，查明了浙江省大小麦赤霉病镰刀菌的种原优势种，搞清了引起菽麻枯萎、黄麻枯萎、竹、油桐及甘薯上的镰刀菌若干种类，并为农牧渔业部举办了一期“镰刀菌鉴定技术培训班”，为来自国内各省市的30名植病科研人员进行了培训。1990年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他和王拱辰编写的专著 《浙江镰刀菌志》一书。
陈师在寄生性真菌领域中也开展了研究，指导研究生鲍建荣、曾胜平等对鞘锈菌的重寄生菌、稻二化螟和柑橘粉虱类，以及茶树、果树蚧类害虫的若干寄生性真菌进行探索，发掘了抑制上述病虫可采用生物防治途径的新资源。
陈师曾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常务理事、顾问，华东植病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植保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特邀顾问，浙江昆虫植病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历任浙江大学农学院病虫害系主任、教授，浙江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植保系教授、系主任，浙江省农科院植保所所长，浙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50年代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教授，曾任浙江省政协常务委员。1952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浙江省副主任委员，1979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师学识渊博，作风踏实，对学生循循善诱，严格要求。几十年来，陈师平易近人，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省内外人员，热情地对来访者或来信解答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帮助查阅有关文献资料，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80年代后期虽处高龄，犹每天到实验室用显微镜观察研究材料。受过陈师培养的后来人已遍布国内外，许多已是植物病理学界的知名学者和各个领域的重要骨干，相信他们定能学习陈师的道德文章，为学科发展，科学进展及创新，为祖国繁荣富强作出重要贡献。
我作为恩师的一名学生，数十年来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使我坚定一生，从事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专业，做教学和科研工作。如今老师的谆谆教诲仍宛若耳旁，我将永远怀念他，让他的高尚品德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永远流传下去。
（作者为原浙江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科带头人、植物保护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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