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陈鸿逵教授
发布时间：2010-10-09 10: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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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1kt7
陈鸿逵教授是我国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奠基人之一，也是我校植物保护系创始人之一。在他逝世已一周年之际，追忆几件往事，寄托学生对老师的哀思和敬意。
1953年我考入浙江农学院植保系，1957年毕业，1962年又考上陈师的研究生，毕业后，三生有幸，又伴随陈师工作，风风雨雨走过半个世纪。我的每一进步都灌注着恩师的教导和血汗，没齿难忘。
治学严谨，爱生如子，待人诚恳
我上大学时，有次在田间劳动，突然倾盆大雨，同学们被雨淋得像落汤鸡，陈师见状立刻请师母烧姜汤，给大家喝，以免患病。事后大家议论老师爱生如子，如果将来我们也做老师，就要像老师那样去爱学生。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已留校任教多年。有一天我在陈师家中，碰到一位学生，因政治课不及格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无奈，她来请陈师替她说句话，给她一次补考的机会。陈师听了她的叙述，认为农民家庭培养一位大学生不容易，就写了一封信，叫我去找系领导商量，后来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
1962年研究生入学时，老师要我选修英语，但我大学时修的是俄语，英语没基础，老师说他可以帮我。有老师作后盾，我就有信心了。一年后我转入快班。研究生毕业后，碰上文革，英语也生疏了。82年暑假突然接通知，教师晋升要考外语，时间急促，陈师得知消息，鼓励我去应试，并说：“不懂之处随时可以来问。”我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经努力闯过了这一关。
老师平日经常帮助许多同志学习英语，或者替大家校对翻译稿件，这些工作他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完成。此外，在办公室里经常有人登门求教，有本校的师生，有兄弟院校的同志，有农业部门的干部和基层的科技人员及农民兄弟，等等。这势必经常打断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但他是来者不拒，不厌其烦一一接待，千方百计地为他人解难排忧。有时送来的病害标本一时无法判断，要进行系列的研究工作及查阅国内外的资料才能解答。遇上更复杂的问题，他要花几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去研究，例如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赠送杭州植物园的红杉树苗有病了，陈师和组内同仁及科技人员经过实地调查和实验室的分离，培养和鉴定，分析结果是既有生理也有病理方面的原因，提出综合防治措施，以保红杉健壮成长。
林学院的老师，先后延续十年，不断送来竹子病害标本要求鉴定，陈师耐心指导他们或共同研究来解决问题。有一次，一位农民戴着草帽赤着脚跑来，焦急地要求他去田间看水稻病害，他二话没说，放下手上工作，就随这位农民“出诊”了。60年代初我们在湖州蹲点，研究水稻白叶枯病防治技术，陈师深入生产和科研的第一线，专程来湖州指导，和我们一样吃稀饭和咸菜，睡木板床，农场里的工人见他没有一点一级教授的架子，平易近人，大家都主动地把田间发病情况详细地告诉他，共同讨论，提出防治病害的综合方法。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陈师一贯严以律己，师母在1956年患舌根肿瘤，急需去上海检查治疗，陈师忙于教学研究没能陪她去上海，师母只好一人去上海医治。
陈师任系主任时，待人诚恳谦逊，办事公正合理，识才爱才，培养和引进了不少的知名教授。如唐觉教授，虽然解放军医科院、中科院昆虫所、复旦大学生物系等单位多次洽商请他去工作，而陈师每次都好言挽留，恳切地劝他留在系里继续工作。蒋震同教授亲口对我说过，他来浙农教书是因为陈老在大年初一赶到上海他家，请他来浙农任教，他被陈师的真诚感动而决定来浙农。又如葛起新教授，严谨治学，敬业爱业，随陈师工作几十年，直至任系主任。有了众多人才，提高和扩展了全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使植保系在全国同行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为今日的蒸蒸日上奠定了基础。
理论联系实际，喜欢亲自动手
陈师选择的科学研究课题，大多是出于生产实际中的问题，如60年代华东地区水稻病毒病爆发成灾，有的田地颗粒无收，像被火烧过一样凄惨，陈师看了心急如焚，立即带领年轻人做实地调查，收集国外有关资料，联合复旦大学王鸣岐教授等成立华东稻麦病毒病科研防治协作组，我们系建立病毒研究室，我有幸参加这项工作。1972年在研究过程中因缺少一台超速离心机，无法进行病毒的提纯，陈师亲自收集国外资料，提示可用聚乙二醇（PEG）来试验，于是我们就自力更生搞实验，把买来的粗制品PEG先纯化，再取出带病稻叶汁液，加入PEG中，混合后经普通离心机处理，提取到水稻普矮病毒，效价可达1∕2560。PEG提取水稻普矮病毒成功的论文发表后，得到浙江省的奖励。
老师最后一个研究课题是镰刀菌属。镰刀菌在世界上分布广，种类多而复杂，其中有许多种能引起作物的重要病害，如小麦赤霉病、棉花枯萎病。1973年在广州召开有关真菌志会议，建议编写镰刀菌志，陈师接受了任务。会后他一直念念不忘要做此项工作，直到70年代末，形势好转，陈师开始研究镰刀菌。当时他只有一张办公桌，桌上试管、培养皿堆积如山，桌子中间留一点空间，摆显微镜和工具，工作条件非常艰苦，而且缺少人手，工作难以开展。老师要我参与，于是我们师徒两人组成研究小组，申请到农业部的科研经费，又争取到国家和省自然科学基金，逐步建立起实验室，加速课题进展，并着手撰写《浙江镰刀菌志》的工作。陈师要求采集1000~2000份标本，并且要均匀分布在全省各地县。除本组人员外出采集外，还组织植保系历届学生（77~87届）参加勤工俭学，再请各地市县农业部门的同志代采集标本，并收集植病组各位老师赠送的标本。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工作，共采集和收集到2000多份标本。经过对每份标本的分离培养，进一步的单孢分离，孢子形态的描绘和拍照，菌株的接种试验等等，再查对国际上的有关书刊，最后作出每一标本的鉴定报告，共计得到34个镰刀菌种，终于在1990年完成《浙江镰刀菌志》，1992年正式出版。此书为我国第一本镰刀菌专著，收藏在各地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完成了陈师的心愿。该书对真菌学补充了镰刀菌的基础理论，对生产实践提供了镰刀菌属在浙江的种类、分布及鉴定方法。
此外，陈师指导历届研究生的课题，如上世纪50年代的洋麻炭疽病，60年代的油菜花叶病，后来又有粮食贮藏期病害、荸荠枯萎病、甘蔗花叶病、番茄病毒病及寄生在昆虫上的真菌等等，都是生产中的难题，或具有开拓创新性。
在研究镰刀菌的十多年里，陈师每天上午由师母陪同来实验室。他亲自观察培养物，在显微镜下描绘病菌的形态，先是用彩色笔描绘培养物的色泽和形状，后来有条件了改用彩色照片。如遇到难以鉴定的菌株，他还能很快地找出有关资料来核对和进一步研究去解决问题。当作出成绩时，也陆续发表有关镰刀菌的文章，在全国起了影响。1982年农业部来函要举办全国性镰刀菌鉴定技术培训班，陈师欣然答允，亲自翻译有关材料，做了各种准备。开始的第一课陈师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台，向学员们讲授国际上研究镰刀菌的动态和存在问题等等。一个82岁的老人，思维如此敏捷，记忆力极佳，资料中有英、德、俄、拉丁文等的多种外文，学员们无不肃然起敬。
陈师对有关书刊资料过目后记忆非凡，各方同志来请教，他总能帮助查到迫切需要的各类国外资料。书山无捷径，陈师有这才能，除了他的天赋和深厚的学问外，还有科学方法，就是随时随地天天挤出时间做卡片，将书刊中看到的有用资料，条条都做成卡片，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90多岁。陈师在“文革”期间，还要订阅植物病理方面的杂志，他说期刊不能断，断了以后没有办法工作。他家中有好几柜子的书籍以及专用的卡片柜，这是陈老的精神遗产之一。
陈师对撰写论文和著作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言过其实，而是精益求精。1979年我写了两篇研究论文，一篇是柳树上的镰刀菌，另一篇是菽麻上的镰刀菌，分离到的病原菌均属首次记录，按常规经过系列研究，并拍了许多照片和描绘了图，我就整理成两篇文章，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两个题目两篇文章。陈师看了我的草稿后，建议我将两篇文章合并成一篇发表，他说，分成两篇质量不够重。遵命我将其合并成一篇后发表在植物病理学报上，他才满意。镰刀菌志的写作即将完成时，陈师特别嘱咐著作要署二人，又嘱要将所有赠送标本者的名字都列入前言，并将参加过部分工作的学生班级也写上，以致谢意。恩师尊重他人劳动是一丝不苟，而他帮助别人是那么慷慨无私。
老师爱党爱国，学识渊博，诲人不倦。老师的一生是在教育和科研岗位上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淡泊名利，朴实无华，助人为乐，有口皆碑。他是浙大求是精神的体现者，是楷模。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继承和发扬老前辈的高尚精神和师德。
1953年我考入浙江农学院植保系，1957年毕业，1962年又考上陈师的研究生，毕业后，三生有幸，又伴随陈师工作，风风雨雨走过半个世纪。我的每一进步都灌注着恩师的教导和血汗，没齿难忘。
治学严谨，爱生如子，待人诚恳
我上大学时，有次在田间劳动，突然倾盆大雨，同学们被雨淋得像落汤鸡，陈师见状立刻请师母烧姜汤，给大家喝，以免患病。事后大家议论老师爱生如子，如果将来我们也做老师，就要像老师那样去爱学生。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已留校任教多年。有一天我在陈师家中，碰到一位学生，因政治课不及格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无奈，她来请陈师替她说句话，给她一次补考的机会。陈师听了她的叙述，认为农民家庭培养一位大学生不容易，就写了一封信，叫我去找系领导商量，后来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
1962年研究生入学时，老师要我选修英语，但我大学时修的是俄语，英语没基础，老师说他可以帮我。有老师作后盾，我就有信心了。一年后我转入快班。研究生毕业后，碰上文革，英语也生疏了。82年暑假突然接通知，教师晋升要考外语，时间急促，陈师得知消息，鼓励我去应试，并说：“不懂之处随时可以来问。”我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经努力闯过了这一关。
老师平日经常帮助许多同志学习英语，或者替大家校对翻译稿件，这些工作他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完成。此外，在办公室里经常有人登门求教，有本校的师生，有兄弟院校的同志，有农业部门的干部和基层的科技人员及农民兄弟，等等。这势必经常打断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但他是来者不拒，不厌其烦一一接待，千方百计地为他人解难排忧。有时送来的病害标本一时无法判断，要进行系列的研究工作及查阅国内外的资料才能解答。遇上更复杂的问题，他要花几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去研究，例如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赠送杭州植物园的红杉树苗有病了，陈师和组内同仁及科技人员经过实地调查和实验室的分离，培养和鉴定，分析结果是既有生理也有病理方面的原因，提出综合防治措施，以保红杉健壮成长。
林学院的老师，先后延续十年，不断送来竹子病害标本要求鉴定，陈师耐心指导他们或共同研究来解决问题。有一次，一位农民戴着草帽赤着脚跑来，焦急地要求他去田间看水稻病害，他二话没说，放下手上工作，就随这位农民“出诊”了。60年代初我们在湖州蹲点，研究水稻白叶枯病防治技术，陈师深入生产和科研的第一线，专程来湖州指导，和我们一样吃稀饭和咸菜，睡木板床，农场里的工人见他没有一点一级教授的架子，平易近人，大家都主动地把田间发病情况详细地告诉他，共同讨论，提出防治病害的综合方法。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陈师一贯严以律己，师母在1956年患舌根肿瘤，急需去上海检查治疗，陈师忙于教学研究没能陪她去上海，师母只好一人去上海医治。
陈师任系主任时，待人诚恳谦逊，办事公正合理，识才爱才，培养和引进了不少的知名教授。如唐觉教授，虽然解放军医科院、中科院昆虫所、复旦大学生物系等单位多次洽商请他去工作，而陈师每次都好言挽留，恳切地劝他留在系里继续工作。蒋震同教授亲口对我说过，他来浙农教书是因为陈老在大年初一赶到上海他家，请他来浙农任教，他被陈师的真诚感动而决定来浙农。又如葛起新教授，严谨治学，敬业爱业，随陈师工作几十年，直至任系主任。有了众多人才，提高和扩展了全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使植保系在全国同行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为今日的蒸蒸日上奠定了基础。
理论联系实际，喜欢亲自动手
陈师选择的科学研究课题，大多是出于生产实际中的问题，如60年代华东地区水稻病毒病爆发成灾，有的田地颗粒无收，像被火烧过一样凄惨，陈师看了心急如焚，立即带领年轻人做实地调查，收集国外有关资料，联合复旦大学王鸣岐教授等成立华东稻麦病毒病科研防治协作组，我们系建立病毒研究室，我有幸参加这项工作。1972年在研究过程中因缺少一台超速离心机，无法进行病毒的提纯，陈师亲自收集国外资料，提示可用聚乙二醇（PEG）来试验，于是我们就自力更生搞实验，把买来的粗制品PEG先纯化，再取出带病稻叶汁液，加入PEG中，混合后经普通离心机处理，提取到水稻普矮病毒，效价可达1∕2560。PEG提取水稻普矮病毒成功的论文发表后，得到浙江省的奖励。
老师最后一个研究课题是镰刀菌属。镰刀菌在世界上分布广，种类多而复杂，其中有许多种能引起作物的重要病害，如小麦赤霉病、棉花枯萎病。1973年在广州召开有关真菌志会议，建议编写镰刀菌志，陈师接受了任务。会后他一直念念不忘要做此项工作，直到70年代末，形势好转，陈师开始研究镰刀菌。当时他只有一张办公桌，桌上试管、培养皿堆积如山，桌子中间留一点空间，摆显微镜和工具，工作条件非常艰苦，而且缺少人手，工作难以开展。老师要我参与，于是我们师徒两人组成研究小组，申请到农业部的科研经费，又争取到国家和省自然科学基金，逐步建立起实验室，加速课题进展，并着手撰写《浙江镰刀菌志》的工作。陈师要求采集1000~2000份标本，并且要均匀分布在全省各地县。除本组人员外出采集外，还组织植保系历届学生（77~87届）参加勤工俭学，再请各地市县农业部门的同志代采集标本，并收集植病组各位老师赠送的标本。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工作，共采集和收集到2000多份标本。经过对每份标本的分离培养，进一步的单孢分离，孢子形态的描绘和拍照，菌株的接种试验等等，再查对国际上的有关书刊，最后作出每一标本的鉴定报告，共计得到34个镰刀菌种，终于在1990年完成《浙江镰刀菌志》，1992年正式出版。此书为我国第一本镰刀菌专著，收藏在各地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完成了陈师的心愿。该书对真菌学补充了镰刀菌的基础理论，对生产实践提供了镰刀菌属在浙江的种类、分布及鉴定方法。
此外，陈师指导历届研究生的课题，如上世纪50年代的洋麻炭疽病，60年代的油菜花叶病，后来又有粮食贮藏期病害、荸荠枯萎病、甘蔗花叶病、番茄病毒病及寄生在昆虫上的真菌等等，都是生产中的难题，或具有开拓创新性。
在研究镰刀菌的十多年里，陈师每天上午由师母陪同来实验室。他亲自观察培养物，在显微镜下描绘病菌的形态，先是用彩色笔描绘培养物的色泽和形状，后来有条件了改用彩色照片。如遇到难以鉴定的菌株，他还能很快地找出有关资料来核对和进一步研究去解决问题。当作出成绩时，也陆续发表有关镰刀菌的文章，在全国起了影响。1982年农业部来函要举办全国性镰刀菌鉴定技术培训班，陈师欣然答允，亲自翻译有关材料，做了各种准备。开始的第一课陈师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台，向学员们讲授国际上研究镰刀菌的动态和存在问题等等。一个82岁的老人，思维如此敏捷，记忆力极佳，资料中有英、德、俄、拉丁文等的多种外文，学员们无不肃然起敬。
陈师对有关书刊资料过目后记忆非凡，各方同志来请教，他总能帮助查到迫切需要的各类国外资料。书山无捷径，陈师有这才能，除了他的天赋和深厚的学问外，还有科学方法，就是随时随地天天挤出时间做卡片，将书刊中看到的有用资料，条条都做成卡片，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90多岁。陈师在“文革”期间，还要订阅植物病理方面的杂志，他说期刊不能断，断了以后没有办法工作。他家中有好几柜子的书籍以及专用的卡片柜，这是陈老的精神遗产之一。
陈师对撰写论文和著作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言过其实，而是精益求精。1979年我写了两篇研究论文，一篇是柳树上的镰刀菌，另一篇是菽麻上的镰刀菌，分离到的病原菌均属首次记录，按常规经过系列研究，并拍了许多照片和描绘了图，我就整理成两篇文章，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两个题目两篇文章。陈师看了我的草稿后，建议我将两篇文章合并成一篇发表，他说，分成两篇质量不够重。遵命我将其合并成一篇后发表在植物病理学报上，他才满意。镰刀菌志的写作即将完成时，陈师特别嘱咐著作要署二人，又嘱要将所有赠送标本者的名字都列入前言，并将参加过部分工作的学生班级也写上，以致谢意。恩师尊重他人劳动是一丝不苟，而他帮助别人是那么慷慨无私。
老师爱党爱国，学识渊博，诲人不倦。老师的一生是在教育和科研岗位上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淡泊名利，朴实无华，助人为乐，有口皆碑。他是浙大求是精神的体现者，是楷模。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继承和发扬老前辈的高尚精神和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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