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友广泛的邵飘萍
发布时间：2012-12-20 14: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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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在人间
我们知道，记者大多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的交际圈很广泛，能够与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交际广泛，才会获得更多的新闻线索，也才能够采访到更多的人和事。邵飘萍就是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人，他能够在各派军阀中游刃有余，又能和普通民众打成一片，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都愿意和他交朋友。
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在“五四”运动前那段时间里，邵飘萍每星期天上午都去主讲新闻学。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馆员的毛泽东同志，就是在那里与邵飘萍相识的。日后，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不无深情地回忆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邵飘萍与鲁迅先生也过从甚密。他们之间不仅是一般的文字之交，更可称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一起创办了《京报副刊》、《莽原》等周刊，鲁迅许多著名的杂文和小说都是在这些报刊中发表的。特别是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们同声怒斥横暴凶残的军阀政府。此后，二人同被军阀政府纳入缉捕的黑名单中。
与邵飘萍结为挚友的还有冯玉祥将军。冯玉祥曾这样形容邵飘萍的文字，他说：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于是“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的美名就由此而传出。
除结交一些社会名人之外，对处在社会下层的各等人物，贫寒之士，邵飘萍也从不嫌弃。梨园界的杨小楼、马连良、荀慧生、韩世昌等人，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每逢新学期开学，常有一些青年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面临失学危险。飘萍知道后总是主动代他们交费。其中一些人还定期领取他给的补助。如到时未领，他则在《京报》上刊登启事催领。
对于被他经常痛骂的政界要人，邵飘萍也非常重视和他们的交情。他这个人出手大方，又讲排场，经常宴请一些官僚政客。边吃饭、边喝酒、边高谈阔论，往往酒意正酣的时候，机密也就不经意地吐露出来了。一次，邵飘萍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内阁成员、府院秘书长。就在他们兴致勃勃、海阔天空的时候，邵飘萍却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准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没有终止，消息就已经到达上海。
邵飘萍就是凭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凭着自己与各层人士多年的交情，挖到自己想要的新闻的。这主要源于邵飘萍认为新闻应该独立、无阶级性的观念，他说，在采访中，要既无敌友概念，也不以道德为交际标准，只看对方是否与新闻有关。但是，这样一种没有是非的交友标准很容易使人随波逐流。我们从小学到的交友标准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邵飘萍却既近朱、又近墨，而且做到了四面为友，会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是个圆滑而没有原则性的人呢？实际上，邵飘萍有自己的一套原则，虽然与各阶层的人都来往，但是他认为应该保持思想、品德的独立，使人人视为可亲，而又视为不可侵犯，他很懂得把握分寸。据说邵飘萍这个人很奢侈，客厅摆设豪华的令人吃惊，香烟都是特制的，上面印着他的名字“振青”，出入是小汽车，而且是赌场、青楼的常客。因此，办报的收入无法应付他的支出，所以他也接受权贵的“馈赠”，只不过他拿了人家的却并不手短，他只是把这些视为私交，而与报纸无关，因此在报纸上仍然辛辣的揭露各种丑恶现象。
正如他自己在临死前的那篇文章中写的，他的一生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连毛泽东都说他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是作为记者所应该坚持的最高贵的品格。
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在“五四”运动前那段时间里，邵飘萍每星期天上午都去主讲新闻学。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馆员的毛泽东同志，就是在那里与邵飘萍相识的。日后，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不无深情地回忆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邵飘萍与鲁迅先生也过从甚密。他们之间不仅是一般的文字之交，更可称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一起创办了《京报副刊》、《莽原》等周刊，鲁迅许多著名的杂文和小说都是在这些报刊中发表的。特别是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们同声怒斥横暴凶残的军阀政府。此后，二人同被军阀政府纳入缉捕的黑名单中。
与邵飘萍结为挚友的还有冯玉祥将军。冯玉祥曾这样形容邵飘萍的文字，他说：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于是“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的美名就由此而传出。
除结交一些社会名人之外，对处在社会下层的各等人物，贫寒之士，邵飘萍也从不嫌弃。梨园界的杨小楼、马连良、荀慧生、韩世昌等人，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每逢新学期开学，常有一些青年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面临失学危险。飘萍知道后总是主动代他们交费。其中一些人还定期领取他给的补助。如到时未领，他则在《京报》上刊登启事催领。
对于被他经常痛骂的政界要人，邵飘萍也非常重视和他们的交情。他这个人出手大方，又讲排场，经常宴请一些官僚政客。边吃饭、边喝酒、边高谈阔论，往往酒意正酣的时候，机密也就不经意地吐露出来了。一次，邵飘萍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内阁成员、府院秘书长。就在他们兴致勃勃、海阔天空的时候，邵飘萍却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准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没有终止，消息就已经到达上海。
邵飘萍就是凭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凭着自己与各层人士多年的交情，挖到自己想要的新闻的。这主要源于邵飘萍认为新闻应该独立、无阶级性的观念，他说，在采访中，要既无敌友概念，也不以道德为交际标准，只看对方是否与新闻有关。但是，这样一种没有是非的交友标准很容易使人随波逐流。我们从小学到的交友标准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邵飘萍却既近朱、又近墨，而且做到了四面为友，会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是个圆滑而没有原则性的人呢？实际上，邵飘萍有自己的一套原则，虽然与各阶层的人都来往，但是他认为应该保持思想、品德的独立，使人人视为可亲，而又视为不可侵犯，他很懂得把握分寸。据说邵飘萍这个人很奢侈，客厅摆设豪华的令人吃惊，香烟都是特制的，上面印着他的名字“振青”，出入是小汽车，而且是赌场、青楼的常客。因此，办报的收入无法应付他的支出，所以他也接受权贵的“馈赠”，只不过他拿了人家的却并不手短，他只是把这些视为私交，而与报纸无关，因此在报纸上仍然辛辣的揭露各种丑恶现象。
正如他自己在临死前的那篇文章中写的，他的一生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连毛泽东都说他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是作为记者所应该坚持的最高贵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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