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启蒙者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在最初与西方的交手中，感应到变局的到来。但是否真的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则是有疑问的。士大夫要承认中国在军事力量不足之外，还存在经济和政治体制等文化范畴的不足，这对他们而言，存在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只有亲身经历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才能有力地冲击这最后的防线，从而真正走向世界。曾纪泽的前任郭嵩焘已经大胆地承认了中国文化问题对中国发展的深刻牵制。曾纪泽本人通过朴素的观察，也得出了类似的明确结论。 　　初到欧洲，曾纪泽以诗明志。诗曰：“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曾纪泽对于昆仑之外的这座大山，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观察，具有很强的层次性。 　　一是对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他从小学教育入手，认为：“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而“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以此论之，中国的学问注重人的道德文章，关注主体的修行，而西学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考察。曾纪泽并没有把西学的路数和中国的“格物致知”对照研究。虽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但是，如果他进一步推论，甚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学问，并没有真正遵循“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学问有意无意对新儒学（理学）最初教条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正是导致中国学问出问题的根源吧！

　　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直接渗透到曾纪泽办理外交的实践中去。曾纪泽发现西方国际关系 遵循一种规则即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根本点在于保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主权还不论国家大小强弱。他说：“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这是和东方传统国家间关系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国际法意识和主权意识给了曾纪泽无穷的力量， 他利用西方国际法作为武器，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他在和俄国的艰难交涉中， 成功收复了伊犁。他在辩论《烟台条约》洋药加税之事项时， 义正言辞地说：“ 西洋各国， 无论大小、强弱， 其于税饷之政， 皆由主人自定， 颁示海关， 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 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权。”“ 加税之权， 操之在我！”

　　二是对西方社会的体验和认识。在学问之外， 纷繁复杂、热气腾腾的西方社会给曾纪泽以何种冲击呢？ 对于外交官， 考察所在国“ 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 是一项基本的使命。曾纪泽在日记中主要记载的就是这方面的观察结论。首先看建筑。中国建筑多平面摊开， 楼层不高， 浪费土地。“西人地基价值极昂， 故好楼居， 高者达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 可谓爱惜地面矣。” 形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 曾纪泽没有作进一步剖析。其实这种差别是中国和西方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所致。中国城市没有充分发展， 因为处于农业文明的阶段， 而西方城市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 必然导致地价上涨和高楼大厦。对于园林建设， 曾纪泽也注意到了中西差别。西方“ 其建筑苑圃林园， 则规模务为广远， 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 大者周十馀里，小者亦周二三里， 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 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 则民不怨。” 这样的结论很有见地： 他把西方建设公共园林和“ 与民同乐” 的政治理想结合， 发现了西方社会以民为本的政治基因。其暗含的意思， 则是中国园林多为私家或皇家所建， 没有实践古人“ 与民同乐” 的理想。 　　三是对军事力量的认识。作为洋务运动的热心支持者， 对中西方军事力量的差距， 应该说是最为敏感的。对于西方军事力量的强大根源， 他认识到：“ 盖其规模， 亦合通国人士之智力， 积数十年之历练，耗无数之财赋而后成焉。故闳博精微， 兼擅其胜也。” 西方为什么能够做到利用全国的智慧和力量， 而造就如此庞大的军事机器呢？ 曾纪泽语焉不详。这可能是他观察的缺陷， 但也可能是他不愿牵涉进政治的纠纷吧。因为他反观中国自身的著名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中说“ 至于国内政事”， 则云“ 余暂不言” 。因为再进一步走下去就是维新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