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型伟对家乡对母校无限眷恋。从2000年起，他又决定从他自己不多的离休金中，每年抽出1万元，奖励新昌中学当年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并总是不顾年高体弱，回母校亲自为学生颁奖。

　　吕型伟说，对教师而言，搞教育就意味着不能放弃每一个孩子。

　　他记得1955年的一天，他当时任校长，有个年轻人到办公室找他。他一看，原来是五年前的一个学生，吕型伟心里就格登一下：一定是他出事了!因为这个学生在校时非常调皮，老师们都拿他没办法，不只一次地建议开除他。后来吕型伟一忍再忍，这样一直到他毕业，也没开除他。但他毕业后，吕型伟一直担心他会干什么坏事。没想到他突然来了。吕型伟冷冷地说：“是你啊，什么事?”他说：“校长，我知道自己当时在学校实在是很坏，现在我要到一个边远的地方工作了，走之前，一定要来看看您，就是想告诉您，您的学生现在已经改好了，您就放心吧!”吕型伟听后眼泪都出来了，很感意外，同时也很感动。原来这个学生后来上了同济大学，已经毕业，要响应号召去支援边疆。这件事对吕型伟的触动很大。

　　从此，吕型伟树立了一个信念：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学校不能轻易处分一个孩子。处分容易，给他一个机会难。我们的教育应该有力量把不好的学生教育过来，要有耐心，要宽容，要允许孩子犯错误。

　　1996年，吕型伟到北京开会。他在北师大专家楼，心血来潮，想看看昔日弟子，于是试打电话给在京的一位学生。第二天，应着门铃声打开房门，吕型伟看到齐刷刷100多位过去的学生站在门口，向吕老师问好。时隔数十年，吕老师已不能全部叫出这些学生的名字，但当他拿起来访学生写下的名单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当年的幼苗已成材，这些学生成了部级干部、将军、工程师、教授、医生、编辑……他感到无比欣慰，从心里感到做教育工作很值得。

　　从1986年开始，年近七十岁吕型伟又发起组织编写了一套《教育大辞典》。他动员了全国上千位教育界、理论界的权威，历时6年，编写出版3800万字共12卷的《教育大辞典》，填补了中国教育学上的空白。之后为求精益求精，他又用6年时间，对已出版的《教育大辞典》进行了补充和修正，编写了两大本合订本。中国辞书的权威高度评价说：“这是里程碑式的书籍。”

　　作为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他确实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