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数数这位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二十多年的教育改革家的功绩：

　　上世纪50年代他首先提出创办工读学校，挽救了一大批有不良行为的孩子。

　　1978年，针对凯洛夫教学论中不全面的“双基”观点，提出“加强基础，发展智能，提高素质”。

　　1978年，在上海重建青少年科技指导站，在学生中大力开展“小发明、小制作、小饲养、小论文”活动;

　　1979年，针对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弊病，他提出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主张“实行高中阶段合理分流”。 并在上海办起七八十所职校，实践证明，这大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80年代初，在上海南汇等郊区县开展农村教育改革探索，提出“农(业)科(学)教(育)统筹，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结合”的观点，被中央所接受;

　　80年代初，率先在上海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后来全国各地都建立了省市一级的教育研究所。至今仍在呼吁中国要建立国家教育科学院。

　　80年代初，他提出健身体育，反对单纯的竞技体育。

　　1983年，针对以往仅仅通过课堂教学与课本来传递知识的教学模式，提出了“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创建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 提出大力发展“第二课堂”的观点迅速在全国推广。

　　他在全国第一个提出中小学课程改革，首次提出把信息技术的传递放在与课堂教学并重的地位，并引发了课程结构的重大改革。

　　1984年，为了配合课程改革，为上海争取了高考自主权。质疑“一纲一本”，提倡“多纲多本”。后来，他率先提出向教育部要求把高考权下放给上海。使高考权下放成教育改革的现实和大趋势。

　　1984年，建议把“三个面向”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推向全国，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确立了战略方向和指导方针。

　　从1985年始，为了推进中小学整体改革，逐步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教育试点示范学校，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模式，开展实验近20年。

　　1991年，提出了弘扬传统美德的口号，后来为此主编了《中国传统美德五千年》等书。

　　吕型伟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教育改革，他说从自己认识的许多真干实干的朋友身上，看到了希望与力量，但他也担心改革中的形式主义会给教育事业带来挫折与损害。

　　1987年，70岁的吕型伟离休了，可至今他仍没有离开教育，他给自己取了个外号：云游和尚。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有时一年讲学就达一百多场，走到哪里都劝人家关心教育，劝人家改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