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东生不仅在科研中展现出“将才”的一面，多次取得重大成果，还参与了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决策，为成为“良相”打下了基础。1956年，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下称《规划》），号召“向科学进军”。参与讨论和制定《规划》的科研人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而年仅38岁的严东生也在受邀之列。1962年，严东生出席广州会议，参与制定了我国下一个十年科技规划。

“文革”期间，严东生受到冲击，一度离开科研领导岗位。但幸运的是，他一直没有远离心爱的科研工作。

1977年7月，严东生收到一封会议邀请函，邀请他参加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

那次会议的受邀者共有33人，包括苏步青、吴文俊、叶笃正等全国科技界、教育界的精英，而主持会议的是刚刚复出的邓小平。“8月4日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小平同志一坐下就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大家说：‘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会议一共开了9个半天，邓小平一天不落地参加了整个会议。各位专家依次发言，邓小平不时插话、提问，使会场上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严先生回忆道。

在谈到高校课程设置时，严东生对小平同志说：“理科大学的学生究竟应该如何培养？现在是学的面太窄了。我们希望大学的专业不要分得太细。专业窄，知识易碎，到研究单位工作困难，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有问题。”在作中心发言时，他着重谈了科技规划制订和科研组织管理问题：“科技不仅本身可以现代化，而且要走在前面，为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作贡献。要搞好大协作，搞好协调分工，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我们物质条件比人家差，发挥制度优越性，是我们赶超的本钱。”在发言过程中，邓小平不时提问，严东生一一作了回答。

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经过与科学家、教育家的讨论，小平同志作出了恢复高考、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两项重要决定。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1980年，严东生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当选为中科院副院长。1984年，他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总结在中科院领导岗位上作出的业绩时，严先生说了两个词：“改革”和“开放”。

改革的中心议题是科技体制改革。1984年11月，严东生代表中科院党组向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汇报了《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并获得批准。改革的另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在“十年浩劫”后，调整中科院下属各个研究所的科研方向，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为此，严东生带领团队，花两三年时间跑遍了全国各省市的15个中科院化学学科研究所。他们在每个所待一周左右时间，听所领导的汇报，与他们一起讨论，确定了各所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

严先生说的“开放”，是指在上世纪80年代，中科院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学术团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如美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瑞典皇家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并输送了一大批科研人员去国外做访问学者。在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严东生展现了“科学外交家”的风范。

上世纪90年代初，从中科院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严东生敏锐地发现了纳米材料研究的国际趋势。在他的大力推动下，“纳米材料科学研究”成为国家“攀登计划”首批项目之一，该项目在5年后又被列入国家“973”计划，至今仍在继续拓展。而他倡导并组建的中科院高性能陶瓷与超微结构开放实验室，已成为同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