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中）

1949年母亲与我父亲结婚，后与父亲一同来到杭州。母亲起先在杭州茶厂做捡茶工。那时的捡茶工非常辛苦，不仅在厂里做，有时还要直接上山采茶。父亲在杭州也没有固定工作，到处打短工。所以抚养孩子的事，基本由母亲1人挑起。1950年，母亲生下第一个孩子，那是我姐姐。1952年，母亲又生了我哥哥，姐姐还能做一些给弟弟拿尿布什么的事。1953年，姐姐不幸因患猩红热病，死在医院里。当时母亲感到非常痛心，姐姐一直高烧，尿屎失禁，母亲不知就里还打了她。当母亲知道后，特意给姐姐买了她喜欢吃的“梢瓜”（类似于菜瓜之类的瓜果，是白色的），但她只咬了一口再也吃不下了。这瓜也算不得什么好东西，但那时家里实在太穷，母亲偶然买点回来，就欢天喜地了。父亲将姐姐送到医院，但已经晚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去了。

母亲疼爱自己的每一个孩子，总是自己不吃，留给孩子吃。母亲用她少得可怜的钱买一些丁香荔子，放在家里，给孩子吃的。但数量实在太少，就实行“限量供应”，每次只能吃二、三颗。每一个孩子出生后都是母亲自己带的，那时候工作紧张，将孩子放在厂里的托儿所。这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要起早，收拾好孩子用的尿布之类的物品，打成包；再将睡梦中的孩子从床上“挖起”，给孩子喂奶，喂吃的，然后才能抱着孩子出门。那时很少有公交车，而且即使有也为了节省，往往是走着去上班的。我家里离母亲工作的茶厂，估计在7公里左右，但那时的路不太好走，不像现在大马路很平坦，基本是沿着田畈走的。第二件是喂奶。厂里有规定时间喂奶，但时间很短，往往铃声一响，就得马上去工作，所以当孩子还吸着母亲奶头的时候，被突然拔去，孩子于是大哭。此时，母亲只得含着眼泪，狠心将孩子放下。也因为喂奶不足，孩子容易生病。我哥哥和我都生过几乎死去的“疳”病，后来经一个郎中医治才没有夭折。如今，兄弟俩的大拇指下的手掌部位有刀痕，就是那个郎中手术后留下的。我1957年出生后不久，赶上“大跃进”，加夜班是常事。母亲要拖着两个孩子上班。一天加夜班回家，母亲为了早点回到家里，就抄近路，但野外漆黑一片，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母亲一只手怀抱着我，另一只手拉着我哥哥的手，竟然走到河里去了。此时，正好有一个喝了酒回家的人，还拿着手电筒，发觉我们三人，赶紧用电筒照着，让我们走上岸。在这位好心人帮助下，我们母子三人终于脱离险境。我们走（其实我是没有走，是母亲抱着我的）的这片荒野地是一个坟场，母亲说这是“鬼打墙”。当然这种说法没有科学根据，实际是母亲劳累，又很困，所以不知不觉走到河里迷路了。

茶厂工人，在采茶季节，还要上山直接采茶。当然采茶的地点应该在杭州龙坞、梅家坞一带。采茶工作也不容易，而且那时条件也艰苦。口渴了，没有现在的矿泉水，喝的是山上自然的溪沟水。溪沟水虽然看上去很清澈，但不卫生，更有死猫、死狗等动物被遗弃在沟里。而且那时母亲采茶，还怀着我二哥。结果等二哥生下来，大热天居然会发抖，过了两天就死去了。母亲也因此大病一场。

母亲后来大约在1958年年底从茶厂调入旅馆业工作。先在城站附近的蒋宝兴旅馆做服务员。我哥哥大一点了，就放在家里，而我还带在母亲身边。母亲做夜班，我就睡在母亲工作的旅馆里。母亲不仅要照看店里的工作，还要时不时地照看我，包括把屎把尿。我最早的记忆，就在母亲的旅馆里，母亲给我把尿的场景。从时间上推断，应该是1959年我二周岁的时候。后来，母亲实在太劳累了，就把托付外婆照管。但由于我小时候体质实在太弱，以至于外婆把我抱到诸暨家里后，被我大姨夫（外婆大女婿，我母亲姐夫）说，这么个人你也能带？有个不测，你女儿还好说，女婿那儿就不好交代了。外婆想想也对，连夜又把我从诸暨抱回杭州。母亲对此大哭，我是没办法，你老娘不帮我谁把我，如有不测也是天数。我外婆和母亲为我双双泪流满面。外婆看着我这么个外孙，只好又抱回诸暨了。我在外婆的悉心调养下，逐渐恢复生机。但很不幸，外婆过了不到一年因脑溢血意外去世了，享年还不到70岁。

水水

2012.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