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内阁资政李光耀在谈及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时，直指后者虽然把自己表现成一个捍卫中华语言和文化的人，却言行不一，其11个儿子和3个女儿，大多数都在英校求学。

“华社领袖一方面捍卫华语华文，一方面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英校读书，孩子长大了连一句华语也不会说的做法，言行不一致，是我看不起的。”

他在其新着作《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第三章有关南洋大学兴衰的文章中，对陈六使着墨甚多，不满之情跃然纸上。

他指出，陈六使18岁由中国来到新加坡，他同其他在东南亚发迹的中国移民一样，立志要为移民的下一代兴教育办学校。

鼓励南大校友参与政治

“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后，树胶价格飞涨，陈六使赚了大钱。他个人捐出500万元，接着福建会馆捐出在新加坡西部乡村地区裕廊的523英亩树胶园，作为大学校址。”

他说，首届南大生于1959年毕业不久后，陈六使便开始鼓励南大校友参加政治活动，并且资助一些人加入社阵，在1963年9月的大选同人民行动党候选人对抗。

他说，陈六使把赢取政治权力当成“洗去以往的鄙视和侮辱”的手段。

他在文中提及，陈六使曾经说过“现在的政治舞台如舞厅在选舞后，一夜即可成名。经过大学苦心培养的真材实料，如投入这种政治舞台，可说易如反掌。我希望你们要参加政治，争取政权。”又说：“南大毕业生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薪金，拿了几百块钱就心满意足。

见到不平等不民主的现象，就应该组织政党，争取做议员当总理。要知道做总理，就像是做舞厅裡的舞后，是很容易的，比当教授容易得多。”

指陈承诺捐款拖欠250万

他也说，人民行动党议员和南大校友何家良在1966年告诉国会，陈六使承诺捐出500万元，却还拖欠250万元；福建会馆答应捐献60万元，却还有40万元没有拿出来；《南洋商报》承诺给大学100万元，兑现的却只有9万4千元。

“南大虽然是由华社创建，最终却得依赖政府的资助，因为大学的长期运作成本不是个人和公司单独可以负担的。”

南大注定失败 创立精神值得世代传承

“（南洋大学）校舍落成典礼于两年后1958年3月30日举行。我很清楚记得当天的盛况：车龙从南大的裕廊校园一直排到市区的纽顿圈。前往主持开幕仪式的英国总督顾德爵士的座车，即使在警察开道下也寸步难行。他足足迟到了两个小时。”

李光耀在新作中，生动地描绘了南大从冠盖满京华到斯人独憔悴的过程。

他指出，南大坚持以华文作为媒介语，后来面对学生来源减少、放宽收生条件导致水平下滑、毕业生出路有限，最后南大理事会于1980年4月5日决定南大应该同新大合併。

“南大的故事对于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有重大的启示。新、马两地的华人移民，从三轮车伕、德士司机、小贩、文员到商人和银行家，为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传统，热烈响应为华人子弟建设一所高等学府，他们慷慨解囊，完成了一个共同的愿景，儘管这个愿景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儘管南洋大学注定会失败，但它创立的精神却值得新加坡人珍惜并世代传承下去。”

殖民政府反对创办华文大学 南大以公司形式成功注册

“殖民地政府一开始就反对创办华文大学，陈六使注册大学的申请一早遭断然拒绝。在1953年3月26日注册为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以一间公司的形式才注册成功。”

李光耀说，1949年以后，英国殖民地政府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教育有诸多限制；到了1950年，新马华人社群便萌生在新加坡设立华文大学的念头，陈六使领导的福建会馆，是主要支持者。

“东南亚华人也不落人后纷纷捐款。在新加坡，来自各界的华人，上自名商巨贾，下至店主、小贩、德士司机和舞女，都为南大建校基金慷慨解囊。短短数年，南大便建立起来，并于1956年3月15日正式开学。”

南大25年后与新大合併

他说，为了阻挠南大的成立，英国政府委任的马来亚大学校长薛尼肯因（Sir Sydney Caine）于1953年1月表示，马大将开中文系，所以没有必要开办新的华文大学。马大也将把新生人数增加三四倍，来录取更多华校生。

“薛尼肯因还于1953年1月28日，和马华总会长陈祯禄在电台进行辩论。

陈祯禄说新大学将为新马40万名华校生提供升学机会，培养精英，而这个庞大的数目是马大无法容纳的。”

南洋大学维持了25年，直至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併后，东南亚再也没开办过任何华文大学，南大的校园后来成为南洋理工学院（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

他说，马来西亚华校的发展受到限制、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政府则关闭了华文学校，当东南亚的华文源流学校日渐减少，南大生来源萎缩只是时间迟早问题。

降收生标准 水平滑落

“为了维持新生人数，南大只好降低收生标准，一旦这麽做，南大的水平就急剧下滑，家长和僱主终于发现南大的文凭没有价值。后来，最后数届的南大毕业生申请工作，出现了宁可用中学文凭，也不用南大毕业证书的现象。”

他说，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採用英文为政府行政用语。可惜南大一直到70年代中仍然拒绝成为一所双语并重的大学。

“一个只用华文授课的大学毕业生，怎样在一个用英文的政府工作？结果，南大的毕业生因为英文不够好而找不到工作，许多只能成为华文教师或在使用华语沟通的公司工作。即便成为华文报章记者的华校生还必须兼通英文，因为政府的文告、声明、报告和国会辩论都使用英文和英语。到了70年代，华校优秀生不惜报读英文速成班，为的就是能到当时的新加坡大学升学，而不是去南大读书。”

华文媒介语不容侵犯

他说，多年来，使用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对南大学生和支持者来说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办校宗旨。

“在对南大学生发表的数次演讲中，我再三强调南大必须被接受为一所马来亚人的大学而不是华人大学，才能在马来亚以及东南亚成功。华文可以是使用的语言之一，但不可以是唯一的语言。南大若被认为是‘顺便也教马来文的华文大学’将是失败的。”

他说，即使他苦口婆心，南大理事会还是坚持以华文为唯一媒介语。它唯一的让步是在1960年8月，放宽华文入学规定，让非华人较容易进入大学。他们可以免考华文语文和文学试卷，只需要通过华语口试就算合格。

增设语言中心 南大录取欧美及马来学生

“首名进入南大的非华人学生是1960年入学的阿萨韩都亚（Hang Tuah Arshad）。到1967年，南大已经有五名马来学生。1968至1975年南大设有马来文系，马来学生进一步增加。1972年马来文系有44名马来学生，这些学生一般能读、写和讲华语，其中一些曾在华校就读。南大语言中心于1968年启用，也首次接受了10名分别来自印度、欧洲和美国的学生，他们到南大主要来学习华文。另外还有约40名苏联人，以政府官员为多，他们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南大学华文。”

陈六使公民权被褫夺 保安部队捕逾20人引发大罢课

1963年的大选后，吉隆坡中央政府对南大和社阵的共产党人採取行动，包括褫夺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数天后吉隆坡的保安部队进入新加坡，逮捕超过20人，包括五名南大学生和七名南大毕业生。

“我们也撤销南大学生报《大学论坛》的出版准证。为了抗议逮捕行动和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南大学生会在10月发起为期3天的罢课行动，参与的学生超过1千人。他们获得亲左派工会的支持。抗议最终以500名南大学生到政府大厦静坐示威结束。”

南大生和平请愿6诉求

“1963年10月8日，南大学生和平请愿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一，放弃取消陈六使公民权；二，保证不修改南洋大学法令；三，释放9月26日逮捕的南大学生；四，保证今后不许警方使用武力侵犯大学自主权；五，无条件资助南大；六，承认南大学位。”

“这些冲突的一个结果，是加快了从1960年开始，政府和南大间断断续续的谈判。谈判最终于1964年6月5日结束。人民行动党政府同意华文可以继续是南大的媒介语，但它必须重组为一所马来西亚人的大学，和成为一个不受政党政治或颠覆活动左右的纯学术机构。马来亚大学的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受委成立一个小组，检讨南大的课程以让它达到标准。”

他说，从60年代中开始，我们为南大注入大量政府资金，包括拨款100万元购买科学器材，另外100万元建新图书馆。我们也盖了一所设有3间语言实验室和最新设备的语言中心。中心为各学院的学生开办英文课程，也为非华人和外国学生开办华语课程。从1964年开始，我们每年颁发共50万元的助学金给南大生。后来，我们在奖学金、助学金、教职员薪金和大学设施上，提供了更多的援助，包括在1970年资助南大兴建一座奥林匹克游泳池。政府对南大的资助，也从1967年的127万元增加至1977年的1千155万元。

他说，1963年出任教育部长的王邦文，对南大改组的结果感到满意。他于1968年5月26日南大的毕业典礼上，宣佈政府正式承认南大学位。

改双语教学遇阻

“事实上我们不承认南大学位，不给南大毕业生出路是不行的。没有出路的南大生是一定反政府的。”

他也提及，南大于1969年委任黄丽松教授为新校长，他尝试把科学和数学的媒介语从华文改成英文的努力却失败了。

“当时，华文源流中学正开始使用英文教导科学和数学。如果他成功了，南大便能同华校的改变维持一致的步伐。面对南大校友的谴责，黄教授没有办法把南大变成双语学府。”

数千毕业生找工吃亏 “我难过不能更早採行动”

“南大与新大合併的消息一出，最情绪化的是南大校友，他们痛心疾首地勐烈抨击政府。我却为不能更早一点採取行动而难过，否则数千名南大毕业生就不至于成为一群群吃亏的大学毕业生，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就业上屈居下风。”

李光耀指出，一些校友表示希望南洋理工大学在增设了理学院、人文学院和设计传媒等等学院，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后，可以复名为南洋大学。

“徐冠林教授在2003年出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后，便想为复名设定时间表。

我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因为南洋理工大学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英文不精 僱主多不愿聘南大生

李光耀指出，儘管南大学位获得政府承认，大多数僱主仍不太愿意聘用南大毕业生。

“1970年初，由南大学生辅导处和助理教授王德丰分别进行的两项调查显示，僱主不愿聘用南大生，英文的掌握能力差是主要原因。瞭解到市场的需求，大多数家长把孩子送到英文源流学校和新加坡大学，而不是南洋大学。在70年代中，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华文中学毕业生捨南大而选新大。”

他说，为了争取学生来源，南大採取了放宽收生和毕业标准，这进一步降低了大学的学术声誉和毕业生的市场价值。

“1977年的一项南大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一名在私人部门工作的新大普通学位毕业生的每月平均收入是858元，南大毕业生的收入则只有501元。”

称双语环境才能生存

他指出，南大若继续只用华文教学，大多数院系将在10年内关闭，成为双语学府是它生存的唯一途径。

“在南大理事会一致同意下，我于1975年3月派教育部长李昭铭到南大出任校长。他的任务是尝试把南大变成双语大学，但是不成功，因为云南园的华文氛围太根深蒂固，师生陷在完全用华文的环境太深，丝毫改变不了。这个任务对李昭铭太过艰难，他只坚持了17个月就离开了。”

“1975年，我进教育部，兼任教育部长4个月，我明白了南大问题根本改变不了，它的单语环境被重重护卫着，结果只好决定冲破它。”

他认为，解决南大困境的办法，是让南大到新大的武吉知马校园一起开办联合课程。

既然不能在南大製造讲英语的环境，那就把南大搬到一个讲英语的环境，逼教授们在全讲英语的环境，重拾自己的英语能力。1978年7月的新学年，开始用英文教导第一年的课程。

斥英校生埋怨南大生

“这是痛苦的调整。我同南大学生两次交谈，表示理解他们的困难，也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当联合校园的英校生埋怨他们的进度被加入的华校生拖慢时，我斥责他们的态度。我说，帮助同班的华校生是他们的社会责任，如果彼此的处境对调，有一天，新加坡的经济必须依赖中国跨国公司，有强烈互助精神和对中国文化感到自豪的华校生，一定会义不容辞地向英校生伸出援手。”

南大新大最终合併

他说，最后约七成的南大生以英文通过他们的联合校园终期考试，大多数毕业生希望要获得新大文凭，这是比较务实的选择。这批学生也庆幸能及时转到英文源流，否则到今天会更麻烦。

“联合校园计划只是暂时性的安排，它的成效让我开始考虑要不要合併两所大学。当时，华文源流高才生已经不再选择南大。”

他指出，南大理事会后来同意南大同新大合併，南大和新大合併后，新加坡国立大学于1980年8月8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