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 

1947年石家庄一解放，父亲就在石家庄日报社工作。父亲人老实能干，工作尽责，在报社挺受重视。那时，家里的收入虽然只有父亲一人的工资，但一家人相亲相爱生活也其乐融融。父亲每当开工资，总会买上些肉、水果等改善生活，并开玩笑地说：“孩子们，打牙祭了！”如果钱还有盈余的话，有时晚上父亲就把我扛在肩上，到热闹的街市去，我要什么就买什么回来。父亲的工作虽然很累，但只要看到这些懂事的儿女（两个哥哥和大姐上学功课非常好，大的还特别亲小的），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他不久就被提升为科级干部。可惜，好日子没过几年，随着后来政治运动的不断，也就结束了。因父亲在旧军队工作过，在那个左的思想开始流行的年代，他随时都有打入另册的可能。不久，父亲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上了一顶帽子——中统特务。这个帽子一戴就是大半生，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1956年“三反五反”，到1957年报社再也不允许父亲呆下去了，他被下放，实际是发配到农村。这时家里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两个哥哥上高中，大姐和我上小学，弟弟刚学走路，小妹还在襁褓当中，一家生活陷入了困境。被逼无奈的父亲，决定把两个哥哥留在石家庄，自己携全家迁回藁城陈家庄。他开始了由正式的国家干部变成普通农村人，过起了甚至连农村人也不如的的20几年的艰难生活。

一、父亲在生产队

在受到这么大委屈的情况下，父母又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是刚上一年级的我记不得也想象不出的。只知道父亲是早就离家闯荡，和乡亲们不熟，大部分人都不认识，遇事当然不会得到照顾。那时干农活是很辛苦的，天还不亮生产队的钟就敲响了，社员们都赶到钟下集合，等队长派活。干大约一个多小时，收工回家吃早饭，这算一个工。吃完早饭，队长再敲钟，再派活，干到中午收工下班，回家吃午饭，这算两个工。下午要干到日落，也是两个工。一个社员一天一次工不耽误的干满，算五个工。这五个工实际分值是不一样的，壮男劳力记10分，一般女劳力记8分。父亲刚刚四十岁，正年轻，可队长只让记工员给记8分，找谁说理？又有谁讲理？父亲是个有志气的人，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他不同队长争辩，也不对任何人诉苦，没用俩月时间，就学会了许多农活，如薅苗、除草、扒畦、浇地等，除了不会用牲畜外的所有农活都会干，而且干得好。乡亲们看到父亲从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废人”，变成一个样样活都拿得起的好手，不得不改变对父亲的看法。队长也给父亲长了工分，把每天的8分改为10分，父亲终于觉得自己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二、父亲在大家庭忍辱负重

当时的境况只能用非常凄凉来形容。我们是后奶奶自不待言，自己的亲叔叔见猛然一下多了六口人吃饭，也处处刁难我们一家。父亲就采取多挣工分、多干活，忍辱负重来化解是非。就拿挑水来说，就够难为他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根本没有自来水，吃水得用扁担担着两个大桶去井口挑。井边有一架辘轳和一个很沉的尖底木桶，谁家挑水就用绳子将木桶送十几米深的水里把水提上来，再倒入自家的桶里，这个活既需要技巧也需要力气。我结婚到婆家后，挑过水，才知道把一担水挑到家里有多难。木桶系进井里后，绳子晃动必须有一定的位置，弄不好桶就会掉进井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还得找东西捞桶，这需要用一根粗绳绑着有四个爪子的大铁钩子，系进井里晃荡着找，直到感觉爪子勾住桶了，轻轻提到水面，两只手不停用力才能提上来。我亲眼见过，一次父亲把一桶水提到井口，手紧紧抓着绳子，胳膊一点儿劲都没有了。就这样，父亲包了全家人的用水。老家的院子里有一口大缸，灌满最少得三担，赶上有人洗衣服，两大缸水都不够用，父亲总是把缸挑得满满的。父亲常说：咱这么一大家子人，就我一人干活，多干点是应该的。8岁大的我都能看出叔叔是故意欺负父亲的，但父亲是默默忍受着一切，把能干的家务活全部承担起来，他想通过自己的多付出在这个家给落魄的我们找一个栖身之地。为了能让家人满意，父亲在家里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老家现在的地方是原来是后院，盖着几间草棚，人们把它叫做碾磨棚。里面有一个大石碾子，还有一个石磨，家里人只有碾米、磨面才去那个院，这里到处是草，荒芜杂乱。父亲觉得能长杂草地方，也一定能长作物，于是他和母亲利用空闲时间在这块地方忙活起来。一动手才知道非常难，这里杂草下面不光是土，砖头瓦块，碎石玻璃，烂七八糟什么都有。不知花了多少时间，也不知费了多少力气，父亲终于把这里整成一小畦一小畦的菜地，种上了小白菜、菠菜、丝瓜、梅豆等，解决了全家的吃菜问题。这些都是父亲在完成了生产队里的活，工余时间抽抽空干的，其中的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叔叔当时正是三十来岁的年龄，自从我们全家回来后，家务活他一点也不干，就连我们的后奶奶都看不惯，总嘟囔：小林子（爸的小名）心眼实，小吉子（叔的小名）太滑，靠不住。父亲这么卖力干，爷爷和叔叔还是觉得我们家没有劳动力（姐才13岁，我8岁，弟弟4岁，小妹不满周岁），是累赘，一定要分家！

三、苦难的岁月

父亲心里酸极了，心也凉透了，这么卖力干，不就是想让一大家子在一起，互相帮衬，度过难关吗？此时的父亲，真是欲哭无泪。他的伤心不是没有道理，市里还留着两个毫无生活来源的儿子，老家的人又毫无同情之心，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遭困厄，生活真的要把人逼上绝路。坚强的母亲抹去眼泪说：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雀儿。有了母亲的支持和理解，父亲坚定地扛起了家庭的担子，从此开始了我们家艰苦度日，勤俭持家的农村生活。父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为了节约家庭用度，家里常用的东西都是自己学着做。我记忆中父亲什么都做过，扫地的条帚，掸床的板刷，刷锅的，洗碗的……所有生活用具，父亲都琢磨着自己做。锅漏了，盆坏了父亲也自己修。尤其是修钟表，是父亲的一绝。家中有个老式座钟，坏了不能走了，里面齿轮咬着齿轮，零件套着零件，结构十分复杂，父亲硬是靠自己琢磨，将它修好，使之转动起来。从那以后父亲出了名，村里谁家钟表坏了，都会找到他，他从不拒绝，所以父亲的人缘特好。

那时为了多挣工分，父亲常干浇地的活。浇地因经常晚上加班工分记得多，但这个活非常辛苦，不是谁都顶得了的。即使这样到了年底队里结算时，我家还是年年超支。父亲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不但分不到钱，反而欠生产队的。为了把超支的钱凑上，家中能卖的全卖了。石家庄造纸厂需要麦秸，几分钱一斤，父亲把麦秸用小拉车拉到造纸厂，卖点钱抵超支款，如不够再想办法。直到哥哥们毕业参加了工作，超支的钱才有了着落。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的苦吃多了，罪也受大了。有一年夏天，他听说村里有人晚上去十里之外的双庙树林去捉蝉蛹（老家叫做肉牛），一晚上能捉200多只。在当时贫穷的农村，蝉蛹是一种难得的滋补品。想到孩子们需要营养，下午收工后他连家也没有回就去了。傍晚捉蝉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蝉蛹一般都在大树根附近，寻找者要在地上看有没有小洞，如果看见了，要赶紧用手指抠一下，洞如果马上变大，说明里面有蝉蛹。蝉蛹是靠把一个手指伸进洞里面，一个个抠出来的。那天晚上父亲究竟是什么时间回来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母亲把洗干净的蝉蛹放在小盆里搁点盐腌，第二天给我们用锅煸熟（没有油）让我们改善生活。父亲大概半宿没睡。

为了勉强盖起家里那两间老房，父亲简直像臧克家笔下的那匹“老马”在挣扎着：“总的叫大车装个够，他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那时经济拮据的乡亲们都是穷盖房，大家省一点是一点，于是人们就去滹沱河边检些废弃的材料为自己所用。父亲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但他比别人更艰难。滹沱河离我们家十几里地，河水干枯后，桥桩（那时木头特别缺，人们可以用它盖房）和石头就会裸露出来。别人家都有壮劳力，父亲只能靠大姐，爷俩要从干枯的河里挖很深，才能把木头、石头弄出来。最难的是把这些材料拉回家，爷俩真的受大罪了。干枯的河里都是沙土，能把车轱辘埋半截，他们咧着膀子拉，车子才能动10公分。实在动不了，就把石头卸下点，拉出沙滩后，再一块块抬回装上。出了沙滩后路虽然不像沙土那么喧了，但爷俩也得步步用力，稍一懈怠车子就不走，十几里地的路，他们是一步步挪回来的。不能想见，身高只有一米六多的父亲，是靠什么力量支撑完成这一切的。尽管如此艰难，我们家当时拉回来的石头比别人家还多，盖房时房根脚（埋进土里的根基）全是石头砌的。这里面的每一块石头都是父亲的汗水、辛苦。今天，父亲当年盖的这幢老屋还依然挺立在老家的院子里，每当走进它，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父亲像一匹“老马”，在滹沱河沙滩上艰难的跋涉的情境。

四、父恩深如海

父亲和母亲一样，非常支持儿女上学。在我们村供孩子上学的很少，尤其是女孩，都是到十一二时就去割草、拾粪挣工分或者在家领小孩子。我作为女孩子能上学，得到正规的教育，这与父亲的大力支持分不开。

最难忘父亲送我去上学。1963年小学毕业，刚好赶上藁城中学全县招考初中生，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这所中学。录取通知书下来后，兄弟姐妹都替我高兴。父母不善言语，但女儿被全县最好的学校录取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他们忙着给我准备铺盖。那时家里很穷，俩人才合盖一床被子，我还记得三个人盖过一床被子：母亲和小妹在一头，我在另一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还是给我准备一床被子和一个褥子，虽然不是新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父亲还卖了一垛麦秸，给我买了一个脸盆。藁城中学离家有十三四里路，入学那天，父亲把我的被褥、换洗的衣服、口粮，裹成一个大包袱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我坐在横梁上，爷俩就此上路了。现在想想都让人心疼，不知父亲是怎样上的自行车，又是怎样把我送到藁城中学的。一路上父亲嘱咐了很多，他没有说让我好好学习之类的话，只记得让我少说话多做事。他还说，学校里只要让咱上，咱就知足。如果不让咱上，孩子，不是你的错，都是爸不好，是爸连累了你们。父亲说的我心里酸酸的，至今都刻骨铭心，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父亲总认为因为自己的历史问题连累了儿女，那时候小不懂事，现在想想那怎是他的错呢？在旧社会，他小小年纪被生活所迫，只身到外面闯荡，就这个勇气，一个村子中也没有几个人。父亲的冤假错案，虽然使我家遭受了许多磨难，但也使我们更加懂得了社会和人生，更加努力拼搏，最后我们又都回到了石家庄市里，我们感激父亲。

还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1966年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别的学生能到处串联，在藁城中学上学的我，因为不是红五类，不能出去。直到10月底，我终于可以去延安了。我们几个学生和几个刚被解放的老师决定步行前去。从藁城中学出发，路过陈家庄时，正好碰上我们生产队的人在铁道南干活，他们问我去哪里，我随口说要去延安，并说第一天一定得走到石家庄二中。藁城中学到二中大概七十多里地，一天走那么远的路，又累又乏脚上还起了泡，晚上烫了烫脚，我躺下就睡着了。正睡得香甜，有人到宿舍喊：有叫高素敏的吗？我赶紧爬了起来，揉揉眼睛，见喊我的人后面站着一个人，好像是父亲。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陈家庄到二中最少也有六十多里路，夜里没灯没车，他是怎么摸到二中的？我抱着父亲好一顿哭，父亲紧劝我：“孩子，我认识二中，天黑，我骑得慢，这不，还让我找着你了。”接着，父亲又告诉我：“到铁道南干活的人回来后告诉我你要去串联，你娘说这就到冬天了，怕冻坏了你，连夜做了条棉裤。我们又怕天明了你们不知道要走到哪儿，这不，摸黑儿给你送过来。”父亲说得非常平静，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那时的路说是公路但高低不平，还没有路灯，就从村里出来都想像不到是如何走到公路上的。为了闺女，仅仅为了闺女不受冻，父亲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五、父亲对母亲忠贞不渝

父亲在旧军队闯荡，老实，肯干，人也聪明，学会了收发电报。报务员属技术人员，提拔挺快。在旧军队里有技术的和有一官半职军人没有几个人不娶二房的。父亲在旧军队属于有技术的人，但父亲从没有这种想法，一心一意对母亲好。他俩真正是男主外，女主内。父亲辛辛苦苦挣钱养家，母亲相夫教子，不辞劳苦。母亲多次提到与父亲的婚姻往事，也印证了父亲的忠贞。我的姥娘家家境好，思想比较跟得上形势，爷爷家较保守，日子过得紧。爷爷家这方在我父母结婚前说得特别好，发誓像亲闺女一样待母亲，但婚后并不是那么回儿事。姥娘家见这方不能兑现前言，而且眼见母亲跟着父亲也不能享福，曾三番五次劝母亲离婚。但母亲坚定地跟着父亲，为此姥娘还有些不高兴。母亲多次对我说起此事，原因是两个：一是觉得父亲可靠，不会娶二房；二来觉得如果离开父亲，父亲老实巴交，不会照顾自己太可怜。母亲说：不是这个，家又穷，脾气又不好，我早就不跟你爸过了。1991年母亲去世后，父亲像失去了什么，他突然变老了。他常常自己在屋里踱来踱去，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他可能是在和天国里的母亲私下对话。失去母亲，父亲非常自责（因为我们都不在老家，母亲身体不好，又非常要强，爸只顾着干地里的活，母亲做好饭连叫好多遍，更不知道照顾母亲）总是对我说：我糊涂，没有好好珍惜你娘，现在后悔都来不及。在之后的日子里，每逢母亲的祭日、清明、寒衣节时，父亲要买好多好多的纸钱，不是一般的多。而且，他总要亲自到娘的坟头去，每次都是向母亲重复一句话：“你一定不要节俭，不要舍不得花。”语言凄怆，令人感伤。

父亲一生坎坷，造就了他勤劳、节俭的品格，他朴实善良，为人宽厚，从不向命运低头。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精神将汇入高家的家风，永远滋养着高家的后人。我们将永远记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