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11日,穆青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尽管早在一年前他就被确诊为肺癌,但谁也没有想到,谁也无法相信,在10月9日被送进医院后仅仅30多个小时,他就永远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新闻事业,永 远停下了那支始终洋溢着激情的笔。
早在1937年,16岁的穆青就参加了八路军,随八路军120师转战晋西北、冀中等地,其后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2年8月毕业后到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在这里,他开始了长达60余年的新闻生涯。在《解放日报》时期,穆青接受了无产阶级新闻观的教育,通过采写《人民在谈说着赵占魁》、《雁翎队》等一批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通讯,他体会到英雄模范人物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巨大推动作用。用英雄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和精神力量鼓舞人民、推动革命 事业的发展,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穆青先后任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组长、华东总分社副社长、上海分社社长。1958年6月调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1959年10月起任新华社副社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次被错误打倒。粉碎“四人帮”后,他恢复原来的职务。1983年开始担任新华社社 长、党组书记,直到1992年离休。
在送别这位新闻界泰斗的日子里,新华社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沉浸在无限的悲哀之中。与穆青相处相知40多年的老新华人杜导正、方实、冯健、李耐因,以饱蘸真情的讲述,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到穆青独特 的人生经历和可贵的人生品格。

毋忘人民:一颗圣洁的赤子之心

“毋忘人民”,是新华人所熟知的穆青的座右铭,是他以笔为武器不断耕耘的出发点和归宿。
穆青无论是当记者,当社长,还是在离休之后,都将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心声作为自己的天职。自70年代到90年代,他曾六访兰考,八下扶沟,四去宁陵,八进辉县,两上红旗渠。穷乡僻壤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最基层先进人物的言行由他的生花妙笔得到广泛的传播。他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人民的疾苦,用自己的心去体会人民的需要,他的情感早已和生养他的 土地和牵挂他的人民融在了一起。冯健回忆说:
穆青去世后,河南电视台来京做一个访谈节目。请我、范敬宜等5人谈穆青,范敬宜谈的一个观点很新颖,也符合客观实际。他认为:现当代新闻战线上有许多我们所尊敬的前辈,记协设有奖励基金的就有范长江、邹韬奋,这两人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 对范长江、邹韬奋的为人和作品都很熟悉,但他们的影响主要在文化界、新闻界、知识界,在群众中特别是农民群众中,了解他们的并不多。穆青在文化界、新闻界、知识界当然有影响,而最可贵的是许多农民群众也知道穆青,河南大部分农民都知道穆青,有的还是他的好朋友,这与新闻界的其他前辈完全不一样。
70年代末以来,穆青在采访、编辑和做领导工作中,经常讲的四个字是“毋忘人民”。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在采访焦裕禄的事迹之后,焦裕禄这样一个县委书记跟群众的关系、群众对这样一个共产党人的爱戴的程度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从这时起,他形成了在工作中的态度:“毋忘人民”。
1958年6月,穆青从上海分社调任总社国内部主任,冯健则刚从湖北分社借调到总社当记者,从此在穆青领导下工作。除了三年干校生活外,他俩一直在一起。1983年,穆青由副社长兼总编辑升任社长,冯健接 任他的位置。
郑板桥有一首画竹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百姓疾苦声。吾曹些小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当时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任县令,穆青非常喜欢这首诗,写了好多幅,送给别人。冯健回忆说:
1993年冬,穆青、周原和我再去河南采访,走了一个多月,在豫东的周口时,有天晚上谈到这首诗,有人提出你给我们写这幅字吧,我说其实我也挺喜欢这首诗的。穆青就说你回北京后到我家里去拿一幅吧!我到他家后,才发现他写了同样的若干份,告诉我:“你挑吧!”我说你怎么写这么多啊!他说:“我喜欢这首诗啊!‘疑是百姓疾苦声’,‘一枝一叶总关情’”,跟我的思想是相通的,你想,封建朝代的县太爷能够写出这样的诗,表现出关心民众疾苦的情怀,我们是人民记者、共产党员,应该做得更好,更应该体恤民情。他是一枝一叶总关情,我们是一字一句总关情”。这也说明穆青确实在保持与群众的联系。他常讲,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基本上可以保证不会犯错误。
常年坚持到农村采访的穆青从来没有摆过名记者或领导的架子。每次下乡采访,他都直接到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到农民家串门的时候,他总是很自然地做四件事,就是揭开锅看看吃什么,拿起油瓶掂掂油还有多少,翻开铺盖看看下面垫的什么,到粮仓看看还有多少粮食。他每次下乡,就像鱼儿回到了水里一样活了,特别踏实,非常兴奋,思维也跟着活跃起来。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内在的需求,一种自觉的行为,而不是在外在 的、外力的推动下才这么做的。
“穆青是非常关注基层群众的”。现年80岁的杜导正接受我们采访时脱口说道。杜导正1945年到新华社工作,解放前作前线记者。解放后任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1977年调任总社国内部主任,1982年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87年任新闻出版署第一任署长,1989年离休。十多年来一直主持着《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工作。他回忆道:
1980年春夏,鉴于十年动乱之后农村经济濒临破 产的形势,国内部在大力宣传包产到户的同时,决定派记者到贫困的西部地区实地采访,调查农村贫困饥饿 的真相,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
穆青同志非常支持我们这一行动。在记者出发前,他特地找记者谈话。他说,看了陕西分社的同志写来的反映延安生活现状的“内参”《延安调查》,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对中国革命曾经做出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至今仍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他希望记者们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两部中外名著为榜样,要拓宽视野,要深入下去,到村到户。他说:延安如此,整个陕北怎么样?你们要实地去看一看,要真正深入下去。要用你们的调查,为这转变关头的历史留下些什么。记者采发回来的报道,全方位地揭示了大动乱后农民的贫困生活,以及他们对包产到户政策的强烈渴望。穆青重视这些“内参”,他及时签发送中央。其中有不少“内参”,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成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可靠依据。当记者回到北京系统地向穆青同志汇报时,谈到采访中所见到的农民那种令人忧虑的贫穷和饥饿时,穆青同志几次拍案而起,无法抑制 自己悲愤的感情。农民的疾苦是始终牵动着他的心的。
正因为“毋忘人民”,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穆青对于时代和大局有着敏锐的把握。他曾说:“什么是大局,就是当时那个时代最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必须知道老百姓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他们最渴望的点儿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呼声在什么地方。只有这样,你的文章才会像拳头一样敲在时代绷得最紧的那根弦上,才能够震 撼人心,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捧读穆青的一篇篇新闻作品,透过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到穆青那颗圣洁的赤子之心在跳动,在燃烧。岁月流逝,丝毫没有减缓它搏动的节奏;风霜侵袭,丝毫没有冷却它滚烫的情感。可以说,在忠于党的新闻事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上,穆青的生命价值得到 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实事求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胆识 正因为把自己始终看成普通群众中的一员,注意从普通群众身上吸收思想感情方面的营养和观察社会问题的智慧,以了解社会的动态,把握时代的脉搏,穆青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保持独立的清醒的判断,能够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浪,他 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不屈从,不逢迎。
现年87岁的方实老人是1946年到新华社工作的。解放后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1952年起任东北总分社副社长、辽宁分社社长。1955年回到总社任原职,除“文革”挨斗、下干校外,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1977年。此后以社党组成员的身份先后兼任参编室主任、社机关党委书记。方实所谈的事例典型地表现了 穆青在非常时期的胆识。他说:
1957年,由于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一场大大“扩大化”了的反右派运动横扫知识界。那时,根据中 央的指示,各个单位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揪出一些“右派”来。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都了解当时的形势,那是有很大压力的,作为部门领导想顶住也是比较难的。在新华社国内29个分社中,只有两个分社不但没有按照这个指标行事,甚至一个右派都没有划。其中之一就 是穆青负责的上海分社。
当时,穆青的顶头上司是柯庆施、张春桥,可以想见他面临的压力有多大!近年上海分社整理社史,幸运地发现他们是当年沪上新闻单位中惟一没有右派者。 1958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冲昏了全国人民的头脑。全党、全国都处于狂热的状态。新华社也和全国一样,头脑发热,发表了大量虚假的报道。 1960年,党中央正确认清了形势,开始了经济的调整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穆青提出,对大跃进期间的报道工作进行总结,检查虚假宣传的错误,其意是从新闻从 业者的角度来反省,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改进方案。
穆青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也依然保持着。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方实记得 很清楚:
“文革”开始后,穆青同志,包括我们,都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我们所在的国内部,将穆青、戴邦、方实作为重点批斗对象。每次开批斗大会,都要喊出“打倒穆戴方”的口号,而且大字报铺天盖地。尽管造反派把我们的出入证换成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牌子挂在身上(也是另类的出入证),而且,每次批斗我们的大会,都要我们尤其是穆青同志出来揭发吴冷西、朱穆之等新华社领导的所谓罪行,但是,穆青同志硬是顶住了,不但没有给他们贴过一张大字报,而且在挨批斗的大会上,不管压力多大,他都一言不发。他当时在日记上 曾写过自己的感受:这是一代人的悲剧。
十年“文革”是穆青此生最大的磨难与挫折,这让他抱憾不已:“那是我从45岁到55岁的黄金年华,可以写多少文章啊!”然而,真正的强者根本来不及叹息已逝的时光,就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了。于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乾坤朗朗的岁月中,穆青很快能把所遭受的 创伤变成理性的反思。
在新时期轰轰烈烈的“三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的宣传报道上,他和当时分管国内部报道的另一位副社长李普一起,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大张旗鼓地支持、鼓励新华社全 力报道。
亲身经历《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电讯稿处 理过程的杜导正说,在这件事上尤能看出穆青的胆识。
当时人们强烈地要求为1976年4月5日因悼念周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但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这种呼声被漠视了。穆青希望寻找机会,揭开这个盖子。杜导正说: 1978年11月,参加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在拿回的会议报道中有一段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话。我当时任国内部主任,看 到这个报道稿后,觉得对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这段话应该突出报道,这样就可以冲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禁区。我们向穆青同志汇报后,他当即赞成我们的想法。他说,你们摘,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突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句话,其余的通通删去。我们把摘出来的稿子送给他后,他又认真地与我们商量标题的拟定。11月16日,这则电讯稿发出去了,全国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条消息。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新华社这样做,在 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后来,穆青在一部名为《五十五双眼睛》的纪录片中,讲述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发出的情况。他说:
当时还不敢大胆地宣布的时候,新华社大胆地把标题加上了,就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其实文章都是北京市委开会的内容,就在大的几千字的会议公报中,我们就单独抽出这一段,再加上醒目的标题,曾涛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我们就这么商量定了。到临发稿的时候,曾涛打电话给我,说稿子定下来没有?我说定了,就那么发了。他就说,穆青,发了之后要坐牢,咱们两 个可得一块去啊!我说,行啊,要去咱们一块去好了。
这部纪录片是接受采访的李耐因特意提供给我们看的。李耐因是1948年到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工作的,1952年到总社,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备受迫害。1982年创办《瞭望》周刊,任总编辑,1988年离休。他着重向我们讲述了穆青领导“两案”报道的情况。
1980年9月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决定后,新华社正式成立“两案”公审报道组,穆青负总责,他要求记者在报道中,要注意把群众想知道的多写点,站在群众的角度去观察审判现场,一句话,一个表情都要留意,报道一定要有细节和现场感。除了把程序性新闻都报道好外,还要写出大通讯,题目就叫《历史的审判》。
1981年1月25日,新华社向海内外播发了穆青、郭超人、陆拂为所写的重要报道《历史的审判》。这篇檄文气势磅礴,意境高远,彻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作者的笔触探测到了那场民族苦难的最深处,被称 为“中国新闻史上少有的一篇传世佳作”。
李耐因带领5个人的小组负责报道对江青集团的审判情况,他说:
穆青那时集中力量写《历史的审判》,我们几个则负责审判进程的报道。报道的设计是他做的,这些设计是非常好的,比如,审判开始时的短篇特写,不超过1000字,反映现场的情景,再加上一篇新闻。最后宣判时,他也要求写特写,还是不超过1000字,主要是生动反映这些罪犯的下场和人民的情绪,这两个设计很高明。他一开始就严格要求报道工作,对专门成立的报道组提出两条基本要求:一是写的所有东西都要反复核实,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事实要准确,另一条是一定要符合法律。我们报道组住在国务院二招,与特别法庭、检察庭、公安部的人都住在一起,我去秦城3次,住 在监房中,穆青去了1次,并两次去二招看望我们,听我们汇报,和我们商量报道的计划,指导我们的工作。
穆青用人比较大胆,他出了主意以后,比较放手,你自己去弄就行了。审判四人帮的整个过程,穆青讲起来是感情性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情的流露,非常鲜明,感情充沛,一团火热,我们的文章都受到他的影响,甚 至包括我记的日记。
每天审判完了,我们都回来轮流写稿子,他最后审定,一般都要到十一、二点才结束,截稿是2点,我们写完后交给他,他一边看,一边改,一边议论下一步的报道安排,这都是他亲自主持的,熬得挺晚的。共有42场 法庭辩论,都是这样,确实是挺疲劳的。
身处揭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第一线,反思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刚刚经历过的磨难,想到自己被断送的黄金年华,穆青和他的同事们又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穆青为他个人更为中华民族所发生的历史性转折而欣慰、而兴奋、而拼命工作!

双重角色:对当代新闻事业的突出贡献

穆青的新闻作品、新闻主张和新闻实践,均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不可或缺的篇章。他身兼双重角色:新闻事业管理者和新闻记者。站在新闻事业管理者的角度,他对新闻的功能有着高屋建瓴的理解。作为一代名记者,他对记者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有着真切的感受。晚年的穆青在回顾自己的人生之路时,曾为过早地进入领导岗位而未能写出更多的新闻作品为憾,并且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容易,我紧跑慢跑,虽然摔了跟头,爬起来再跑,总算爬到终点了”。然而,在同事们的眼中, 他在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中都有着同样突出的贡献。
穆青对下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也是很明确的。他要求分社社长必须当好首席记者。当了社长要把握好舆论导向,要组织好报道,但同时要当好首席记者,不能放下手中的笔和照相机。他强调:干新闻工作,就是首先要学做人,然后学做文。做人,重要的是培养和人民群众的感情。他认为:干新闻工作是需要积累各种资料的,有题材的积累、主题的积累、语言的积累等等,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思想感情的积累,这是一种无形的积累,是无法用几千张资料卡片衡量其价值和分量的。 1983年,主持新华社工作的穆青就如何建立世界性的大通讯社郑重报告中央,确立了目标和具体步骤,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从此,穆青就领导这个万人通讯社向世界性的大通讯社进军。无论是确定新华社的战略目标、提升新华社的报道水平,还是纯洁新华社的记者队伍、优化新华社的工作环境上,穆青的贡献都是有 口皆碑的。
杜导正说:
我们在穆青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对他人格的魅力感受得更多一些。穆青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虽然不健谈,但许多与他接触过的人,常常会被他所吸引。他的魅力源于他高尚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在新华社,和穆青关系亲近的人,既有我们这样的中层干部,也有普 通工人;既有资深记者,也有刚进社不久的年轻人。他一生都与最底层的人民群众血脉相连,息息相通。这种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深厚的 爱,造就了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堂堂正正的人格力量。
因为有这样的交往,在向穆青告别时,杜导正写下了这样的挽联:“非常非常地思念您,老朋友,老上级。”杜老说,我这样写,没有任何夸张。在长期的工作中,穆青同志和我们不但是上下级关系,也是亲密的朋友关系。他的欢乐与苦恼我们感受着,我们的喜 悦与忧虑他分担着。这种休戚与共的情感,使我们在送他走后的悲哀依然难以自持。
李耐因的回忆和评说则立足于一些生动的事例。
三年困难时期,穆青做了一件值得提倡的好事,就是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他认为宣传工作要跟上,要拿出最好的精神产品鼓舞人,为此组织一支较强的报道队伍,从群众中发现积极的、正面的典型,编发一批有影响、有质量的新闻稿件,推动人民在 困难中看到希望。
穆青在新闻界有很大影响,不只是他是名记者,而是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记者,形成了一个好的战斗集体,使新华社的整个报道工作保持着高水准。他下班吃完饭后,记者们就到他那里聊天,像开“神仙会”一样。聊天时就能聊出题目来,然后就发动大家一起议论,他善于吸收群众中好的意见,有许多聊天的朋友,如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思想特别活跃,下去以后能看到好多问题,爱动脑筋,有见解,他就经常找一些这样的记者聊天,问:你们在下面采访看到什么问题?有什么感受?群众中间流传着什么样的顺口溜?他们常常一聊就是一两天,聊聊就聊出题目来,他马上就安排采访,这既丰富了他自己,使他对基层的许多具体情况了解得很透彻,使他从记者中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又培养了记者,好多好的报道就是这样弄出来的。他和下面打成一片,信息非常灵通,有些话我们也敢跟他说,这样就培养出一大批优秀记者来,如上 海分社记者吴复民,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新华总社的冯健、李峰、陈大斌等。
他非常虚心,注意吸收别人的意见,他写的文章,打出清样来,送给几个人征求修改的意见。一个领导的稿子交给记者、编辑提意见并加以吸收,一般领导是做不到的。他的文章为什么那么出色?就是你也改,我也改,最后他拍板而成的,做到这一条很不容易。他不整人,不记仇,这点真好。记者在领导下面工作,就怕挨整,怕报道中出了什么问题,领导把板子打在你身上,弄得记者无所适从,有点见解也不敢说、不敢写了,而是把心思放在揣摩上面的意图上,这样出不了好文章。他敢于保护记者,很重视保护记者的积极性。跟着这样的领导,心里踏实,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行,在他领导下,大家心情非常舒畅,相处非常融洽,合作得很好。至于有的记者犯了很大的错误,那是另 外一回事了。
冯健的回忆也与此类似。
穆青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模范,他对下属也是这样要求的,我们每个分社都有优秀的记者,浙江分社记者慎海雄的调研做得非常好,他写的许多参考材料起到很大的作用,非常突出,为此受到不少辱骂和威胁,是穆青非常欣赏的记者。他到分社时,都跟年轻记者开座谈会,讲怎么做人、采访、写作、调查研究。我们一起去 河南分社多次,每次去都要开这样的座谈会,记者提问题,穆青谈看法。
冯健认为,穆青身上值得学习的有四条。一是很好地遵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职业道德。二是贴近群众,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三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只要认识到位,就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敢于向邪恶势力斗争。四是在业务上有很多创新,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精益求精”。他提倡“散文化新闻”,就是用散文手法写新闻;提倡“现场新闻”,就是新闻报道要使读者如身临其境,有现场感;提倡“文字、图片双翼齐飞”,充分发挥图片报道的特有功能,这个观点已被新闻界普遍认可和实践。他注重对新闻、 通讯、综述等翻来覆去地改,改稿子的过程就是精益求精的过程。
穆青逝世后,《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建议设立“穆青奖”,在全国的新闻界把“向穆青同志学习”这样一个口号叫响。老新华人平实的回忆显然可以为这样一个口号的叫响提供一个侧面的事实根据。愿更多坚持良知、关心民瘼的“穆 青式”的记者能够挺立在时代的潮头,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创新和进步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