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群英的故乡在湖南衡阳市衡山县新桥镇黄泥村。9月18日，秋意正凉，记者在这里见到的却是热气腾腾的繁忙施工景象。原来，衡山县委、县政府正在将唐群英故居“是吾家”进行扩建提质。
    工人们笑呵呵地告诉记者，所有工程将在11月25日前完成。因为12月8日是唐群英诞辰140周年，届时，这里将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
    未能参观故居，记者遗憾之余更多的是欣慰，后人没有忘记唐群英啊！
    唐群英生于1871年12月8日，20岁嫁给曾国藩的堂弟，生有一女，并结识了夫家的亲戚秋瑾。不久，唐群英的女儿和丈夫相继病亡，她冲破为夫守节的封建桎梏，毅然“大归”回到娘家“是吾家”定居。在好友秋瑾的帮助下，唐群英阅读了赫胥黎《天演论》、康有为《大同书》等中外进步书籍，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
    1904年10月，唐群英赴日求学。次年5月，认识了黄兴、宋教仁等一大批有志之士，并由黄兴介绍加入华兴会，是该会的唯一女会员；同年8月，她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1908年初，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她回国与革命党人共同策划和领导了花石起义。1910年6月，奉命再度赴日开展学生运动，担任留日女学生会长。1911年4月，她在东京创办《留日女学生会杂志》，旨在“发起女子爱国之热忱，以尽后援之义务”。
    武昌首义后，唐群英回国参与策划武装起义，组建“女子后援会”、任会长，为民军募集军资义捐金，救护伤员，接着又组建了“女子北伐队”，她挎着双枪率包括50名女子敢死队员在内的“女子北伐队”，在攻克南京之役中立下战功。
    1912年2月1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接见了唐群英，并亲自授予其“二等嘉禾”勋章，称她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

    为女权而鼓与呼

    1912年，唐群英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的“女子参政同志会”等5个团体，拟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2月16日她主持起草了“以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为宗旨的”《女子参政同盟简章草案》，此举宣告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女子参政运动拉开帷幕。
    2月20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要求新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26日，唐群英等向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于“宪法正文之内定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孙中山夸赞她们“愿力宏大，志虑高远，深堪嘉尚。”但是，在同年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根本没有任何体现。唐群英等一次次建议修改《临时约法》未果。
    3月21日，愤怒的唐群英等携带武器率领60多名女界代表冲进参议院会场，踢倒卫兵，砸烂玻璃窗，与议员发生冲突，造成轰动一时的“大闹参议院事件”。其后，唐群英等两次发布《宣言书》并再次上书参议院，为争取男女平等和女子参政权而斗争。9月1日，她在北京组织召开女界联合会，号召“切勿动摇，必达男女平权、女子参政而后已。”
    唐群英在北京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各地设分部。唐群英被推举为本部总理，并先后创办了《女子白话报》、《亚东丛报》、《女权日报》，复刊了《神州女报》，为女权运动鼓与呼。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在北京开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参会的女会员一致抗议党纲删去“男女平权”的内容。唐群英更是怒不可遏地冲上台去，给了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一记响亮的耳光。
    唐群英发起的这场震惊中外的女权运动，继法、英、美、德等国之后，在全世界排名第12，在亚洲属首次，因而被万国女子参政会赞为“在东方作第一声惊人之鸣”。

    女杰精神传千秋

    9月15日，记者采访了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长、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饶怀民先生，这位长期研究辛亥革命史的老教授高度评价说：唐群英是最早的女权意识的觉醒者和妇女觉醒的唤起者。如她分析中国妇女落后的最大历史原因，乃依赖男子；认为“欲求社会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必先求女子参政权不可。”至于她起草的《女子参政同盟简章草案》政纲11条，更是条条振聋发聩：（一）实行男女权力平等；（二）实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习惯；（四）禁止买卖奴婢；（五）实行一夫一妇制度；（六）禁止无故离婚；（七）提倡女子实业；（八）实行慈善；（九）实行强迫放脚；（十）改良女子装饰；（十一）禁止强迫卖娼。
    在饶教授看来，唐群英更可贵的是那种为争取男女平权、“目的一日不达，即此志一日不懈”的奋斗精神。当上书请愿等诸多努力一次次失败之后，唐群英仍然不屈不挠呼吁：要持之以恒，“一次争不到手，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手，三次四次，以至无量次，不达目的，是万万不能止的。”“身可杀，此心不可死；头可断，此权不可亡。”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参议院拟定的《国会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唐群英等以“女子联合会”名义上书，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被否决。唐群英愤而号召全国姐妹起来“讨袁”。袁世凯于1913年11月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了唐群英创办的女报，并悬赏一万元通缉唐群英。逃回湖南后，唐群英也一刻没停止继续她的使命。
    饶教授认为，唐群英的卓越还在于她清醒地意识到，女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仅靠向外“争”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具备自身的“实力”。而这“实力”，她认为须从教育着手：“女同胞要争那平等的权利，非先从学问上下手不可；若要学问平等，又非要在教育上下手不可。”孙中山也向她指出：“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这更坚定了她将后半生主要精力投入到女子教育，成为女子教育的开拓者。
    继1912年9月在北京创办中央女子学校之后19年里，她先后在长沙、衡山等地创办、参与筹办了长沙女子法政学校、长沙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等10余所学校。在办学条件十分艰苦、经费紧缺的情况下，她常常通过募捐或变卖自己娘家的田产来维持学校正常的运转。致使其晚年贫病交加，于1937年6月3日逝于“是吾家”旧居。而正是通过她办学兴教，无数妇女同胞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文化知识，获得了追求自由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实力”。
    可以告慰唐群英的是，在衡阳，千千万万妇女群众铭记着这位先烈，传承着她的精神。衡阳市妇联主席周红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唐群英书写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的灿烂篇章，对衡阳女性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岂甘雌伏守红楼，冲破囚笼雄赳赳’的抱负，激励广大妇女弘扬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摒弃腐朽的性别文化，直面人生，迎接挑战，顽强拼搏，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她提出‘勿谓人强，自立即强；勿谓人智，多学则智’，激励广大妇女弘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自’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争做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女性；她宣告‘天下兴亡，人皆有责’，激励广大妇女弘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世界眼光，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竞争，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这些都是唐群英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