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期，林焘先生带领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的部分师生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北京话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们采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精心设计了调查用的语言量表，对北京城区和近郊以及少数远郊区县的口语进行了系统的文本记录和录音。林焘先生就这些录音资料中的一些语音现象进行了社会语言学角度的研究，发表了《北京话去声连读变调新探》、《北京东郊阴阳平调值的转化》和《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与沈炯合作)等文章。80年代中后期，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城区和郊县的人口发生了急剧的流动，北京话原来的地区变体格局已经被打破，林焘先生和学生们的这些调查资料在今天已经成为十分珍贵的北京话的历史材料。

　　《北京官话溯源》和《北京官话区的划分》

　　在对北京话进行共时的社会变体研究的同时，林焘先生对北京话的历史来源和北京官话区的划分等方言学的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北京官话溯源》和《北京官话区的划分》两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他在《北京官话溯源》中提出了“北京官话区”的概念，指出从东北地区经过河北省东北部的围场、承德一带直到北京市区的这一片相当 广大的区域内，各方言的声韵系统十分接近，调类完全相同，调值极其相似，这个区域可以划为北京官话区。

　　《日母音值考》

　　尽管林焘先生自50年代以后教学和科研的方向已由古代转向现代，但由于他有着深厚的传统音韵学的功底，因此在语音研究中能够贯通古今，他对汉语音韵学也始终未能忘怀。撰写于古稀之年的《日母音值考》是一篇将传统音韵学与现代语音学有机结合的精彩华章。关于现代北京话中日母的音值，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林焘先生从实验语音学家的数据中发现，现代北京话中日母的声学特征与通音相近而与擦音相去较远，这一发现为确定日母在音系上属于通音一类而不属于擦音一类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文章根据现存的音韵史料、日汉对音资料、方言资料和传统戏曲语言等材料推测，从中古至今，日母在北方通语地区一直以浊擦音或通音为主，在以吴语为中心东南地区的则一直以鼻音为主。文章还根据谐声字的情况推测，至少在《诗经》时代日母的音值就存在方言上的分歧，当时鼻音是雅言的读法，擦音则只是少数方言的读法。《“入派三声”补遗》、与耿振生合作的《声韵学》也都发表或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