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报道“开国大典”（
发布时间：2010-11-12 23:14:58
发布人：
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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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向世界报道“开国大典”（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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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7-06-02 作者：余玮;吴志菲 来源：新民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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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曾给这对新闻伉俪的婚礼三个建议 李普是知名的新闻记者，他的夫人沈容同样是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不幸的是，沈容已于2004年底病逝。与李普相似的是，沈容经历丰富且充满传奇色彩，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意义。早年，沈容在中央大学外语系就读时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调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译，后又调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曾在晋冀鲁豫刘邓大军当前线记者，在新华总社任翻译。建国后，在新华社、文化部电影局、珠江电影制片厂、广东电视台等处工作。 回忆起与妻子相识，李普说那还是抗战时期在湖南的时候，“1938年，沈容参加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所设的难民服务团，我是团长，我们既宣传抗战，又到难民收容所去为难民解决一些问题”。从那时起，李普和沈容便开始了革命同志间的交往。有意思的是，时年20岁的李普入党两三个月后，又介绍16岁的沈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长沙大火”前，沈容随家人撤退到零陵。李普认为自己必须对这位新同志负责，他和沈容约定，一到零陵就把地址告诉他，以便把组织关系转到那里。可是，沈容还没等到组织关系转到，又随家人撤退到了桂林。 沈容的父亲曾经做过国民党官员，抗战期间他做过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长，少将头衔。而且，他的“背景”非同小可，他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上将的亲信。钱大钧下台后，他也就回老家苏州，弃政从商，当了苏州四明银行的经理。解放前夕，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联合当地士绅迎接解放，解放后送沈容的弟弟妹妹参军，他自己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当了苏州工商联的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市政协委员。但好景不长，他被打成右派，接着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坐牢。到他死后，1989年才平反。 李普说，虽然出身于国民党官员家庭，沈容对革命始终忠贞不二，“抗战期间，沈容从父亲那里搞到了情报，如国民党的‘防止异党活动方案’以及国民党全部兵力的部署等等”。那时，沈容还利用父亲的关系，使用后勤部的汽车输送过多位地下同志通过青木关，离开重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举国欢腾。李普和沈容之间的关系也终于上升了一个层次，他们决定结婚。“当时，沈容的父亲在上海市政府当人事处长，全家都迁居沪上。沈容借口要读书，将来随学校搬迁，这样征得了父母的同意”。父母离开后，为了不使中央大学的同学怀疑，沈容对他们说自己要随家人去上海。其实，“她改了名字进了《新华日报》，从事翻译工作，那时《新华日报》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社论，沈容和另一位同志一起译”。 李普和沈容的婚礼虽然隐瞒了女方家庭，可却得到了身边革命同志的祝福。筹备结婚时，李普和沈容本准备简单了事，可李普在一次偶尔和周恩来聊天时，告诉他自己要结婚了，并说了沈容的情况和她的家庭。周恩来说，女儿出嫁是件大事，要办得正规一点。李普问他怎么个正规法，周恩来说了三点：第一要先通知家庭，家里同意不同意不去管它，但必须先通知。第二要在报上登一个结婚启事。第三，还要请一位有名望如沈钧儒那样的大律师证婚。李普一想，有道理，于是便按周恩来的意见办了。 婚礼上，沈容穿了一件红绸缎旗袍，这是用李普的好朋友高集、高汾夫妇送来的一块红绸缎做的，沈容穿上去非常漂亮。新华日报社还为他们结婚办了“宴席”，其实就是比平时的伙食加了一些菜，饭后还举行了舞会。 沈容找了一个共产党人结婚，这在她家里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对她的父亲更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尽管不满意，他还是表示尊重女儿自己的选择，并托人从上海捎来一件很时髦的大衣。 战场“新兵”与刘伯承结下深厚友情 60年前，一个不曾预期的机缘，把李普带到了刘邓大军，并作为随军记者，在刘邓野战军中工作了近两年。在这近两年时间里，他与刘伯承元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共原来准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这时也不可能了。报社的工作人员一部分撤退到香港，大部分派到解放区”，李普回忆说，当年11月，他被派到华东解放区采访，和同在报社的妻子沈容从上海经南京、北平飞到邯郸，准备由晋冀鲁豫解放区到华东去。 从邯郸下了飞机，当天就到了冶陶。冶陶在邯郸的西侧，属武安县，那时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也是刘邓大军的根据地。到了那里，李普从中央局听说刘邓大军马上要打大仗。作为新闻记者，当然首先去抓这条大新闻。刘邓大军那时候的正式名称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来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是司令员，邓小平是政治委员。 李普和沈容多年在被称为大后方的重庆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在部队待过，根本不懂得打仗是怎么回事。在他们想象中，前方必定是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但是，骑着马在黑夜里跟在长长的队伍里静悄悄地行军时，李普感觉到的是寒冷、黑暗与寂静。当然，行军对于他们这对年轻夫妇也有新鲜感觉，“前面的同志不时轻轻传过话来：‘向后传，快跟上！’”他俩也照样向后传，觉得很有趣。 那时滑县战役已经打响。11月21日，当李普、沈容随部队宿营在一个村子时，突然接到政治部通知，刘师长（刘伯承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当时部队许多同志都这样称呼刘伯承司令员）要在前线指挥所见他俩。 刘伯承的指挥所就设在一所普通的民房里，只有一盘炕，靠窗有一张很小的方桌，靠墙放了一小盆炭火。那天的情景李普一生难忘，“刘帅坐在炭火边，看来好像是在等我们。他身材略高，微胖，显得很结实，身穿一件崭新的蓝色棉军服，比照片上看到的和想象中的形象年轻得多。戴着一副眼镜，更增加了他学者的风度”。 由于那次采访是不期而遇，李普事先毫无准备。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请刘伯承谈谈刚刚打响的滑县战役。这样刘伯承很自然地说到了当时的整个形势。在谈话的过程中，李普和沈容问了一个事后觉得非常可笑的问题：“我们的防线在哪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报纸上大肆宣传什么马其诺防线，以后盟军开辟第二战场，某天守住了原线没有动，或者推进了多少码，都成了头条新闻，因此他们对战争的概念也离不了什么防线、战线之类。当时刘伯承回答说：“这是很简单的算题。比如他拿150个旅，我拿150个城，一个换一个，等我把这150个旅消灭完了，这150个城不还是我的！”后来，李普、沈容和一位当时同在前方采访的同志谈到这次采访以及提到的这个问题，那位同志说：“只有你们能提这样的问题，因为你们刚来解放区，刚来前线。如果我们连这个也不懂那就该挨克了。” 在那次访问中，刘伯承回答了李普、沈容所有的问题。他详细解说了那次战役的经过和战略上的意义，评论了蒋介石——他的战略战术，他的为人，他政治上、军事上致命的弱点，阐明了我党我军必胜的依据。 对于所有这些重大的、复杂的、有的很抽象、有的很专门的问题，他都讲得十分简明易懂，生动有趣。他语言丰富，谈笑风生，上下古今，挥洒自如，使李普、沈容听得入了迷。他说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四川土话常常随口而出，像他随口引用鲁迅的文章一样。 刘伯承不止一次地提到鲁迅的《推背图》，他那样熟悉鲁迅，使李普很吃惊，“刘伯承几十年来戎马倥偬，何况早在24岁的时候就在讨袁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怎么对鲁迅作品这样熟悉？”后来，李普与刘伯承接触多了以后才知道，刘伯承从小好学，青少年时期博览书史，对中国旧学很有根底。早年从军，钻研《孙子兵法》。30多岁到苏联学军事，经过苦学，通晓了俄文。即便是在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场上，他照样手不释卷，找机会读书，特别是读军事理论方面的著作。几十年来，日复一日，从孙子到拿破仑和苏沃洛夫，从古代战史到中国革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德大战，他做过深刻的研究，了如指掌，著译很多。在刘伯承晚年，李普曾听他的儿子说过，他常常坐在马桶上大声用俄文朗读。可见，他读书、学习之勤。 就在这次访问以后不久，有一天李普对邓小平政委说：“啊，刘师长原来是知识分子。”邓小平立即以他那特有的敏锐和斩钉截铁的口吻回答道：“啊？！大知识分子！”李普还清晰记得邓小平当时睁大了眼睛，显出十分惊异的神色，特别着重那个“大”字。显然，他对李普的感叹比李普对刘伯承的博学更吃惊。 李普、沈容那次访问将近3个小时。临别的时候，刘伯承又对这两个“新兵”叮嘱道：“现在你们先去吃饭，然后抓紧时间睡觉。在部队里，叫你们吃饭就赶快吃饱，叫你们睡觉，就赶快睡觉，因为不知道下一顿饭和下一次睡觉在什么时候。”人们大概想不到，当战场上正在激战的时候，指挥作战的刘伯承，却在他那简陋的指挥所里向两个新兵讲解战局和部队生活的ABC，从容不迫，谈笑风生。 李普采访当晚写就《刘伯承谈蒋介石》一稿，他描写刘伯承评价蒋介石时的表情写道：“这时候，这位老革命家的表情是很复杂的：有勇者的愤慨，智者的鄙夷，和仁者的热忱，热忱地教人不要上当。” 采访后的第二天，李普、沈容回到野战军总部，得知邓小平找他们谈话。邓小平建议他俩留在第二野战军工作，李普一时转不过弯来，他认为自己的目的地就是华东。可是，睿智敏决的邓小平早就给他俩做了留下的决定。李普回忆说：“邓政委走到桌子面前，从一个袋袋里拿出两个苹果来给我和沈容，又笑着说：‘地道的烟台苹果，华东送来的。你们吃吧，就算到了华东了。’” 这时，刘伯承也从前线回来了，他一直微微含笑地看着李普。一会儿，李普注意到他收敛了笑容，但是神色慈祥，语气深沉。他说：“李普，留下来！我们这里知识分子太少。华东靠着上海，知识分子多。我们这里十分需要知识分子。” 走过风雨迎来夕阳无限红 回望自己所走过的人生路，李普最感痛心的是“文革”岁月。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他和沈容成了中南局第一大案的“主犯”。说起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李普感慨颇多。1955年，内部肃反，李普由于两起冤假错案的株连被“肃”住了。结论是他“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被调出中共中央宣传部，从此属于“控制使用的干部”。此后，时任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向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推荐，李普来到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王匡和李普曾同在新华社晋冀鲁豫野战分社，李普是社长，两人成了好朋友，而王匡的夫人田蔚和沈容曾是新华社临时总社的同事，她们也成了好朋友。 “文革”中，造反派在王匡家抄家时，发现了许多港澳的书报刊物，并且在王匡书桌的玻璃板下发现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有李普和王匡，背面写有每人的名字，有两人没有写名字，一个写的是报务员，另一个写的是译电员。造反派一看，这不分明就是一张特务成员的名单和照片吗？其实，王匡曾经从事过港澳工作，家里不免有港澳的书报刊物。但港澳工作当时是不公开的，人们当然不理解这些书报的来历。而那张照片则是晋冀鲁豫野战分社全体人员的合影，王匡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照片背面，只有两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只记得一位是报务员，另一位是译电员，就这么写下来了。这张照片制造了一出惊天大案，李普和沈容也因此遭受不白之冤。 最早是中山大学的红卫兵来抄李普家，后来北京等地的红卫兵不断地来。他们翻箱倒柜，连砸带拿，连粮票、油票都抄走了。不久，一次不同寻常的、大规模的抄家来临了。来抄家的都是中南局的干部、成年人，而且，查抄之细，也无以复加。除了箱笼、抽屉、衣柜之外，最费时费力的是书。那时李普住所的客厅有一面墙经过装修整个改成了书架，另外还有几个大书架，来者将每一本书都翻了个遍。 抄家的结果是造反派在李普家的箱子里找到了一粒子弹，还在桌上找到一张抄写的电报号码。造反派们喜出望外，“这下铁板钉钉，李普和沈容不是特务是什么？”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历史，李普很无奈，“子弹无疑是红卫兵掉在那里的。那时我们家曾住过两三批红卫兵，他们的东西就放在我们家的箱子里”。至于抄的电报号码，李普说，那是“文革”初期，沈容和女儿收听电台广播时，有一次听到一个凄厉的女声报她的台标，然后报电报号码，出于好奇，她们就抄下来，想翻翻电码本，看看是什么内容。结果没有翻出来，想必人家用的是密码。这张纸就随手扔在一边，想不到在造反派眼中又成了一个“铁证”！ 后来，此案报到了“中央文革”，还成立专案组，由军管组组长亲自挂帅。作为“特嫌”分子，李普被关单间隔离审查，沈容被关在办公室里接受审查，区别是她还可以定期放回家去洗澡。两个女儿欲晓和亢美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初中毕业，都去了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 几经磨难，1970年，李普和沈容先后被“解放”，他们在粤北农村安身，借了当地老乡的一间房住，自己操办伙食。1973年，他们离开广州回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那时，大女儿在广州，小女儿在韶关一个工厂里当工人。李普在一个熟人帮助下，先把小女儿调回了北京。后来李普才知道，自己档案中那顶“特嫌”的帽子拿掉，首先要感谢的是中南局政策研究室的同事苏如拭和黄书泰，特别是苏如拭，他们不相信李普是坏人，主动请求外调把这件事弄清楚，得到了军管小组的批准，李普后来才得以恢复清白之身。 1976年10月7日，在家“泡病假”的李普和沈容正在吃午饭。忽然接到中组部电话，通知李普去中南海紫光阁开会。李普去了后才知道，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于6日晚上抓获“四人帮”，他与其他4位同志当日奉命进驻新华通讯社总社。 （摘自《中国高端访问（伍）：解密18位文化名流的本色人生》余玮 吴志菲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5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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