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11点前后，我就把沈容去世的消息以电话通报给丁东先生和南京的邓伍文先生。丁东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刚好我上午给李普老先生打电话，所以及时知道了此事。伍文兄则尚不知情，他便立即打电话到李府。下午，伍文兄又打电话来，他说今晚要赶往北京参加治丧，因为他们两家有世交。我说我走不开，请他随时与我通报情况。

　　三天以后，伍文从追悼会现场打来电话，向我描述了追悼沈容的情形。沈容的遗容很安祥，像在熟睡中。身上覆盖着纯白色的缎子，撒满了素色的花瓣。没有官家的人参加，也没有僵硬的党化“追悼”仪式。只来了少数亲友。李锐夫妇也来了。开始，是国务院港澳办头头送的花圈放在灵堂的正中，这是沈容离休前的单位。单位的头儿送花圈是依惯例，不是因交情。沈容自80年代初离休、廖承志去世以后，港澳办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换过好几茬头儿了。港澳办对沈容来说只是一个领养老金的所在，除此，没有任何意义。这天，赵紫阳、梁伯琪夫妇也送了花圈。布置灵堂的人当然依惯例，将沈容本单位首长的花圈放在正中。李普发现之后就动火了，“把它拿开，放到边上去！”女儿们领会他的意思，就将赵、梁伉俪的花圈放到了正中。这也表现了李普的性格和人格。尽管你中共中央冷落赵紫阳，软禁他十几年，我李普就是不买这个账！他跟我李普、沈容私交最厚，我可不是势利小人，我照样把他供起来！李普对中共“罪臣”赵紫阳的尊重，涵藏着他对历史的判断。

　　追悼开始，李普说：“今天，我们向沈容告别，告别是她的遗体，同沈容，我们永远不告别。沈容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活在两个女儿的心里，活在她的至爱亲朋的心里。我相信，她还会活在万千个读者的心里。”

　　没有播放哀乐。说到这里，我要暂时岔开一下。自1976年周、毛去世，广播（那时电视不普及）放送哀乐开始，民间死人即竞相袭用此曲。这是三十年来中共最民主、最平等的作风，这是我三十年来从未吐露的感受，值得大书特书！一国之宰相、帝王死后，国葬仪式上使用的哀伤之曲，任何一个平民死去也能毫无限制地抄袭引用，这实在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民主和平等，直可彪炳史册！

　　与沈容遗体告别不放哀乐，我猜想可能是女儿们的设计，而放了一首沈容生前最喜欢的英文歌曲《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对我说，你爱我，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五月。你对我说，你爱我……”这是美国作曲家斯特勒斯的一首很流行的歌。

　　会后聚餐时，有一位友人问：“今天沈老的遗体上怎么不覆盖党旗？”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好几人互换了眼色。伍文听到她女儿轻声的一句：“盖党旗？那多叫人恶心呐！”我听到这里，蓦然想起了傅斯年在重庆抨击行政院长孔祥熙写给胡适的信里的一段话：“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侮耳。”（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八）

　　丧事初了，李普的老友、广东省委前书记吴南生先生即邀李普南下散心。写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我在12月15日给李普打电话是问我寄的一个快递包裹他收到没有，想不到当天竟遇上沈容逝世。包裹里装的是两位老知识分子编辑的一套资料，凡十六本，外加一些五花八门的来自香港、美国和网上的信息材料。我逢人就介绍那套资料的编辑者见解卓越，眼光犀利，他们编辑的东西比官方的年鉴不知好到哪里去了。既然李普等中共老干晚年与民同心、为民立言，我就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多提供信息，做他们的资料员，让他们随触即发。因为某人号召“学朝鲜”“学古巴”，批判三权分立，就促使我读了几十万字的宪政史料，又蒐集复印了一百多万字的晚清以来的宪政文献，为以后撰写《中国宪政演化史》作准备。为什么要叫“演化史”？我在电话里跟李普交谈。因为宪政到了1949年中共据有大陆以后就寿终正寝了，再没有宪政的一丝曙光。迄21世纪，更倒退到底谷了，连三权分立的普世理念都给摧毁了。因宪政到了中共一党专政的55年极权统治时期一切破坏无遗，故将来撰写宪政历史不能叫“演进史”，只能叫“演化史”，因为历史不是在前进，而是倒退的。这是中国宪政的宿命。因为中国大陆被中共掌控了政权，宪政就只能是倒退又倒退的。这是2004年冬我与李普多次电话交谈的中心话题，获得他的赞同和支持，没有什么分歧。

　　也在12月间，因为我敬佩任仲夷先生的几次公开发言，我就请李普先生开一份南方诸老的名单，我把寄给李普、李锐二老的那套资料也给他们各寄一份。李普给我开了任仲夷、吴南生、杜润生等六位关心中国命运的党内民主老人的姓名、住址，我办成了一件值得尽力的事。

　　现在再回到吴南生先生邀请李普南下的事情上来。李普告诉我，此次南行有两个女儿和大女婿杜高陪同。我预感到，这些忧国忧民的耄耋老人此次聚晤，决不可能只吃吃饭、聊些轻松悠闲的话题而已，势必要谈国家大事、社会民情的。于是我就赶在他们出发以前写了一封信去。文如下：

　　李普吾兄：

　　沈容夫人新故，吴南生先生即邀吾兄南下散心，足见友情之深挚！然而人际间友情之持久维系不衰，亦须彼此之价值取向的基本一致，若两方之观念见解南辕北

　　辙，识异心歧，其固有之友情亦随之而弱化；故以小弟观察，吾兄今次之南行，恰当国家政治逆转之关头，吾兄与南方诸老之晤聚，亦含有政治性之意向，此不言自

　　明之事实也。盖吾兄与南方诸老（任、吴、杜）青年时代之理想，在今日则转化为民主宪政之诉求——终生救国救民，终生都亲睹吾国政治八十年之历次倒退，此次之“学朝鲜”（实为邪恶），已倒退到竟连慈禧亦不如，不亦悲夫！

　　吾兄与诸老晚年之思想言行，与民同心，有浩然之气，在当代思想史上，必将放一异彩，可无疑矣。

　　祝诸老健康长寿！

　　供任仲老、吴南老及杜瑞老阅览之材料（每套十六本），弟已于本月二十五号以快递邮包寄出，想已到达，老兄询之吴老可知也。

　　乞早来电话，示知行止！　敬颂

　　旅祉

　　弟　巢父谨上

　　二○○四、十二、三十

　　（九）

　　2005年元月上旬，李普的广州、海南之行约半月，大概因赵紫阳的情况而提前返京。还在12月18日为沈容开追悼会时，就听说赵紫阳病重，恐不久于人世了。有一天早上9点整，李普打电话来，说赵紫阳去世了。他将赵的女儿用手机告诉他的几点几分逝世的情况以及她简短的告亲友附言，原原本本地向我转告。我当时记得很准，便立即向谢泳、朱学勤、蒋丽萍、邵建、范泓等几位朋友通报。另有一些电话打不通或无人接听。过了上午11点，我就不再打电话了，因为网上的消息也多了起来，已经不属新闻了。

　　元月24日夜，邵建先生从网上读到“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李普的报导，立即打电话来，托我代向李普先生转致敬意。他对李普的答问极表钦佩。在电话里一再说“老先生在这个时候能够站出来公开表态，说这一番话，真不容易，真不简单！”他用一口南京话说：“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我真佩服老先生的魄力、勇气！这种不顾个人利害的大无畏精神真令人敬佩！”我听到邵兄转述的李普对赵紫阳和六四两大问题的评判，以及对中共的批评，也极为振奋。但当晚已是深夜，对于高龄老者是不能打扰的，我就把这个（邵建与我的）致敬电话推迟到第二天上午才打。

　　当晚，我就坐下来在灯下展纸写信：

　　李普吾兄：

　　元月二十四日夜，南京朋友邵建先生在网上看到老兄答记者的谈话之后，对老兄的风骨和人格肃然起敬，旋打电话嘱我向老兄转致敬意。我得悉内容之后，也大为振奋。吾兄在我国政治逆转之关头，无视极权之高压，秉浩然之气，甘冒风险，仗义执言，在当下实如空谷跫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关心国运民瘼的中国人必将受到鼓舞

　　因为连日劳累，在一度亢奋思绪起伏之后，这封信没有一气写成就睏顿了，只好上床入睡。第二天，又因事务繁杂，这半页信纸杂入一叠文稿之中，无暇续写了。

　　李普对赵紫阳是这样评价的：

　　“一、支持包产到户，农民过去没有耕种的自由、都要由集体指挥、集体布置种什么、干什么，后来安徽几个农民秘密地搞了包产到产，自己耕种之后向生产大

　　队交纳一定数目的粮食和其他作物。这是农村的很大改革，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赵紫阳那时是国务院总理，支持了这个改革。”

　　“二、可以说，他支持了民营经济，老百姓的私营经济，发现了民营经济的好处，增加经济方面的产值，解决就业问题，增加国家的税收，等等很多方面的民营经济，是他发现了民营经济。”

　　“三、提出了对外开放，他那时候在广东搞了两头在外的经济政策。原材料由国外进来，在国内加工，然后产品销售到国外，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

　　“四、提出成立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邓小平也支持了。所以说，他至少是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之一。”“这些都可说明，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老祖宗之一、改革设计师之一。”

　　记者问：“您对他的人品、为人等方面怎么看呢？比如他在‘六四’这件事情上的表现？”

　　李普说：“他是很好的人，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天的繁荣，‘六四’时同情学生，不赞成调军队、军管，慰问绝食的

　　学生，劝他们回学校上课，这都是很好的。他如果赞成军管，镇压学生，那他还可以当总书记的。开始他反对了，那就只有下台，辞掉总书记的职务，没有其他办

　　法。”

　　“他选择了宁愿不当总书记，也不能够赞成用武装对待老百姓，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政治家，很伟大的政治家。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拥护他的，很称赞他的，很佩

　　服他的。因为他不赞成军管，不赞成对者百姓开枪、镇压学生，就被加了个罪名‘支持动乱、分裂党’。作为党的总书记，分裂党，这不是笑话吗？莫须有的罪名。

　　我很同情他这样的遭遇。”

　　记者问：“在党内像您这样同情赵紫阳的人多吗？”

　　李普说：“在一天天地增加。”

　　记者问；“您觉得对是否给赵紫阳先生开追悼会这件事情，当局会怎么处理呢，结果会怎样？”李普说：“现在看起来很清楚，当局拿这件事很不好办。如果承认软禁他15年不对，承认这一条，勇于纠正错误，那一定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错了不要紧，改正错误就行了嘛。”

　　记者问：“您对是否给赵紫阳先生开追悼会这件事情，觉得应该如何处理呢？”

　　李普说：“应该开，而且应该允许发表个人的意见，自由地参加追悼会。现在平反‘六四’也不太现实，只要求给赵紫阳平反，这15年

　　来对他的处理是不对的，按照他的身份，按照总书记、总理的规格公开地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作为一种补救的措施，我只要求这两条。那么‘六四’可以暂时不

　　说，能够平反‘六四’当然更好，但是现在把所有问题一下解决也不可能，可以暂时不提。就是把赵紫阳的问题解决了，给赵紫阳平反，还他公道，就是一个很大的

　　进步，对政府稳定的程度就会大大地加强，顺应民心，符合世界潮流。”

　　记者问：“您觉得如果中央不开追悼会或者坚持说赵紫阳先生有错误的话，老百姓会怎么反应？”

　　李普说：“很难预言。这样做是很不正确的，非常非常的愚蠢。很明显，和人民对着干，不会有好结果的。”

　　记者问：“您觉得党内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李普说：“持我这种看法的人可以说不很少，究竟有多少人，我还不很清楚。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有一样的看法。究竟有多少

　　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越来越在增加。如果人们知道真相，同意我意见的人就会更多。假定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公开讲话，说明自己的意见、观点，就会吸引更多的

　　人赞成我。但是在中国没这可能。”“对于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个言论自由当然应该是指公开演说的自由、而不是个别说话的自由。如果真正有言论自由和出

　　版自由，我能够公开发表我的意见，你不同意我的意见，可以批评、辩论，总而言之，是公开的，而不是暗箱作业、黑箱作业，我看一切问题都好解决。”

　　记者问：“很多人都想去吊唁赵紫阳先生但遭拦阻，有不少人都被软禁在家中，不让出门，如刘晓波、刘荻等，鲍彤先生也被阻止吊唁，他的夫人还被推得骨折，林牧先生在西安都被绑架软禁，您怎么看这些现象呢？”

　　李普说：“如果要对我也采取这种办法或者也把我监禁起来，我告诉你，我毫无办法，我毫无办法反抗，要把我投进监牢，那就投进监牢好了，没有办法。如果

　　谁要把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也毫无办法。我跟你说，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那时候叫做：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工作、革

　　命、不怕死。”

　　“我今天虽然已经87岁了，我还是有这种精神，有这种准备，准备因为我发表这些言论而被关起来，或者被开除党籍等等，我还像20岁的时候，这一点上没有变。我可以这样说，不是吹牛皮，老而弥坚。因为赵紫阳的这件事情实在太可悲了。一个人有几个15年？把他软禁15年！”

　　记者问：“您对‘六四’这件事情怎么看？”

　　李普说：“大规模的坦克上街，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为什么人们那么强调‘六四’？这是很自然的。‘六四’这样的事情，慈禧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

　　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唯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么干，这不是耻辱吗？所以大家关心‘六四’这件事，完全可以理解。”

　　老李普能够这样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就大陆两大敏感问题答记者，对于任何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来说，所激起的心灵震撼，当以“惊天地、泣鬼神”赞之，绝不为过。邵建的反应，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良知不泯，民气犹存的写照。

　　（十）

　　赵紫阳逝世不久，2005年早春，李普又接受了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访问。在这次答问中他批评了毛泽东、邓小平、中共和1989年学潮中的激进派。他的批评，单凭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他从80年代起，就进行宪政补课。这些批评，就建立在他晚年“补课”的收获成果之上。所以他的批评，首先是凭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才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

　　他说，毛泽东从1953年8月起，就过早地放弃和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道路，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这是违背1945年中共七大决议的精神和原则的，也否定了他自己。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确定党的政治路线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949年9月21至30日

　　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各党各派订的政治纲领，也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将来要进入社会主义，要大家同意，各党各派都同意，全国人民同意。毛泽东自己说，

　　共同纲领就是新中国立国的“大宪”，相当于宪法。他又给否定了。中国经过八年抗战、四年内战，老百姓苦难相连，此时应该与民休息，正需要一个经济恢复期。

　　而毛泽东不顾客观实际，急躁冒进，跨越必经的历史阶段，骤然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由于他的左倾，不经全党同意，不与各党派协商，不管人民愿意不愿意，就

　　宣布全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导致政治运动不断，全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造成了饿死几千万人的灾难。从1953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极左路线，整整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被耽误了，倒退了。

　　李普的这个判断，既来自他记者生涯的阅历和经验，也来自他晚年刻苦的求索和“补课”。他晚年的一系列意见，决不是读一两本书、搬用别人的宪政论或西方政治学之类的现成理论或思想所能形成的。我没有问过他读过哪些书。但我知道，这在他，必然是一个年深日久的苦学过程之后，他的认识水平才能达到他今天的高度。这个变化，对他来说至少有两不易：一，要挣脱“暴力革命论”和“阶级专政论”的意识形态锁链之不易；二，在晚年要把自己的头脑改造成为一具对普世价值和一切良性的新知识的吸纳器和过滤器之不易。但是，李普做到了。我可以打一个比喻：如果我们把邓力群先生资助到哈佛、耶鲁或伦敦经济学院去进修几年，他能达成与李普的共识吗？不大可能。这可见挣脱之不易。即如比李普小数十岁的新左派诸君，其对新知识的吸纳不遗余力，这种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但其“过滤器”不大灵

　　光，漏掉了不少珠玉，却留下了一些废渣和病毒，往往有暗于别物，不分朱紫之失。以李普与上述两类君子一比较，我们就可立见李普之大不易了。

　　当年胡适在密西根大学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时就指出：一切急进主义必然走上极权政治的道路，因为只有绝对的力量能够完成急进革命的工作。毛泽东之所以一次次地发动政治运动，就是要用极端的手段强化权力，推进他的急进革命。李普的见解虽然不直接来自胡适的思想，但是他的思路是符合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理路的。

　　他在答问中对中共“六四”动用军队镇压、枪杀请愿群众，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军队是捍卫国防的，是应付外来侵略保卫国家领土和人民安全的，不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跟人民对着干，决无好下场！

　　依中共传统的“阶级专政”理论，军队是党的“生命线”，必须把枪杆子、刀把子牢牢地抓在手上，所以必须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根据这个传统的牢不可破的理念，邓小平辞掉党内外一切职务，唯独保留军委主席。这个军委主席，实际上凌驾于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上，故中共“建国”五十几年不与军队脱钩，国家

　　元首没有资格指挥命令军队。毛泽东靠它发动“文革”，邓小平靠它镇压“六四”。这是个极其腐朽的违背世界通行的政治制度的“怪胎”，连纳粹党和法西斯党都没有过的制度。希特勒、墨索里尼是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墨氏系首相）统领军队。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个人专制独裁，否定了 “人治”，想使中共恢复党内民主和国家实行法治。但他又开了军魁控制党魁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先例，实际上又破坏了法治，复归于人治。江泽民又步其后尘，使这个坏制度迄今不能更改。他们的可悲在于堕入了权力迷、暴力迷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故邓小平的“六四”动武是把中共一党的私利置于人民的生命福祉和国家的前途之上。他远没有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军管会主席）与群众组织坐下来谈判的政治风度并最终达成妥协的雅量。（阿克顿勋爵有言：妥协是政治的灵魂。）他的这个大错始终成为邓氏子女的隐忧。而李普关于军队职能的阐述则来自宪政论的国家观和政府观。我试举1995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为例：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之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

　　第一百三十九条　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李普超越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狭隘的“暴力决定一切”论和“阶级专政”论，他早已进渡到一个和平的宪政民主论者的境界。这是他晚年思想的一个飞跃。

　　（十一）

　　“六四”以后，赵紫阳被中共软禁了十五年。李普冒着风险，到富强胡同六号探访过三次。他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和朋友。60年代初，李普任中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赵紫阳是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们有很和谐的共事关系。李普的三次探访，带出了极其重要的消息，这些消息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李普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访问时说，“赵紫阳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有还政于民的一天，从军政、训政到宪政，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限期的，无止境的。这就是说，专政大概要到消灭了阶级以后，直到国家消亡的一天。”“赵紫阳曾经要求当局解除软禁。他说已经软禁十五年了，再不解除，就等于终身监禁，你们是会受到指责的。但是，当局没有理睬，既不人道，又愚蠢，愚不可及！”“他到底有什么错？犯了什么罪？他犯了罪，你把他交法院审判，公布他的罪行。他们不敢！”“六四以后，中央指派以王任重为首的一个调查团，调查赵紫阳的问题。调查的结果，没有错，没有问题，拿不出证据来。不敢公布调查结果。”“即使不向全国人民公布，也应该向全党公布，他是党的总书记，你说他有问题就向全体党员公布。没有，从来就没有公布过。我就不知道，没有看到过任何文件。”“你说他分裂党，支持动乱。简直笑话！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赞成调军队镇压群众就是分裂党？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吗？他没有支持动乱。他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不要绝食，回学校上课，这怎么能说他支持动乱？”“我认为两边都有激进分子，在后面操纵。政府方面背后有激进分子，学生方面背后也有激进分子，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起了很坏的作用。六四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完全可以避免的。听赵紫阳的意见，冲突就可以化解。党内没有人听他的，学生也不听他的，两边都不支持他正确的处理，他只好辞职。他宁可不当总书记，也不镇压群众。”李普说，赵紫阳每天都在看书，想问题，想中国的事情，他是在忧国忧民中渡过他被软禁的十五年的。他在总书记任上，曾经想逐步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多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希望还政于民，多一些民主，一步步扩大民主的范围。在中央的文件上，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这句话，他把“下”字去掉。以后就没有“下”了。他在被软禁的十五年里，想了很多党内、国内的大事，国家的大事，世界的大事。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的问题。

　　李普说，赵紫阳逝世，应该按总书记、总理对待他，给他开追悼会。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他是一个心里装着人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应该让群众自由地参加，自由地发表意见。人们愿意怎么追悼他，应该让大家采取自己愿意的方式去追悼，不应该有任何限制。

　　凤凰卫视这次对李普的访问，后来制成专题片，编入“口述历史”系列，并插入了80年代在赵紫阳领导下工作的吴国光先生补述细节的镜头。吴先生说，赵紫阳曾几次在关键时刻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从天安门广场回到家里，就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开会，说明自己不能同意调军队对付老百姓，故只有选择辞职一条路。言外之意就是：在事关执政党与政府以残暴手段对待人民时，他拒绝与“中央”合作。这个家庭会就是告诉全家人：准备迎接即将降临到全家人头上的政治风险！

　　记述到这里，我要插说一下。中国的公民们，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在1989年6月4日的前夕，赵紫阳从天安门广场回到家里，他选择的不只是他自己下地狱，他的选择，还将累及他的全家；但是他义无返顾！试想：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里，她的仁人志士们，有几个人能够如此？有几个人能够如此？请历史回答！

　　（十二）

　　六十年前，国民党宣布结束训政，筹开“国大”，实行宪政，还政于民。1947年3月18日下午5点，胡适在南京访英国大使Ralph Stevenson（拉 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日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为最后阶段，只认为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

　　同年，7月20日，胡适发表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文如下：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在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

　　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

　　类。

　　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把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

　　甲式政党的性质有这几点特色：

　　（一）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邱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逊本是民主党，后来竟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华

　　莱士在国内国外批评本党的政策，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的议员也有严重批评本党的政策的。这种行动，本党固然无法制裁，社会也往往允许，称为“独立”，

　　称为“不党不偏。”

　　（三）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

　　党也许明年要成多数党，今年在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

　　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一九二八年的大选举，共和党胡佛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四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

　　当选总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占政权，或毁灭得胜的反对党。因为

　　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负着何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

　　果，保守党惨败了，邱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以上所说的是甲式政党的组织与作风。至于乙式的政党，便完全不同了。乙式政党的性质也可以分作几点来说：

　　（一）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乙式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乙式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

　　（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澈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以上列举甲乙两式的政党的性质，都是很浅近的政治常识，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可是这些区别，正因为很浅近，所以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于高明的学者所忽略。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一九三六年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认为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国因为容许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百分之六十。（此指一九三六年大选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四。）这百分之六十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仅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了。

　　这篇文章显然是四个月前（3月18日）胡适在南京与英国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一小时谈话主要内容的申说。

　　几十年来，中共和毛泽东都宣称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民主是假民主，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才是真民主，最充分的民主。谎言只能欺诓于一时，不能欺诓于永久。可悲的是：国家和人民经过中共数十年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统治之后，才由一位被遞职的总书记在被长期软禁、经过苦苦求索之后作出了结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有还政于民的一天。其实，距今67年前，中共的首任总书记（也是被遞职）陈独秀在致西流的长信里就列了这样一张表：

　　（甲）英美及战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发布选举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的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等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原注：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论。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在这张表的最后，陈独秀说：

　　每个康民斯特（程案：陈独秀好像不愿用“共产党”名词，故用译音）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

　　（十三）

　　1946年11月15日上午10点10分，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新建成的国民大会堂开幕。标志着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开始，标志着执政的国民党结束训政，进入宪政的开始。然而，中共与民盟说是国民党片面召开的国民大会，拒绝参加。会议开始以后，共产党代表名额190名，民盟代表名额120名，席位均予保留。后来在主席团选举中，又由朱经农代表等146人提议，为民主同盟保留主席团4人，为共产党保留主席团5人名额，获得通过。中共不参加这个制宪大会的桌面态度是：中共坚持主张国民大会以前，要政府改组，即对国民政府委员名额的分配，力争共产党与民盟至少共占14名，即超过国府委员40名的三分之一，使其对于国府委员会的重要决议，有否决权。有的治民国史的学者责怪蒋介石当年没有多让出一票（只给民盟与中共13个

　　国府委员名额），致使联合政府未能组成，导致内战扩大，失去和平建国和宪政民主的机会。这是昧于中共本性的判断。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战争党，它是要不断战

　　争、永久革命的。即使它在一国胜利，握有政权，它也还要追求世界一片红，这是《共产党宣言》明说了的。中共在其处于劣势、弱势时，可以心猿意马地参加联合

　　政府。但它决不会安分，决不会合作（国共合作的历史已是证明）。它会始终捣乱，永远捣乱，直到它占上风，转为优势，联合解体，它独自抢得政权。它的得意日

　　子一到，别人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别人下地狱的日子就开始了。这就是共产党的本性、本质。所以，“联合政府”云云，只是它的手段，绝非目的！它是要独得政权

　　的。因为它压根儿就是极权党，专政独裁党，与宪政是南辕北辙的，所以它拒绝参加制宪国大。而其桌面以下难以出口的隐衷全在这里：

　　在11月28日

　　第三次会议上，……大会主席胡适代表，即席邀请立法院院长孙科报告宪法草案内容。在孙科报告的最后部分，关于第十三章基本国策章，他说：“……这一章的条

　　文中，也有几点特别重要，如第一百三十四条，全国陆海空军要脱离党派关系，才能顾到国家的利益。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任何党派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各

　　党派由于政见的不同，而发生政争，必须以和平的选举投票解决的方法解决，不能倚靠武力，造成内乱。”

　　这两条宪法（草案）内容可真正要了中共的命了！它这个天生的暴力革命党如何能坐到议会里来受宪法条文的约束？它一旦坐上议席，第一道关就是“军队国家化”

　　关，它就面临着八路军、新四军的被整编，这是中共和毛泽东退到天涯海角都不肯答应的！所以，这就是中共当年拒绝参加“制宪国大”的根本原因。

　　一旦国民党要还政于民了，中共就不得不耍赖了。这就是抗战胜利后中国人的伤心史的关键处！

　　只因六十年以后，中共的一位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总书记触及了这个问题，故我才回溯历史，补述以上内容，以报赵紫阳的务实精神，以彰李普与赵紫阳倾心商讨和披露真相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