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遇到纠纷不要自己解决，让第三者去解决

　　《新民周刊》：有人质疑，上海警方两次赴北京与杨佳协商，这就说明了警方理亏。

　　李玫瑾：我认为警方两次进京恰恰是办事风格的转变。

　　专政机关应该有其形象和尊严，中国的警察是威慑力不够，袭警罪迟迟不能立法。比如杨佳这个事情，警察有没有权力拦下人查自行车?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力!警察盘查的每个人脸上都不会自我标明或写上：我是流窜犯，我有命案在身，我身上持有非法枪支……，在警察眼里，只要有一点可疑迹象，就需要盘查，公民应该无条件配合。

　　有些评论不了解警察的职业特点，带着情绪去评论，是对6条逝去生命的不尊重。

　　《新民周刊》：您认为的警察职业特性是什么?

　　李玫瑾：袭警在世界各国都很常见，不要大惊小怪。警察多接触社会的阴暗面，并且带有强制力，容易成为人的攻击目标。

　　中小学、幼儿园也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不能理解他们也经常招来怨恨、受到报复。

　　警察的威严不容侵犯，比如美国警察暴打黑人被全程录下来，但最后警察被无罪释放，因为认定警察执法没有错误。又比如，伦敦警方地铁中误杀巴西青年被判不负任何个人刑事责任，因为警察当时怀疑巴西青年是恐怖分子对其警告，青年戴着耳机没能对警告作出反应，因此被击毙。

　　《新民周刊》：警方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教训?

　　李玫瑾：警局太大意了，一个外人怎么能从1楼一直走到21楼?我去过澳门廉政公署，每个房间都有门禁，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还有就是公共区和办公区应该分开。

　　另外，行政法应该更明确，警察不能随意赔偿，乱开先例。警察遇到纠纷不要自己解决，让第三者去解决。督察还是警察，督察去处理纠纷还是警察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督察在调解时可以带着心理学家去北京

　　《新民周刊》：在杨佳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有没有阻止其发生的可能?

　　李玫瑾：我们研究案件的意义正是在于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办。心理学不是万能的，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其重要性。

　　如果说杨佳事件有没有阻止其发生的机会的话，我认为督察在事情发生后的处理可以更好，比如请心理学家介入，汶川地震发生后，就有许多心理医生的介入。督察在与杨佳接触后，应当对杨佳的偏执有一定的认识，如果能带着心理学家去北京，及时对杨佳进行心理评估，对双方都有好处，心理学家会给警察以处理的建议，这个事情可能不会这么激化。

　　要有了双方的角度才能处理好事情，警察也要有老百姓的角度。

　　《新民周刊》：国内外有心理医生介入的先例么?

　　李玫瑾：我还没有听说，这是我的建议，也是对执法方式的一种完善。

　　《新民周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呢?

　　李玫瑾：可以进行“危险人格评估”。对陷入纠纷当中有危险迹象的人，可以进行特殊监护，及时采取措施帮助或调整。这种评估可始于学校的鉴定之中，为避免评估结果对其以后发展的影响可制定相应的程序与规定。

　　同时，在司法工作中增加对犯罪人格的鉴别工作，这种人格鉴定并不是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只是一种心理评估项目。尤其对入监的犯人以及刑满释放的人员更应该实施这种心理评估项目，以便了解其有无心理缺陷、或心理问题、或人格障碍，再犯的倾向性等。这种评估可为犯罪预防或监控提供依据。

　　危险人格是有迹象的，心理问题也有迹象可循。我就发现我们学校曾有学生因和同学有矛盾，就用万能胶堵住别人箱包的钥匙孔。这名学生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这种人一旦当上警察，一旦手里掌握某种权力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警察的权力是强制性的，是对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健康具有影响力的。

　　但也并不是所有犯罪都能预防的，有的犯罪就是不能预防，必然要发生，比如突发的情绪性犯罪，两个人喝多了，打架，捅死人。

　　缺乏对规则的敬畏是我们全民意识的问题

　　《新民周刊》：近年来的一些极端犯罪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为。比如马加爵，平时也是挺正常的一个大学生，杨佳也没什么异常。

　　李玫瑾：人人都追求品质生活，守法很重要。慎独则是对一个人更高的要求——越是独自的情况下越要谨慎!缺乏对规则的敬畏是我们全民意识的问题。

　　犯罪的人都是没有敬畏之心的人。

　　敬畏，是一种信仰。现代社会中人的文明不仅需要科学发展，同样需要信仰的存在。真理需要验证，真理还需要敬畏，否则，等你验证之时就永无回头之日了!例如毒品，再如犯罪。

　　《新民周刊》：问题出在哪里?

　　李玫瑾：你要真正想研究预防这类人的犯罪心理，只有通过我们的教育，但是我们的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

　　一个人18岁时完成了人的基本社会化，就是一个人从出生时完全自然的生物人到能够独立地理解并按照社会行为规范行为的社会人的过程。这一时期，个人从生活上主要依赖于以父母为核心的家庭，学校教育也占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我们的小学教育，我们的中学教育，我们的高中、大学教育……，教育有实在多的机会!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能够让人体味到生命的可贵，生命的灿烂，生命的价值吗?

　　《新民周刊》：教育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好?

　　李玫瑾： 首先，体育让生命有活力，要让我们的孩子有生命力。以前北大还提8-1>8，就是说每天用一节课来锻炼好过8节全部上课，现在也不提了。我上学的时候，学校经常搞拉练、野营，半夜爬起来走很远的路，现在的孩子也没这个机会了。因为学校怕承担责任，出一点事家长就要找学校，学校就不搞了，这是家长的愚昧害了孩子。

　　在体力训练的吃苦体验中培养人的意志力。生命的意义是健康。这种健康从生理到心理。所以，生命的早期不仅仅是智力的开发与培养，更重要的是体力的培养!体力培养不同于智力的培养，因为体力的培养必然伴随着意志力的培养。在这一点上许多家长忽视了!所以现在许多高智商的人往往意志力与智力不般配。

　　要让孩子有玩耍的时间。许多儿童不快乐，因为他们没有自由的活动时间!许多中小学生不快乐，他们的生命都已经被科学的教育体系所安排!许多大学生不快乐，最典型的就是曾经在生命科学院学习三年多生命科学的马加爵曾发出“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的困惑!在他杀了4个人后，在逃亡期间、在走投无路的背景下他才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在于人间有情!”但已晚矣。

　　其次，在付出体验中培养人的社会性与责任感。只接收而不付出的人一定是自私之人，自私之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父母要学会示弱，要让孩子分担家中部分责任。凡包办生活全部的父母一定得到的是个自私并不知感恩的孩子。在学校的学生也要付出，他们在接受学习的同时就要义务地参与社会服务活动，使其懂得这个社会是彼此互助才可生存的社会!在互助中知道人字是相互支撑的道理。

　　孩子，需要多与人接触，多与自然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