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患病倒下到最后急救人员赶到，前后花了50分钟，这是生命“无以承受之重”。在时间就是生命的紧迫下，如此长的拖延，几乎意味着这是“与死神靠拢的节奏”。纵观整个过程，从市民到地铁人员，到警察，再到急救人员，整个过程如同一条流水线，前后连贯也较为迅速，符合应急处置和职责的要求，那么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这当然并非一个道德问题，如此谈过于泛化；自然，这也不能作为一个责任问题，如此谈也过于偏颇。其实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在于提前介入者都不能有所作为，从而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无论是行人，还是地铁人员和警察，他们有没有急救知识其实并不重要，而是其职责范围内也没有这样的要求。风险社会里，行人能告知或者守在一旁，就已经属于“见义勇为”了，而铁路营运首先是一种合同关系，双方最基本的契约便是营运方要按照约定将旅客平安、准时地送达到目的地，基本前提是不出现主观上的过错。至于警察，维护秩序、保护现场是其责任，急救则是医生的事。

　　有人问道，“地铁人员不懂常识吗，怎么能让她躺在地上”，还有专业人员说应当“如何如何救”。可问题是，这样的规范和常识，同样有一种“急救谨慎性原则”—即在卫生部门印发的相关指南中有相应的技术说明和风险提示。地铁毕竟不是医院，地铁人员和警察毕竟也不是医生，他们能做的也只能这么多。至于有无最近的诊所，或者有无片医，这同样需要看应急程序的设计里，或者社会治理的构建中，有没有这样的安排。

　　这里面的根本问题，还在于公共应急建设不足，虽然各个方面都履行了自身的责任，但依然处于低效化，应急而“不急”才是最大的现实问题。如何让生命与财产能在与时间的赛跑中免受更多的损失，就属于应急能力建设的一个技术性问题。

　　社会分工越细化，中间环节可能就越多，造成的时间成本就会更大。或许，地铁人员和警察并非不懂相应的医学常识，而恰是技术标准限制了他们的行为，只是前一种叫医学专业，后一种叫程序专业，结果两者形成了冲突，或许这就是专业化和分工化社会不可避免的负面性。如此看来，其破解之道，依然要走全民化之路，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的提升，比如招聘志愿者，比如普及救急知识，比如完善应急体系，专业的医学施展，需要专业的应急保障体系作为支撑，这也是社会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