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写给大姑父的信

大姑父：你好！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切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了，那种歇斯底里大喊：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没有了，反而是“五类份子”取消了帽子，从此人与人之间平等了，可惜你没有看到这一天，只差二年，如果你能活到今天，你一定会高喊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一九八三年，民政部有个通知：希望写家谱，通过家谱可以了解当时当地社会变化，以此了解中国的发展史，吴家也成立“吴家家谱编辑委员会”其中也把你的事写家谱，使后后人明白在非常的年代，和非常的时刻，在“吴家坝”这个地方宄竟发生什么事？

下面是家谱的部份转载：

十：區委蹲點的惡果

在“文革”的中后期，全国一片混乱，各种名目繁多的运动一年比一年多，各级领导没有自主权，一切按上级的精神办，而上级的精神在下级执行中产生更大的混乱。社员更没有盼头，从早到黑没完没了的干活，收入一年比一年少，有些农活明知是错误的，但你还得干，不然会背上“反对农业学大寨”的罪名，也就成了阶级敌人了。可想而知，社员的积极性如何发挥得出来？

在这种历史的大环境下，彰加区委准备把铁牛三大队即现在的明月村作为示范大队，总结出经验，好向县委邀功。

铁牛三大队总共有7个自然小队，总人口二千多人。地处山沟，是全区最贫困生产队之一。

1971年开始把把红旗插到大队部，正式派出工作队进驻各生产小队。而工作队员又是从区级机关抽调的，而区级机关的领导也明知是应付的，所派出人员尽是老、弱、病、残和单位没有工作能力的人。这样的人在当年那大环境又能做些什么？

而区委第一把手汪伯论，又是一个没有文化，左得出奇的人。举个例子说，他主政期间，提倡区委干部和各公社的领导干部要捡狗屎。有人亲自见过他到促进乡开会，和区妇女主任各人一屎筐，一把夹了，把两堆狗屎提到公社来。那时的狗屎也不是满山遍野就有的，找半天就那么一窝二窝的。

他来的第一步是移山填河。

从“长家滩”到“红花寺”直线距离只有一公里，如果按河床走有三公里左右。特别是有一处呈大“U”字型，只要挖开两处，水从直线走，填平弯曲的河道，就可以增加土地面积上千亩，这可是一本万利。两处开挖的地方一处是80米，而另一处是180米左右。平均挖土深度为15米左右。由于接近河床，尽是比较硬的页岩，人造成河的宽度为60米左右，总石方量为234000立方米，每一立方米的石料为1000斤，而运出石料要步行100米，参加劳动的人尽是各事业单位的老弱病残，一次只能担土50斤。就是说三个人一天完成不了一方，这样就要投入劳动日70万左右。而彰加区实际总人口是两万多人。就是说要想挖开河床必须每人参加劳动35天，显然这是办不到的。

填河工程量更大，要移动两座50 米的小山前行100——200米才能填平。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在当年手工操作谈何容易。

动工前两年，改河的下游，县水利局为了灌溉上面那片良田，在下游花费40几万修了一个永久的拦河坝。为了改田，将它爆炸掉，害得七生产队社员过不了河，每走一次骂一次。

上面，挖掘的两条深沟，只要涨洪水就进水，平常就是石头翻天，几十亩良田，既不能种地，又不能行走，害苦了当地几十户人家。

时隔四十年，在河的另一方向新修了一座桥，以解决还有几户人家的出行，既不能通车又不能灌溉，还耗费用四十几万。

第二步是提高生产总量

由于大量的劳力用于移山填河，农田改造。实际上用于农业生产的尽是妇女之类的人，加上体制上的事，农业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大面积的减产。分到社员的口粮少了，反过来又影响社员的出工积极性。以1975年为例：一个壮劳动力辛苦一天，工分是10 分（最高标准），而年终分配的现金只有0.08元，当年黑市大米为0，45元一斤。就是说一个强劳力要工作5天半才能购买一斤大米，每天一个强劳力的实际消费大米是二斤。这种劳动强度和生活上的反差可见当年的艰苦程度。

第三步是大搞阶级斗争

当年改变一个地方的落后面貌是三部曲，一是批斗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就是说杀鸡给猴看。二是批斗落后群众，也是教训一下贫下中农，你如果不老老实实听我的话也是可以专你政的。前两招不行，最后的手段就是改选领导班子。

这时的区委已经进入进退两难的地步。区委书记亲自出马坐镇三大队，并把区委的老中青干部全部抽调出来突击这里的工作。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摆在那里。这时区级机关年轻干部认为升官的机会来了，左得出奇的事接二连三的发生。

首先是把吴家的一个女婿，是从外地迁移过来投奔吴家的当成地主份子残酷的批斗到死，“地、富、反、坏、右”没有了，就拿贫下中农开刀，把一个家在三大队而在外地工作的一个医生弄来批斗，生产和工作越来越来越混乱，只好把整个大队的干部，上到支书，下到记分员统统换掉，新成立的班子都紧跟区委工作组，这些极左份子想利用这种关系跳出农门，新一轮左倾出现了。

以三大队七队新提拔的队长蒋汉洋为例，大队开会专门顶撞新支书，说什么我是部队入的党，不是你大队培养的。整得大队的工作根本就无法开展，回到生产队又称王称霸，他既是一个没有文化，又没有领导能力的人，而且人品还很差。他在工作中不是合理的安排，而是命令方式安排工作，稍有不从便以骂人方式解决，举二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

一是陈明章，当年四十几岁。为人老实，个子又小，没有劳力，典型的弱势群体。他见不惯，一见他两夫妻就喊男的为老岳父，见到女的就喊老岳母，陈明章养有三个女，当年大的才十一二岁，小的才几岁，白白胖胖的不像他父母，到是逗人爱，他一见到他两口子就骂，“我就是喜欢你的三个女，我要从大的X起走，到小的，再从小的X到大的。”气得两口子口吐白沫，骂也不敢骂，打也不敢打，因他是队长，是共产党员，还有区委撑腰。

另一个叫黄菊花，新当选的大队妇女主任，他见不惯她，认为她没有本事，是新党员，还领导他。妇女主任的父亲是老队长，而这个还是一个姑娘。他见她便骂；老沙牛（母牛），你骚得很，你发了情了。气得老队长也没有办法，因他有区委撑腰。

不久，蒋汉洋得了尿毒症，不要说换肾，就是对症疗法的钱也没有了，死时三十八岁，曾有人叫到他家人说：是不是有因果报应？他的爱人嫁给了原来老公的亲兄弟，逢人便说这个男人没有前一个男人好。

产量越来越低，人民的生活到了极度贫困和困惑的阶段，区委眼见后果严重，悄悄的撤走了工作组，留下了几十亩不能耕种的良田和几百米河不像河，沟不像沟乱石堆及满山遍野的吵架和打架声，直到田土分下户为止。四十年后，凡是三大队的人不管在路上、街上、餐馆和不同场合，没有一个不谈当年区委一事，大家愤恨之心难已平息。

                                            2015年9月11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