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对音乐的感觉特好，姐姐唱的歌只要在家唱几遍我马上会唱。姐姐是学校三条杠的，她经常组织少先队的活动，有一次她带我去了上海吴淞口的海军基地，和那里的海军叔叔联欢。那是个星期天，我还没上学，像个跟屁虫跟着姐和海军叔叔坐成了一个圆圈。大家唱的唱跳的跳，一会姐姐把我拉出去，拉到圈子中央，对大家说：现在让我的妹妹为大家唱首歌。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姐姐将了我一军，但是我很快就知道姐姐的用意了，她是想让我在众人前露露我的唱歌才能。等姐说完，我也不怯生地把一首《月亮船》很投入地唱了起来。完后一阵阵的掌声，我站在圈子中间不知道该怎样了！一位海军叔叔走过来把我抱起来，用他有力的手臂把我举得高高的。我心里乐呼呼的，这是我第一次享受音乐带给我的掌声。
       上学后，在挑选市少年宫“小伙伴合唱团”的考试中，我一关就过了。老师还让我学指挥，我后来成了那个合唱团的领唱和副指挥。有一次，让我们去上海交响乐团灌唱片，记得那天是个阴天。我们排着队步行进的交响乐团，看到那些叔叔阿姨们都黑压压地坐在了乐池里，那阵势我们是第一次看到，但是在老师的指点下，我们很快情绪到位，那次我担任领唱，“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多么想念你，你的相片墙上挂，每天对您行队礼。。。”那时不知道什么是灌唱片，在场内除了唱歌，老师不允许我们有一点声音。后来我们每人拿到一张唱片，里面有我们唱的那首歌，还有其他好多的儿童歌曲。可惜在文革时这张唱片被我妈妈砸了。可是我对音乐的梦想从此就像插上了翅膀，高兴时我唱，我会更加高兴；痛苦时我唱，痛苦会暂时离我而去。
        到了农村，我开始教书，以后的岁月，我已无心去追求音乐梦，只是为生存而努力着。三十几年的教书生涯，把嗓子教坏了，医生判定我的嗓子已经不适宜从事有声工作，建议我调后勤。我舍不得那些可爱的学生，硬是把那证明撕了坚持教到退休。那时的我几乎不唱歌，因为工作压力大，一天忙到晚。无暇顾及这一爱好，但是电视里，商店里在放的那些时尚的歌我都会哼几句。和学生班队活动时我也会唱上几句，学生很惊讶，想不到他们喜欢的歌竟然我也会。歌声拉近了我和学生的距离，。
       退休了，我有时间做我喜欢的事了，想来想去，要学的东西很多，喜欢的东西也很多，但是首先我还是选择了唱歌。刚开始我的发声肯定有问题，小时候是童声，现在的发声如不讲究方法，把那损伤得近乎沙哑毛糙的声音用来唱歌，肯定是很难听的。但是人活一口气，从那些投来的不屑的目光里我的自尊告诉我，非把嗓子练好。唱出我对音乐的感觉来。幸亏在湖州老年大学遇上了几位特别好的声乐教师。我从他们那里慢慢知道了科学发声的原理和方法。去年还拿到了省业余声乐考级的七级证书。
        音乐梦想的翅膀又展开了，在我的歌声里我又在放飞我的快乐也有忧伤了！

 六，浦东的回忆

      小学三年级，现在想来那时的学校就已经开始提倡学工学农了。有一天老师带我们到浦东去摘棉花。一宣布这事，我就激动得当晚就没好好睡。浦东----这个地名听说过，却没去过。但是知道那是乡下。上海人有种地域盲。他们除了上海本地，出了上海无论哪里都是乡下。我们还唱过这样的儿歌：“XX XX坏来西，明天叫侬乡下去，乡下苹果多来西，哦吃苹果侬吃皮。”在我的印像里，浦东就是长满苹果树的美丽地方。那一棵棵树上全长着一个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就像我们画的苹果那样。那一晚我脑海里尽是一幅幅图画的美景。想得我如入仙境似地飘飘然地飞在梦境里了。。。
       第二天，我们兴高采烈地上车，到南京东路上了轮渡，到了浦东有那里的村民来领我们进村，村里的房子都很破。那时的浦东和现在是没法比，映入我的眼帘的和我想象中的反差太大了，我使劲地找也没找到树林，更没看到苹果，只有一片片棉田和细细的泥路把那棉田分割成一块块小的棉田，我们没见过棉花长在田里的样子，更没见过棉桃。那时的棉田里棉桃已经露出白白的棉絮，说明可以摘了。在一个个农民的手把手的教导下，我们开始摘那成熟了的棉桃。起先大家很起劲，毕竟很新鲜，大家排成横排，一字长蛇阵地向棉田的纵深处进发。半个小时后，手就不行了，那棉桃的汁黏黏地沾在手指上，手指也被勒得生痛生痛。新鲜感也过了，好多同学开始垂头丧气，没精打采起来，有的男孩还把没有露出棉絮的棉桃摘下来在嘴里咬，也许他们认为这像青的桃之类的水果可以吃的呢！没想到这味道难以接受只能吐出来。有的开始把这些不成熟的棉桃摘下了当弹丸互相扔来扔去。班干部开始告诉老师。老师一看浪费了很多棉桃。就下令停止采摘。休息半小时。大家一听乐开了花，因为都想着书包里的食品呢。真的也累了，也渴了，也饿了，更是要尿了。
      不管怎么说，在上海还是养成了吃东西前要洗手，再说这手上粘粘的东西不洗咋吃东西呢！于是急着要尿的找厕所，急着要吃的找洗手的地方。可是既没厕所也没水龙头。老师开始找农民问，农民指着不远处的一个茅棚，就是斜披着一块草编的篷，两边也没侧栏，一块木板用砖块搭起一个台阶，人踩上去屁股能够到一口大缸的沿，这就是厕所，而且没有男女之分。这下把我们要尿的孩子呆住了，这让我们怎么坐啊！再说我们都不够高，就是坐上去脚得离地，向后一仰，说不定就掉到粪缸里了。那粪缸我看了一眼就浑身鸡皮疙瘩，一阵阵地恶心，因为里面爬满了蛆。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蛆，我再也不敢看第二眼了。也不愿再尿了，就是尿在裤子里也不愿在这个厕所上拉尿了。有大胆的坐上去了，旁边一人拉着她，有的男孩开始在地边拉了。。。我憋得眼睛里泪都出来了，怎么办啊！真拉在裤子里也太难为情了！像我一样心态的还不在少数，有的憋得跺脚，有的憋得不停地走。老师看到也知道我们的意思，就带我们到了棉田的中央，让我们蹲在地上拉了小便。这一次这种狼狈的样子我一辈子都记得，忘不了。尽管后来到了乡下遍地也是这种厕所，可是这一次是我人生阅历中对什么是最丑陋最肮脏的心灵记录的开始。心里那种不快感永远也赶不走！
       拉好小便开始找地方洗手，说实在我已经不想吃东西了，眼睛里满眼都是那蠕动的蛆，难受得直想吐。老师带我们找到一条小河，河水清清的，我们就第一次用河水洗手，洗了很久很久，这清清的水感觉好极了，我只想一直洗下去。洗掉那看到的肮脏和狼狈。。。
      后半场摘棉花已经没有前半场那么兴奋了，包括老师，大家都想回家了，好在那个时候学工也罢，学农也罢，小学生只是点缀一下，没什么硬性的指标和任务。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浦东留给我的回忆就是那个大粪缸。永远都抹不走的回忆。即使我现在行驶在世纪大道的马路上，两旁都是国际化的漂亮建筑和美丽的绿化氛围，我的脑海深处那个大粪缸还会浮现出来。那种恐怖和恶心没法用语言形容。

（七）楼上的邻居哥哥

我们楼上住着位在浙江美院学美术的大哥哥。平时我们见不到他，只有放暑假寒假他才回上海。他特别勤奋，我会常见他拿着画架到处写生。一遇上有特点的人物形象，他的速写本上总会留下活灵活现的几笔。有我和我姐的在露台上玩的形象，有我外婆晾衣服时的样子，有我妈妈织毛衣时的样子。这个速写本上记录了我们周边里弄里的男女老少的各种活生生的形象。有一天我们姐俩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在他的速写本上，就要过来一页页地翻着，看得我们对这位大哥哥肃然起敬。佩服得五体投地。

       可是这位哥哥的身世却很可怜，他是他妈妈带过来的拖油瓶。他没上大学前，我们老看到他一个人在露台上吃饭。碗里基本没什么菜。淘点汤，家里如果吃的是油豆腐烧肉，他的碗里只有一只油豆腐。外婆老跟我们说他妈妈真不该这样对自己的儿子。有一次外婆还把我们烧的明虾炒大葱捡了一大截明虾偷偷地给他，他还使劲地不要。我们朝他做鬼脸，他才笑着勉强接受，我们是不会串门的，从来没到他家去过，他的事都是听外婆说的。所以看到这位哥哥吃饭，我们就不过去，怕他难为情。但是，平时他除了画画很少和我们说话。我们也不太敢接近他。所以对他很陌生的，只见他匆匆地上楼下楼，后来没见着他了，外婆说他考取浙江美院读书去了。说这个孩子真是争气。

        那时我们都很小，大人的话似懂非懂。不知道拖油瓶是什么意思。为这位哥哥是拖油瓶而打抱不平。后来这位哥哥暑假寒假回家来，发现这位哥哥变了，一下子噌地长高了。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大人了。从此他除了打招呼，再不和我们说什么闲话了。他变得更勤奋了，画也越画越精了。后来我们再也没见过这位哥哥，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许他早成画家了，凭他留在我记忆里的速写本，我敢肯定他准成大器。猜想他应该是长我七八岁的年龄。不知在何方啊！

（八，姐姐的班主任）

我姐下乡前是上海淮海中学的学生，由于她的品学兼优深得老师的喜欢。我记得她的班主任姓卢，那位卢老师来过我家两次，我对她影响很深。

       第一次是例行家访，那天我们都在家，是个寒冷的冬天的傍晚，那年好像冷得屋檐下的冰柱挂得老长老长的。她那天可能已经走了好几户学生的家了，卢老师和我妈的年纪差不多。来我家以后大约坐了十分钟左右。手里捧着外婆为她泡的茶杯，头发上沾着雪花，似乎冷得有点发抖，那时大家都没空调，只有干冷，她在外面跑就更冷了，外婆的热茶杯成了卢老师取暖的热源体了。我远远地端详着这位老师，觉得她好漂亮和蔼。姐姐被卢老师拉在身边。卢老师对妈妈说：“你的女儿很懂事，学习很好。还是个不错的学生干部，我们老师的小助手啊！”我冲姐做鬼脸，心里为姐姐高兴。很佩服姐姐能得到老师这么高的褒奖。卢老师又说：“她好像每天步行上学的，你们没为她买月卡？”妈妈说：给她每天一角钱的车费了。”卢老师问：“那她怎么不乘车啊？”姐姐尴尬地红着脸。妈妈的眼睛在盯着姐姐。这时我替姐说话了：“她是在结钱，为了春游的时候拿出来花。”这是姐告诉我的。每年春游我们姐妹俩的包里是比较寒酸的，除了当饭吃的枕头面包，几乎没其他的零食。同学们到了营地会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供大家分享，可是我们却拿不出来，我一般不吃人家的东西，也还小，没觉得很没面子。可姐姐读初中了，觉得没面子，又不想开口向妈妈要钱，因为我们知道家里的经济是很困难的。所以姐把公交车费节约下了，宁可步行上学，放学，把钱省下来为开春后的春游作打算。卢老师听我一说，也没说什么，拍拍姐姐的头，说：“路挺远的，还是乘车吧！”我看到卢老师眼里一丝怜爱的目光。心里很感动。

       第二次，那是我们全家即将下放的前些时候，也许妈妈已经向学校提出转学的申请了。那是一个晚上，我们是十二月份下的乡，卢老师好像在十月份来的我家。那次卢老师坐得比较久，一直在和妈妈做工作，我那时太小，不知道她们谈话的内容有多么重要。有些话也听不懂，比如什么户口啦之类。所以不像第一次那么专注地听。也没有想到家里即将要发生的重大变故会带来什么后果。只记住卢老师要把姐的户口迁往她家，说还有半年就能毕业了，可以参加工作了。那时初中毕业就能参加工作了。好像妈妈没同意，那时我看到妈妈哭了。后来一想，那位卢老师真是善良，她在为我们家考虑。当然作为妈妈是不能接受老师如此厚重的一封情意的，我想如果接受了，我姐的命运乃至我家的命运都会和现在不一样。

        到后来当我经历了一切的一切的时候，才明白什么是人间的真情！什么是好老师。以致后来我当了班主任，卢老师的形象一直在影响着我。我也一直努力地做像卢老师那样的班主任。卢老师您还健在吗？好人应该是长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