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使刘允斌感到难过的是，过去一些受过他帮助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扭到一边；一些平时相处得很好、经常来串门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来了。个别的人揪住他的头发，要他做“喷气式”，往死里整他，要他揭发刘少奇。

　　
　　1949年8月，刘少奇在莫斯科同刘允斌、刘爱琴及朱德的女儿朱敏合影

　　初识刘允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和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同在北京西南郊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核科研机构。

　　刘允斌是1957年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比我早一年多，开始时不认识，但工作时间一长，又在同一大楼，交往的机会也多起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刘允斌是很偶然的。

　　那天，我和几个同事从草坪旁边的小路走过，有人忽然轻声跟我说：“喏，那就是刘少奇的儿子。”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见一位男同志和一位戴眼镜的矮个子女同志在另一条小路边谈论什么。那位男同志就是刘允赋，他和刘少奇长得很像，宽阔的前额，高高的鼻子，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一副眼镜，个子略矮一些，衣着相当朴素，而且显得有些陈旧。他烟瘾很大，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他静静地倾听那女同志的讲话，直到她把话讲完，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刘允斌那时是核化学研究室的室主任，估计那位女同志是他室里的一位科技人员，有事情找他，“狭路”相逢，就把他拦住了。后来听他同一研究室的人讲，这是刘允斌的一贯作风：当有人和他研究问题时，从不把别人的话打断，总是仔细地听着，对方把话讲完，才发表自己的意见、想法。所以他在室里声望很高、人人称赞。

　　刘允斌从苏联初回北京时，刘少奇在门口迎接，看到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允斌，你回来了!”这是一句含义丰富的赞美词，儿子相当争气，做父亲的怎会不感到高兴呢!

　　刘允斌是1939年14岁时从延安出发到苏联去的，18年以后32岁时才正式回到祖国，所以他对北京很陌生。他在北京全城转了一圈，走马观花地游览了一下名胜古迹，感到没有多少兴致。他是抛妻别子回来工作的，他在苏联时就立志要把所学的知识——祖国急需的核化学知识贡献给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于是他对父亲讲：“我希望马上工作。”

　　刘少奇考虑到他所学的专业，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到最需要用人的二机部去报到。二机部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相当于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全国所有核事业单位和人事调配全由它统一管理。

　　刘允斌来研究所时才三十岁出头，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不仅年纪轻、心态也年轻，很快就和室内年轻大学生打成一片，工作时他带头攻关，处处走在前面，休息时，他不是找这个下围棋，就是找那个打乒乓球。联欢会上，他也非常活跃，一首普希金《纪念碑》的诗歌朗诵和俄语歌曲《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很受大家欢迎。他跳的“华尔兹”也很优雅。很快，室里的年轻人就喜欢上了这位初来乍到的核专家。

　　可是过了不久，刘允斌的身影就从年轻人中消失了。早上他匆匆赶到食堂，片刻后又钻进了试验室。中午食堂快关门了，他才急急忙忙地买了一盒饭，连晚饭都在内了。晚上也是最后一个离开试验室，有时就和衣躺一下，又起来继续工作。原来，当时核燃料——原子弹炸药正处在试验阶段，他要在最短时间内拿出报告。

　　刘允斌作为核化学研究室的一室之长、核化学专家，担子是很重的，他也经常组织大家轮流讲课，讲核放射化学、核辐射防护等。我国的核科学技术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在这么短时间内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和这套以老带新的学习方法是分不开的。

　　苦难的童年

　　别人总以为刘允斌出身高官门第，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一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实不然，刘允斌童年的经历可用“历经坎坷”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刘允斌的生母何葆贞1923年与刘少奇在安源结婚，1925年生下了刘允斌，不久刘少奇就奉命南下工作。因环境险恶，四海为家，刘少奇觉得带着儿子很不方便，而且十分危险，想把儿子寄养在一矿工家里。这时正巧刘允斌的六伯刘云庭来到安源，他认为孩子毕竟是刘家的后代，与其送人不如由他带回宁乡炭子冲老家。

　　第二年何葆贞单独到宁乡炭子冲看望不满二岁的刘允斌，这次见面，母子就成永别。后来何葆贞就在狱中牺牲了。刘少奇则在十多年以后才见到儿子。

　　刘云庭把刘允斌带回炭子冲以后，将他寄养在大哥家中。刘家家境不好，对刘允斌的到来他们并不欢迎，因为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巴，同时他们害怕受刘少奇的牵连被抓去杀头。除六伯之外，其他几个伯父也避而远之。懂事的刘允斌只好逆来顺受。

　　五岁的时候，刘允斌就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天刚有些发白，他就拿起牛鞭、背着箩筐、带着镰刀，一个人上山放牛，一边照顾比他高出一个半头的大水牛，一边割草，晚上背回来喂羊。中午也不能回家，坐在石墩上取出怀里带的山芋，就着几口山泉水，就算是中饭了。下午不到天黑不敢把牛赶回家，早了会挨骂。到家也没人问一声累不累，饿不饿，他只好自己摸黑来到灶间，盛碗稀饭什么的，有时连这个也吃不上，就饿着肚子躺到乱草堆上过夜。他在这个家里成了个多余的人。

　　到了七、八岁，家里把他当成了长工，除了放牛割草，还要背犁种地。因为人小，一不小心，手脚常常划破。有次被野狗追着撕咬，鲜血直流，他的哭声惊动了附近干活的人，他们打跑了野狗，把他背回家，后来伤口化脓，他依旧天天外出，放牛割草。

　　刘允斌长到九岁，在外干活的六伯回来了，不知他通过什么门路居然把刘允斌送进了学校。

　　1938年，六伯给刘允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父亲要接他去延安，连路费都寄来了。

　　这年7月，在六伯的护送下，刘允斌到达延安，父子终于相见。

　　苏联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把一批烈士遗孤和高干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

　　1939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从马上摔下来，右臂骨折，中央让他去苏联就医，就由他带领一批高干子女乘蒋介石的私人飞机，从延安出发，经兰州、过迪北(今乌鲁木齐市)前往苏联，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

　　刘允斌最初被送入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后来又搬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数百名各国儿童生活在一起，他们同样都是各国共产党或工人党领导人的子女。各国领导人经常到儿童院来看望这些儿童。刘少奇、周恩来等去苏联的时候也去看望他们。

　　刘允斌是在苦水里长大的，一到苏联，学习就很用功，俄文的字母很拗口，他每天一早第一个起床跑到外面去练习发音，免得惊醒其他同学。新学年开始时，他被编入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学习，整整跳了一级。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军装甲车长驱直入，在攻打明斯克市时，德军抓走了20多名正在这里度假的孩子，其中就有朱德的女儿朱敏。儿童院大为震惊，动员大家参军，不少西欧国家来的大孩子穿上了军装，开赴前线。刘允斌也要求上前线打仗，但没有批准。他就变着法儿要求献血，可是苏联规定，不准在国际儿童院采集血浆，刘允斌硬磨软缠，最后献了血。

　　德寇入侵，把苏联拖入战争的深渊，国内供应严重短缺，儿童院的孩子也被动员去拣废铁，女孩子则参加缝纫组做手套、缝军衣、斗篷。刘允斌和毛岸英等还去军工厂参加劳动，制造枪支弹药。战争时期，儿童院的供应受到很大影响。冬天室外温度零下30℃，室内没有暖气，只能敲冰洗脸，还经常挨饿，人人面黄肌瘦，没有血色。刘允斌比父亲矮了半个头，就因为在战争岁月中经常饿肚子，影响了生长发育。

　　1942年11月19日，苏联进行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军节节败退。到1943年11月，希特勒的军队全部撤出苏联。但是卫国战争胜利对国际儿童院并未带来半点好处，反而每况愈下。因为这一年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儿童院成了无娘的孩子。新来的院长只是象征性的，根本不管学生能否吃饱，忍饥受饿是经常的事。

　　本来毛岸英是300多名儿童委员会的主席，毛岸英走后，儿童院更乱。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党组织，用组织名义与院长打交道。幸亏儿童院中有几个好心的老师，介绍他们加入了苏联籍。刘允斌就利用苏联籍的身份，给出版社抄稿件，增加些收入，改善生活。

　　1945年夏天，刘允斌高中毕业了，这时苏联红军已经攻入德国境内，苏联国内恢复了和平生活，各大学相继复课。刘允斌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由于学习勤奋，他各课成绩在班上均名列前茅，使苏联教师惊叹不已。

　　然而刘允斌对自己所学专业并不满意。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掷了原子弹以后，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乖乖地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下大大刺激了苏联。在德国投降以后，苏联千方百计搜罗参加过德国原子弹研制的专家、图纸、仪器设备，抢先弄回国内，开始了自己的原子弹研究工作，并在莫斯科大学开设了原子能专业，这是一个十分秘密的专业，非苏联人不能进入这个专业。

　　刘允斌知道原子能对自己国家前途的重大意义，可又进不了这个专业学习，他只好退而求其次。他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了一年之后，决定离开这所大学，重新报考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因为化学系有一个核放射化学专业，它直接与原子能有关，将来也可为原子能事业服务。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刘允斌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这个专业学习。

　　1947年，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成立了一个中国同乡会。由于刘允斌学习成绩好，工作积极，任劳任怨，肯为大家服务，更重要的是他有相当强的组织才能，因此威信很高，被选为同乡会会长。

　　他接任以后，就组织留学生们学习国内时事。由于大家长期身处国外，中文水平很低，他就把国内寄来的学习资料翻译成俄文，每逢节假日就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开联欢会、座谈会，唱歌跳舞，交流学习心得，把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跨国婚姻的悲剧

　　刘允斌第一次婚姻是跨国联姻，尽管他们夫妻感情和瑟，并养育了一对可爱的子女。但由于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们不得不分居在自己的祖国。

　　刘允斌的妻子玛拉是他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同学，也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姑娘，她父亲是个红军老战士，母亲是教师，她是家中的独养女儿，家道堪称小康。

　　刘允斌对这场跨国婚姻并不是盲目的。考虑到他和玛拉结合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将来自己是要回国的，玛拉能跟自己回去吗?她父母会不会拖她的后腿，还有玛拉在中国生活会习惯吗?……

　　他决定趁暑假带玛拉回国一趟，让她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他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父亲，父亲很快来了回信，对玛拉来中国表示欢迎。就这样，1950年刘允斌在离开祖国11个年头以后，第一次带着玛拉踏上回国探亲之路。

　　刘少奇和王光美见到了久别的儿子和未来的媳妇感到很高兴，破例举行家宴招待他们。席上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向刘允斌提出：你将来学成之后是要回国来的，不是家中需要你，而是祖国需要你。并说，玛拉初到中国，会感到不适应，你从现在起就应该在各方面帮助她适应。

　　于是刘允斌就带玛拉买了裤子，换下裙子，陪她一起逛街，吃中餐。这一切都容易学、容易改变。最大的难题是语言障碍，玛拉成天听着汉语，犹如坠人云里雾里，还有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差异，一个土生土长的苏联姑娘，要适应中国的生活，谈何容易。

　　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就和玛拉结婚了，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双方都继续学习，刘允斌考上了莫斯科大学核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生。

　　这年，刘少奇第二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刘少奇告诉刘允斌：中国科学院已经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所谓“近代物理”，就是原子核物理，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前沿尖端科学。刘少奇说：机构是有了，就是缺少人才。言外之意要他学成赶快回国服务。

　　第二年，刘允斌夫妇养了一个女儿，取名索尼娅，再过两年又养了一个儿子，叫做阿廖沙，他们小家庭和和爱爱，生活十分美满。刘允斌不抽烟、不喝酒，体贴妻子、喜欢小孩、抢着干家务，这在俄罗斯男子中是绝无仅有的，苏联女同学都对他们羡慕不已，希望将来也能找到一个像刘允斌这样的爱人。

　　1955年刘允斌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到莫斯科大学化学研究所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玛拉也取得莫斯科大学候补博士的学位，并且担任了一个教研室的主任，两人收入相当可观，生活十分富裕。

　　这时刘允斌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刘允斌一直想回来报效祖国，但这时他不能不想到爱人和孩子，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小家庭啊!刘允斌试探性地问过玛拉，愿不愿意到中国去?玛拉摇摇头，“现在我们情况不同了，我们有了孩子，有了稳定而称心的工作，如果到了中国，年迈的父母谁来照顾，谁能帮助我们照顾孩子、教育孩子，我在人地两生的中国，能够生活得下来吗?”

　　玛拉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亲戚、同事、朋友来做刘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苏联的政府高级官员也很欣赏刘允斌的学识和才能，主动出面劝说刘允斌留下来。一位官员甚至把刘允斌和玛拉请到家中作客，席间真情地劝说：“留下来吧!克林姆(刘允斌的昵称)你虽然是中国血统，我们也很理解你的爱国热情，但你毕竟是我们苏联培养起来的，你是在这里长大的，你在这里有你的同学、同事、老师、朋友，还有你美丽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孩子，难道你真的要舍弃这一切而去吗?我知道你还有一点担心，那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了，但那只是些理论之争，丝毫也不影响你在这里搞科学研究。”

　　那位官员真的动了感情，眼睛都润湿了。

　　刘允斌沉默了一会，才缓缓地说道：

　　“我始终把苏联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在中国只生活了14年，而在这里却生活了18个年头，相比之下，我对这 里比对我的祖国还要熟悉得多。我也非常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是我不能不回去，因为贫穷的祖国更需要我，就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母亲更需要儿子强健的臂膀扶持一样，我的感情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

　　那位领导人默然了。

　　玛拉彻底失望了，也明白了：任何力量也留不住丈夫的心。她万般无奈地对丈夫说：

　　“克林姆，你回去吧!但以后你会后悔的。”

　　1957年10月刘允斌回到了祖国。之后出差连探亲回过苏联几次，每次回去，两个孩子围绕膝前，左一个爸爸，右一个爸爸，使刘允斌感到无比辛酸。他拼命帮家里干活，好像要把今后的家务全部干完似的。玛拉知道：刘允斌所以如此，因为他内心实在太痛苦了，想借此减轻一些痛苦。

　　刘允斌和玛拉一直保持通讯联系，他一直争取玛拉来中国。无奈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刘允斌和玛拉的关系也就难以维继了。刘允斌给玛拉母子在莫斯科买了一套房子，让她们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此后玛拉和她的子女就一直在那套房子里住着，刘允斌不时把自己的工资换成卢布寄给玛拉，补充家中开销。

　　1958年，玛拉最后一次携子女来到中国，回苏联后不久，这段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1960年，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赴苏联访问。虽然在苏联的时间不长，刘少奇还是抽出时间把玛拉的父母、玛拉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全部请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列宁山苏共中央别墅相见，依然把玛拉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家，把玛拉视为儿媳，把孙子孙女搂在怀里。他对玛拉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时，可以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寻求帮助。”他知道这桩婚姻的失败，其责任不在儿子和儿媳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