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许许多多的故事，不到生命的彻底结束，不到所有的精灵都回归净土，那故事总不能说是终结，结局也很难预料。由此，作家们才创作出《第二次握手》那样的作品。

我第二次见到苏红，是l988年10月在北京参加中国工会十一大报道期间。头一个晚上我观看了她所在的全总文工团的演出，当然这种场合她都是很风光的。用她的同行的话来说：苏红是他们的台柱。虽然人民大会堂里，那夜的掌声一个劲地冲她响起，但她那甜甜的歌声及纯朴无华的表演，和我第一次在贵阳欣赏她演出时并没有什么两样。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肯定的“苏红的风格”。

演出结束后，她约我第二天晚上到家里坐坐。辽宁老乡，在贵阳初识，又在北京相逢，彼此还感到有些亲切。我答应第二天去她那里，心里盘算着是否能再写一篇文章。

她的家住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近。那栋楼是中央组织部的宿舍，她住在14层楼。当我把电铃按响之后，苏红系着—个紫色碎花围裙从屋内走出： “我们住的房子还好找吧？我已经和好面了，一起烙饼吃。”

“已经在国谊宾馆吃过晚餐。”我告诉苏红。 “真的?要嘛，我们就先看看录像，等一会儿焦立克回来再烙饼。”说着她沏好茶水，又端出糖果和榛子。

“你小时候吃过榛子吧?”她问我。

“那东西壳很硬，里面的仁又脆又香。我小时候在丹东老家，几个舅舅带我去山上采过榛子。”我回答说。

采访者和被采访人的距离在拉近。

她一边同我闲聊，一边一粒粒的帮我把榛子皮咬开，不一会儿把一小把榛子仁放到我手上。

大约是晚上7点半，苏红的爱人焦立克回到家。小焦有1．7米上下的个头，清瘦，也是操一口辽宁口音，对人热情。他在全总文工团搞舞蹈。见到我之后，他说：“我和苏红，还有苏红的妈妈都喜欢你写的那篇《苏红命运变奏曲》(此文上篇曾作为一篇完整的报告文学在报刊上发表过——作者)。苏红的妈妈是教高中的老师，她在本溪市买到两本刊有这期报告文学的杂志，还特地给我们寄到北京来。

我听了焦立克的话，自然很高兴。活着，能够做一些有益于朋友和有益于社会的事，写出的文章，能受人喜欢，那么，自己就会感到一种生命存在的快感。所谓写文章，无非就是去理解别人。你理解别人，别人又理解了你。是感应?是回报?也许，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

看到自己的男人对另一个男人露出信任的目光，流出热情的话语，苏红的话比先前更多了。

很多记者给她写了一篇篇报道和访问记，没多大意思。写多了，也烦。有的记者想好了一个符合政治需要的主题，再来套她的口气。比如有人拟好了一个题目：歌星走穴成风，苏红不为金钱所动。然后到她这儿找例子，她一看就烦。艺术家也有艺术家的经济价值，谁能不为金钱所动呀!关键是要取之有道，不能去挣昧心钱。为此，她曾对一位记者讲过她的意思，但那位记者为了使文章能在总编那里通过，狠狠地拔高。文章在《北京日报》见报后，北京歌唱界很多朋友，还有一些有名的中年歌唱演员，都在背后指责她，说‘苏红要吃政治饭了!(苏红是北京人大代表——作者)‘苏红那个小姑娘，有什么资格谈走穴的事!’‘她才来北京几年?’这些话传到耳边，她感到很委屈。她不想去批评任何人，只是觉得搞艺术的人应该有自己的良心。有的歌唱演员，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在台子后面放着事先录好的带子，只是身子和嘴巴在台前晃动。那是玩把戏。说什么为了保护嗓子，为什么就不想想保护观众的利益呢?那样的事她不会干。但所有当歌唱演员人的劳动，也应得以尊重。她反对记者写那类唱高调的稿子。还有的记者更可怜，对她说，只要能写你苏红，文章差一些也可以发。还有的所谓写文章的人，事先也不约一下，四处打听，找到她这里，也不管人家休息不休息，愿意不愿意，一来就要采访，真把人弄得哭笑不得。还有的人寻她的足迹走了几年，说要给写本传记，至今连个影子都不见，还耗去了她好多时间。她对我说，如果你要是在北京多好，那么就请你来给我写本书。

苏红这一长串话也像她的歌一样是顺顺畅畅流出来的。

我没有马上答话，也没有往本子上记什么。我笑笑。连我自己都不知是为显示出一种成熟还是显示出一种深度。

谈话间歇，我观察了一下苏红的住房。两口之家住着两室一厅。在我的感觉中，那客厅还有些宽敞，卧室和客厅都铺着绿色的地毯。录像机当然是她这样的家庭必备的，至少有几十盒录像带，整齐有序地摆在一个架子上。那带子不是我们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些港台生活片和武打片，而是苏红这些年一场场演出的记录。她的身影、歌声、汗水、都浓缩和凝聚在那一盒盒录像带里。一架显得高雅、气派的钢琴也摆在客厅里。

苏红高兴的时候就会走向那钢琴。

我尽量在发挥自己的想象，一曲抒情、舒缓、甜甜的《十七岁》和《小小的我》从她的心田流向脑神经，又从脑神经流向纤细的手指，纤细的手指把她所有的艺术细胞都传导给那台钢琴。于是屋子里的世界幻化了，于是贝多芬就走进这屋子，于是音乐世界就占据这全部空间，于是歌声的海洋就流向燕京，漫向神州，越过喜马拉雅之巅，飞过太平洋……

大约是晚9点半左右，我起身告辞。

苏红说第二天是星期天，如果我愿意，同她一道去秦皇岛。不是为去那海边浪漫一番，她是应秦皇岛市电视台之邀，去参加风光艺术片《黄金海岸》的拍摄。她的话讲得婉转，说今天晚上本来团里要排练，她请假说有一个记者朋友要来家中做客和采访。她的一位要好女友就说，你刚好明天要去秦皇岛，何不请他同你一道去呢？苏红同那女友说，不知人家有没有时间。

当我听明白这番话以后，我想可以在火车上同苏红深入地聊一聊，并且可以实地体验一下她的星期日生活，于是我就下了决心……

第二章

次日清晨，我和苏红在北京火车站相见后，一道登上了开往秦皇岛的列车。

在漫长的生命里程中，人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秦皇岛对我无疑是一种美丽的诱惑。一路上苏红给我摆着她初恋的故事。

回忆纯情而天真的初恋，就是再一次主动的去体验它，但这体验与第一次的方式不同。回忆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因为它是由业经选择的往昔生活片断组成的，而实际经历则是一堆杂乱无章而不成熟的反应。

苏红和焦立克是在辽宁本溪市歌舞团当学生时相识的。那时他们都还只是17～l8岁的小伙和姑娘。歌德说：哪个青年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妙龄少女不善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洁至诚……

他们的爱恋源于他们的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是我在前文提到的,在苏红的事业上曾给过极大帮助的程浩。程浩夫妇俩都是搞声乐的中年知识分子，那时都在本溪歌舞团任教。而苏红和焦立克都是他们的得意门生。还是在1997年的时候，有一次程浩老师就对苏红说“你的声音条件在我的学生中是最好的。我一定要把你培养出来，让你考高规格的音乐学院。"

苏红从小就醉心于歌唱艺术，程浩老师又愿意为自己指点迷津。她忍不住内心的喜悦，当时就决定要紧紧跟随这位老师学习声乐。

每到太阳西沉，星星爬到头顶时，苏红就会出现在程老师家里。

“练狗喘气。”

“闻花练习。”

“要体会出搬着钢琴唱歌的感觉。’’

“找准声音的位置。”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同少林和尚在练武功一般。

记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程浩老师家出现了焦立克。

苏红起先心里还挺纳闷，这男生总来这里干吗?她以一个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姑娘特有的敏感，觉得这伙子对她有点那个意思。但是当时别说是苏红，就连焦立克也都没敢直接露出那意思。

焦立克也是程浩老师的好学生。程浩老师也很关心焦立克的练功，并且从感情上也愿意接近这个学生。焦立克的爸爸曾是本溪钢铁公司的经理。人嘛有时得志，有时也就会失意。而那段时间刚好是焦立克的爸爸挨整的日子，程浩老师也经常是被“运动”的对象。所以，何故程老师喜欢这个小焦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这个清瘦的小伙子也真能吃苦，差不多每个晚上都要练到汗水顺着脸颊浸湿背心才回宿舍休息。

而苏红总要体会到一种音乐的感觉或者找准一种声音的位置，才算走完她那一天的路。

在天长日久的接触中，苏红和焦立克彼此都产生了一些好感。小伙子这时向苏红发起攻势，而苏红当时只是表示理解和同情对方，爱火根本没有在体内燃烧。其实男女之间只要真有一个顾盼，有一回微笑，有一次感应，那爱火要燃起来也很快。

俄罗斯著名小说家蒲宁在他的小说中曾写过一个男士和女土心灵迅速碰撞又迅速地燃起腾腾烈焰的爱情故事：

一位中尉和一个女士在船上偶然相逢。

“您是从哪儿来的?三个小时以前，我还根本不知道世上有您这个人。”

“我们下船吧……”

“去哪里?"她诧异地问。

“这个码头。”

“干吗?”

他避不作答。

“发疯啦……"

“我们下船吧，”他讷讷地重复着说，“我恳求您……”

“唉，好吧，随您的便。"

……

这是小说家编的故事。一见钟情的男女没有到达彼此旅行的目的地，则在中途码头就下船了。是迎着太阳走去，还是朝着月光走去?尽管我们不去理会，然而，他们最终就是走向彼此的心灵。

我们的主人公苏红和她的焦立克就没有俄罗斯那对男女那般浪漫。

当焦立克一次次在暗中向苏红发出信号后，苏红却丝毫没有回应。

苏红有一次同焦立克说：“你要真有那个意思，我不和你来往了。”东方的少女往往都是这样对待初恋。

但是焦立克视苏红为他心中的美神。他手中那爱之箭是死死瞄准着苏红的。

他去青岛、大连学习，回本溪时总要记着给苏红买几本歌本回来。

看到苏红在琴房练习的时间太久，他会端起一杯热咖啡送到苏红的手上。

程浩老师和他的妻子早知道小伙子心中的秘密，并且很想促成这对年轻人的百年之好。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程浩老师和妻子买了些酒菜，还包好了饺子，等这一对在琴房和健身房练功的年轻人回来。望着程浩老师和师母那个高兴的样子，苏红好想再唱几首歌。

为这静夜，为这热心帮助自己成长的老师，为自己所憧憬的未来……除此之外，她似乎就没有想到还会有别的事发生。

焦立克在饭桌上一个劲地向苏红献着小伙子的殷勤。

程老师说话了：“你们也都大了，我也算是看着你们长大的。我认你们一个为干儿子，一个为干女儿，并且我还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将来生活的伴侣。”

这对于苏红来说，太突兀，……她面对的是她最信任的老师，这个老师在当时来说就等于是她的整个世界，她只能默认。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很快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了出去——领导知道了。

程浩老师被领导找去谈话，说是不该促使这对年轻人早恋……

中国知识分子大多都有他很软弱的一面，加之程浩老师当时正处在自身难保的地位，所以他在被领导批评后不敢再与苏红和焦立克接触。有一段时间，即使在街上碰到苏红也不喊一声、应一句。

苏红当时的心中郁结着苦闷。苦闷也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后来组织上把程浩夫妇从本溪调到了沈阳音乐学院。

雪落了，白茫茫一片，大地变得真干净……

苦闷、孤独、彷徨，把一个纯真善良酷爱歌唱艺术的姑娘逼进了一个幽长幽长的雨巷。

黑夜一降临，苏红就有一种恐惧的感觉。苏红在街上走路，会有男青年突然出现在面前，说是向她求爱。有一回，一个小伙子在夜间出现在苏红面前：“我是蹲过监狱的。你要是不答应和我搞对象，我什么都会干出来的。”

苏红吓得一边跑一边喊。

焦立克突然从后面冲了过来，帮她解了围。

还有一次，焦立克为苏红差点被四五个小伙子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时的苏红只能一边跑一边喊：“焦立克你快跑。”

解围的事情多次发生。

苏红说最初她对小焦只是同情，还谈不上爱不爱。但这一次次解围，伴之的就是一次次的怦然心动。感情的火焰在碰撞中终于燃烧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缘分。

人们曾千百次的歌颂过爱情。然而爱情又是什么呢?哪位哲人能把它说清楚?也许问题根本就不在于有无爱情。

在岁月中相互偎依，能够走过一段泥泞的小路，并且是在浓浓夜色之中，那也就算是大家一起活过。似乎不必要再去弄清那些似有似无的理念了。

苏红第一次启开了朱唇。

焦立克得到了梦中的天使。

汽笛一声长鸣，把我们从追忆中唤回了现实。

秦皇岛车站到了。

临下车之前，苏红说：“夫妻生活是人生中要走过的一条最长的河。”是感觉?是理念?是欣慰?是无奈?我没有往下追问。

今天的苏红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天真、幼稚的小女孩，她是属于热爱她的那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多的观众和听众的一个年轻而又漂亮的著名歌唱演员。当年的平民意识会不会被高傲的世俗观念所替代呢?她还会沿着她所说的那条最长的河走下去吗?

写这篇文章时，我在默默地想：还是不要让这条河扬起波澜吧，让它缓缓地流到生命的尽头!

第三章

秦皇岛市电视台康俊杰导演和几位同志早早就等候在月台上。

我们一下火车，便转乘电视台的面包车来到秦皇岛的海滨。

这天阳光明媚，但有6级海浪，一种澎湃一种喧哗伴着极有韵致的节奏在冲我们而来。

沙滩是柔软的。一脚踩过，一个深深的足迹便显露出来。那一串串脚印，犹如无线的珍珠项链，留在身后，美妙极了。苏红来这里后，拍摄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光着脚板，穿着紫色短裙，唱着一首关于秦皇岛海滨的抒情歌曲：

一见这片细细的沙滩

我就打起光光的脚板

贴着沙滩跑

边跑我边喊

脚印脚印踩出奇妙的图案

海浪冲沙滩

图案被冲散

我用手指写一行词

哦，美丽的金色沙滩。

……

贴着沙滩跑

边跑我边喊

脚印脚印踏出变幻的明天

每个人的脚印都会踩出奇妙的图案，每个人的脚印都会踏出变幻的明天。这支歌从苏红口里流出，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其实，流行歌曲的演唱并不就是声嘶力竭和摇头晃脑。情感固然需要宣泄，但小溪般流淌的歌声也会令人着迷。似乎这摄像机对准的就是一个天真活泼在海滩上边跑边喊的小姑娘。她没有忧愁，没有烦恼，只有欢乐充溢在心间。

人间本来就不是净土，自从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无数痛苦就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苏红的欢乐有时也是一种表象。

我想到苏红曾经同我说过的话：

“一个歌唱演员最大的痛苦，就是明明在演出前她失声痛哭过，但为了成干上万的观众，只有把痛苦深埋，反而要拿出一副笑容来献给观众。”

此时，已是中秋时节，这海边已有些凉意。苏红每拍完一个镜头后，脸上都冻得有些发抖。趁导演和摄像师在准备拍下一个镜头的间歇，我把外衣脱给苏红。她把我穿的深色外衣披在身上时，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把这个镜头拍摄下来，演播出去，那么人们也许会惊叫起来：苏红这样的歌星也是不容易呀!从而人们对她和她的同行也许就不会太苛刻。我们的电视台是不会把这样的镜头放给观众看的。就像秦皇岛市电视台拍摄的《黄金海岸》，它是要让天下人看到全国第一流歌星(除苏红外，几天前彭丽媛、成方圆、王洁实、谢莉斯等人也来到这里录制)都来歌唱这里的长城、大海、孟姜女庙、天下第一关和黄金海岸，而不是其他。

“不要把我拍得太严肃。要选择一个最佳角度把我拍的瘦一些。”苏红对康导演说。

“你喊你的记者朋友看，镜头确实入画。”

苏红又回头来问我。

“感觉不错。"我认真地说。

到黄昏来临，苏红的一组镜头才拍完。

在太阳已经消失的海滨，我和苏红以黄昏的海为背景拍下几张合影。 ’

当夜我们从秦皇岛返回北京。

她又要四处去演唱。

我又要去写那些会议报道和文章。

生活又回归到它应有的轨迹上。

从我第二次采访苏红到动笔写这篇文章的下篇，时间又流逝了两度春秋。似乎苏红一天比一天更走红。中央电视台举办的1990年春节联欢晚会及中央电视台和安徽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元宵晚会，苏红一次紧接着一次和全国电视观众见面。

这时我在想，两年前我们分手时，她要我给她推荐一些可以提高文学艺术修养的书，当时我为她开过一串书目。虽然这两年几次去北京我没有再去见她，但想来她是没有时间去读那些大部头著作的。

她的活动安排得太满，很多时候都是出于无奈。有时候人家是把广告先打出后，才来通知她，并说观众就是冲她苏红才买的票。怎么办?只有硬着头皮去，有时候她又只能硬着头皮不去。

1988年7月，福建评出“全国十大金曲歌手”，苏红获奖。评选组委会规定：每名获奖者奖金l500元，另外在福建演出一场另付600元演出费；但又有一条规定，获奖歌手如果本人不去福建领奖，就取消获奖资格。苏红当然很想去领奖。站在领奖台，掌声响起来，那是集生命的所有快乐于一瞬间，这样的时刻在人的一生中也不会有太多次的。但领奖时间和全总文工团决定去山西演出的时间发生冲突，团长让苏红自己决定是南下还是西进。苏红觉得全总文工团对自己是有恩的，恩当恩报。如果去福建领奖，个人名利双收，可团里50多人要在山西坐等几天，浪费人力财力。那时团里经费也吃紧，50多人一天吃住要花不小的一笔数目。况且演出合同将会成为废纸一张。她最后决定放弃了这次领奖的机会。伴之失落，伴之酷暑，她和团里的同志去山西、河南为观众演出68场。谁能想得到她此行随团演出，每场只得10元钱的劳务费呢？

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全总文工团从山西到河南焦作以后，有两个朋友在一个晚上找到苏红，给她送来里面装有l万元现金的一个红包，说这1万元是送给苏红的，只要苏红同他们去5天，每天演两场，每场再按l000元付酬。苏红没有答应。就此事，我并没有问过苏红是作何想法，也丝毫不愿去拔高一个活生生的她。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苏红的时间安排得太紧，即使她真想挣那钱，时间也是不允许的，只能看着票子从身边流去。这样，她的胸怀感到坦坦荡荡，她在为曾给予过自己厚爱的全总文工团而尽心工作。

她时常是在日子里拼命。

稍有间歇，苏红会想到什么呢?

她会想到妈妈。苏红曾经背诵过妈妈的一封信给我听：

“正是春花盛开、杨柳依依之时，妈妈又想起你在家的日子，每天晚上给你放好被子，等着女儿辛苦一天回来。即使有时太晚了，等不到你回来，第二天早上总能欣慰地看你一眼。看你睡得好香好甜，妈妈有一种满足感。现在有时不自觉地还会给你放好被，但这时才感到你真的走了。孩子大了，也该走了!”

苏红仿佛会经常听到妈妈在辽宁本溪对女儿的呼唤，于是她的眼底就会溢出深情——啊!我是妈妈的女儿!我不是歌星!我是妈妈的女儿!不是歌星!苏红也会经常思念起自己的丈夫。丈夫一年少说要有10个月独守空房。于是她就会喊出——啊!我是丈夫的妻子，我不是歌星!我是丈夫的妻子，不是歌星!也许当她偶尔意识到自己也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时，她会从心底喊出——啊!我该有一个孩子，该有一个孩子!做一个乖乖孩子的柔情似水的母亲，做一个乖乖孩子柔情似水的母亲！

大海是一切生命的母亲。人类最早的祖先——脊椎动物，在鱼的世纪末期也是从大海登陆的。人类终究要回归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