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我在安徽省委组织部从事干部审查工作，有幸到胡耀邦同志家中（他当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在党校有一个住所）了解一位干部的情况。他短暂的谈话和亲闻目睹耀邦的学习、求实、敢于负责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后半生做人的标准，使我在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而实在的工作，在学习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启迪，在和同志交往中，始终是坦诚友好。

那天，一进耀邦同志的家门，首先看到的是他的会客室四周的桌子，摆满了正在阅读的书籍，说明他正在思考着重大的问题，我们入座后，我简要说明我们要调查的同志的“主要问题”：她在指导“批邓运动”中“上纲上线”有过之行为。

耀邦同志笑着问我，你批邓了吗？又问和我同去的同志，你批邓了吗？接着他说：“是呀，你们都批了，许多同志都批了，大家都批了，批邓是中央决定的，作为党员按照中央决定批邓，我认为不应追究党员责任，责任应该是党嘛！下面的同志哪知道还有一个‘四人帮‘呢，你们说对不对？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和XXX同志是在一个班，这个同志表现很好嘛，对我们老同志很尊重嘛，轮训班结束时，我还请他们到我家吃了饭。回去给省委说说，不要去追究处理了。”他的话使我眼一亮，心一热，近距离地感到一个政治家的气魄、心胸和对同志的关爱。我在回中组部招待所途中，心潮仍然涌动。

过去我是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参加过肃反、反右倾、“四清”运动等等，对许多同志缺乏历史的态度和辩证的观点，参与错批了一些同志，还以为自己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实际是列宁所批评的“左派”幼稚病。经过文化大革命我的全家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耀邦同志的教导，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坚持了实事求是，与人为善，记恩不记仇，执守做人要做好人，做事要做好事，做“官”要做好“官”。我的人生寄语是：人生的最大价值是服务人民，最大的幸福是事业有成；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追求真善美爱的和谐统一。这种和谐不仅包括人的自身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包括人与社会的和谐，勇敢的人帮助懦弱的人，有钱的人帮助贫困的人，健康的人帮助生病的人。只有大家都享受生活、享受进步、享受生命、享受成功，才能真正的和谐。

1977年以后的8年中，我在安徽省委组织部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一些工作，为知识分子的“上台”“领舞”呼叫呐喊，撰写了“组织部应当成为知识分子的家”，受到了中央组织部的首肯。和安徽许多知识分子交了朋友，帮助他们排忧解难。1985年到省教育厅任副厅长以后，为义务教育呕心沥血，跑遍了全省，察看了1000多所中小学、职业学校、师范学校，为教育的困难和摆脱困境，进行了呼吁和尽力采取措施。在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提出了“面对全体学生，坚持全面发展，对学生全程负责”的“三全”实施方案。我在许多方面力求为中小学校长讲话，我不赞成把“应试教育”的大棒打向中小学。中国教育走入非素质教育的窄胡同，是多因素促成的，直接诱因是不完善不科学的高考录取制度。

就在我努力为教育的基础地位　、战略地位和优先地位深入思考和努力实践的时候，省委决定调我到省委宣传部工作，主要是负责省文联工作，因为安徽文代会已经三十余年未开，1989年那场风波，省文联许多同志被动卷入。1990年春我到任后，对历史问题提出要“一江春水向东流”，对未来倡导大团结，大繁荣，“作品要上去，身心要下去”，宣传作家、艺术家各有风采，各有个性，互相支持，文人相亲。对89年的问题我们采取了科学求实的态度，较好地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安徽文艺界求得了团结和谐的局面，胜利召开了安徽文代会。

中国问题的难点、重点是“三农”问题，所以我在省政协任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时，就农村、农民、农业问题进行过调查，发表过意见，先后写了十篇论文公开发表。其中，《安徽农民增收的路线图》、《建设新农村断想》已在省内外产生一定影响。为农民说话，为农业呼吁，为农村出力，这是我的一个情结。

在我担任省老年大学校长期间，提出“以老为本”，为满足老同志的需求而设计专业、教材，使老年大学成为老同志的学园、乐园、友园，成为展示才华的天地，从而初步建成了有安徽特色的老年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