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培新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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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由[ 晓红 ]创建于2012年03月30日

我与新四军(沈培新)

发布时间:2012-04-02 12:04:59      发布人: 晓红

    1938年,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响应党的号召,从四面八方汇合到安徽泾县。泾县与我的家乡青阳只一山之隔。新四军到云岭的消息,鼓舞着江南人民,激励着青年知识分子。成了希望之光,力量之源。
  青阳县杨田乡五梅山一带是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区。山腰处有一座云龙庵,我父亲沈赞成就在云龙庵办了一所以文史为主的私塾学校。有几十个青少年在那儿读书。在地下党苏托夫、方向明、洪林等和新四军的影响下,这所学校成了宣传抗日的阵地。我父亲还专门组织了儿童抗日救亡工作团。不久苏托夫、方向明介绍我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党安排,我父亲担任了国民党杨田镇长,同时成立了青阳县特种工作团,我父亲担任了副团长、团长。许多青少年和在云龙庵读书的学生都在工作团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或是贴标语,或是演话剧,或是唱抗日歌曲,青阳东南乡掀起了抗日的热潮。我的哥哥、我的舅舅、我的姨母,我的几位表兄和许多有志青年都参加了抗日活动。“投奔新四军,不当亡国奴”是许多进步青年的向往。
  1940年,国民党得知我父亲是共产党,要逮捕我父亲。地下党通知我父亲赶快去江北。我父亲就从杨田的兰村离开了家。从此他就改名沈兰村,在无为、繁昌、铜陵等县分别担任过区长、宣传部长、公安局长,1945年北撤以后到山东大学工作。1948年南下,担任皖北五专署公安局长、芜湖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检察署检察长。后调省公安厅和北京工作。
  1943年我的兄长沈培镜18岁,弃学参加了新四军。1940年他14岁的时候,曾和我父亲一道到江北,要参加新四军,因年龄偏小,斗争环境十分恶劣,又回到家乡继续求学,这一年同时参军的还有舅舅和表兄。这时候我已八岁,他走的时候,卖了祖产十亩田。我送他到青阳县城东边江村,他对我说,我这一走,不知何时才回来,你要听大人的话,好好待母亲。我留八块大洋你带回去给母亲。从此他就一直在部队,解放后在浙江军区工作。他们参军以后,国民党说我是“共匪之家”,封了我家的门,我和母亲长期住在杨田舅舅家。
  由于长期接受党的教育,大家都以事业为重,忙于工作,我们这个新四军之家,解放后也没有能团聚过。几十年他们都没有回过家乡。父亲在北京,兄长在杭州,我在合肥。1959年我父亲在中央党校讲课时,回答学员提问时说了美国为什么生产力先进,这个当时十分敏感的问题。我父亲因此于1960年被错定为严重右倾,下放到贵州惠水县任雅水公社副社长。文化大革命前期,他是北京政法学院工作队队长,当时北京市委曾提出,学生要“混水摸鱼”,我们要“清水捉鳖”,他没有去捉鳖,结果中央文革一位领导批评他右倾,并给予警告处分。后来下放湖北沙市五七干校任校长。又调回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坎坷一生,终身为党。1982年病故于北京,时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顾问。
  我的兄长参加新四军后改名为沈柏青,较长时间从事军队保密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在金华“支左”。后来中央文革批评浙江军区犯了“支保”错误,对于军区党委违心的检查,他在军区党委扩大会上唱反调,提了七条不同意见。由此他受到了批评,并被送到北京“学习”。1985年病故于杭州,时任浙江省高院副院长。
  1948年,青阳县除国民党常备队外,还有新十三旅。他们为了对付游击队,在五梅山麓修造碉堡。后要杨田小学搬到王家祠堂,他们用小学的房子做进攻游击队的司令部。学校校长动员学生和家长对抗,一时气氛紧张。我们这些高年级的同学,似懂非懂地在学校装扮成国民党和新四军(当时老百姓并不知道新四军已经更名)。我是代表新四军的,结果新四军“打败了”国民党。这件事被学校训育主任知道,要开除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我父亲的学生,为了保护我们,把我们装扮成新四军的6个同学,当作训育主任的面,每人打了六大板子,才算了事。事后王老师对我说,你已经懂事了,你一家都是新四军,你的父、兄还不知死活,你千万不要参加这些活动。这是我家封门以后,受到的又一次创伤。 
  1949420日的下午,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从王家祠堂学校放学回来,大人们要我们躲到山里去,说国民党大撤退,当年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过江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山上远远地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个个精神抖擞,一律美式卡宾枪,皮式子弹带鼓鼓的,从青阳县城方向到太平县去。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影响,但小小的心灵知道天已变了。
  当年暑假,我就考取了陵阳师范。学校校长和团干部都是南下干部。他们大概知道我的家史,1950年春就秘密发展我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195418岁又在芜湖师范参加了共产党,成了芜湖市首批学生党员。这与我是新四军的后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为我的政治成长铺设了道路。
  岁月匆匆。20世纪80年代,又开始接触新四军历史。杨明同志的“皖南星火”和社会上对皖南事变及项英认识的分歧,都曾影响我要重学新四军历史。在这期间我多次陪北京和外省的客人到云岭参观,接受新四军军史的熏陶。前几年从实职退下来后,王光宇、郑锐等许多老领导要我到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工作,并给我一定责任,使我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除了学习党史、军史、革命回忆录外,还专门去盐城参观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广大游击区和根据地,大大的牵制了日伪势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乃至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有着重大作用和影响。使日军无力北进侵略苏联,也推迟了日本南进的时间。而且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对党和政权的建设,对迎接全国的解放,对解放后的干部和人才准备,都起着巨大作用。因此,深入学习、研究、宣传新四军的历史,是学习、研究、宣传党史、军史的一部分,是长期的任务。不仅是党史工作者和老战士的任务,也是弘扬先进文化、继承革命传统、培育青年一代的需要。对新四军的历史研究是光荣的,也是后代们的责任。尤其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否认侵华历史,推御侵华罪责,否定南京大屠杀,修改教科书,等等,我们更要深入研究,考证历史,以史为证,以史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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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信时间:2012/07/12 01: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