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收到赵松云师姐的短信。我不敢打开，虽然仍顽固地抱有一丝幻想，希望李老师能站起来。但直觉告诉我，已经快二十天了，李老师恐怕是凶多吉少。踌躇再三，还是打开了短信，果然，只有短短的七个字——李老师昨天走了。

    呆呆地坐在电脑前，半晌回不过神来。   

     最后一次见到李老师，还是去年的六月。当时，博士论文答辩已顺利通过。我特意安排了一个谢师宴，邀请导师阮老师和师母，还有李老师和邬明安老师以及部分在京的同门参加，聊表谢意，同时也跟各位师友话别。记得快到开宴时间，李老师打来电话，说是要稍晚一些才能赶过去，让我们不必等她。大约半小时之后，李老师拉着赵师姐气喘吁吁地赶过去。因为学院有一项活动还正在进行中，作为组织者，她只能忙里偷闲过去坐一会儿。我知道李老师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只敬了一杯酒，让她“随意”，但李老师说博士毕业是一件大事，所以那杯酒必须要干。李老师随后跟其他几位师友聊了几句，就跟赵师姐匆匆离去。

     之后我回到广州，继续在原单位误人子弟。重大节日，我也仅仅是发一条短信问候李老师，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因为知道她很忙，很多时候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开会，不方便接电话；工作时间之外，难得有片刻的休息，所以实在不忍心打搅。虽然一直挂念着李老师的健康，但也从没有多想，以为只是太劳累了，多多调理，注意休息，应该并无大碍。

     六月初，偶尔在法律博客网上看到一位法大学弟的博文标题：李芳晓老师快醒过来吧！心中不免扑通直跳，连忙打开，一看方知李老师病重的消息。急忙给赵师姐发短信，询问病情。半晌，赵师姐回了简单的几个字：很重，有消息通知你。我又连忙给在长沙的中南大学执教的同门刘刚发了短信，告知李老师的病情。刘刚随后打来电话，师兄弟俩在电话里都半天说不出话来。

     猛然想起来，前几天莫名其妙地将QQ签名改为庾信的《枯树赋》中的几句：“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莫非冥冥之中，已有些许预兆？尤其是想到李老师出生于武汉，正应了“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两句。一种不祥之感弥漫上心头。

     随后在网上查询了一些关于脑溢血的文章和帖子，五花八门，各种说法都有，其中有个帖子说有病人昏迷六十多天又醒过来的。想到北京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李老师或可逃此一劫。以后好几天，都没有收到赵师姐的通知，只能自我安慰——或许是要等到老师病情稳定之后再通知我们吧。

     初识李老师，是2002年的10月。当时我还是刑法专业的硕士新生，当导师组组长薛瑞麟老师宣布导师名单之后，我有些茫然，因为那是第一次听说李老师的名字，不像其他有些老师，早已是如雷贯耳。那时的李老师，可不是后来炙手可热的“名师”，我还记得她那时的名字是“李方晓”，让人误以为是一位男士。我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说“他”是学院党委书记，以为导师组给自己随便糊弄了一个党政工作人员做导师，于是颇有几分失落。当时我也没有李老师的联系方式，但出于礼节，总是要先联系一下吧。于是我找到学校的课程总表，查找李老师的开课信息，后来按图索骥，总算在学院路校区的一间教室里找到了她。进去之后，还以为自己走错教室了。当后来确认她就是李老师之后，我才自报家门，说明来意。李老师还当面夸我是个有心人。

     那时的李老师已经带着两个年级的研究生了，但之前的几位都是女生，加上她，清一色的娘子军。到我们这一级，终于加入我和刘刚两个男生了。记得李老师当时开玩笑说，你算是我的研究生里的“长子”了。

       对李老师记忆最深的，不是她的讲课，也不是她的释疑解惑，而是她谈起自己的家庭时的那份不加掩饰的幸福感。我想，李老师弥留之际，该有多少的不舍和牵挂！造化弄人，莫非老天也会嫉妒人世间的那份简单的幸福？     

     在去年的博士论文“后记”中，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回顾近十年的师生之情：

    其次要感谢我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导师李芳晓教授。九年前，当我初入法大，是李师将我这样一个“非法”（“非法学专业”的简称）的、基础薄弱的学生引入刑法理论殿堂的大门。三年研究生期间，李师对我关怀备至。毕业后，我到南方就任教职，师生天各一方，偶尔的一两个电话，让我回忆起难忘的法大生活。四年前，在我为考博的事烦恼不已时，李师又亲自向阮师大力推荐，使我忝列阮师门墙。在我人生的紧要处，李师总能作为贵人，为歧路徘徊的我指引坦途。

    今日重读，已是天人永隔。世事云烟，如梦似幻，怎不令人感叹唏嘘！愿李老师在天国一切安好！

                                                  弟子 邓定永（2002级硕士生） 

                                                          2012-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