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医院留医时输完液后（脑蛋白），起身敬了一个军礼(一时清醒)

                                           我当时刚好接完一个电话，用手机抓拍下这一情景。

                  我好奇的问她；妈，你怎么会想到敬一个军礼？母亲淡然的说；我多少年没做过这样的梦了，

          不知到怎么这几天我常在做梦，梦见了抗战时在军队的许多往事，我总算是打过鬼子，当了几年兵嘛。

                                    母亲于2014年4月入院，7月因病医治无效辞世、享年九十二岁。    

          

                                                                          老兵父母合照

                      

                                     

                                    

                                   

    半个世纪前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祖籍天津，1925年5、6月间生于北平协和医院，家住北平东四牌楼汪家胡同的一家四合院。

    父亲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是一名律师。母亲去世后，父亲又续了后。后母对我不好，常挨打。在东四牌楼有一处小学，当时是附属于“女师”的，我在那里念书。我的表姑住在小学附近，因此，有时晚上住在她家里。一天她帮我洗澡，看见我大腿和及臀部的伤痕，她说；“这个恶婆娘！自己生的，就当宝贝，不是自己生的就打成这样！”我心里一震，但不敢问什么？

    次日，我回家睡，深夜，我问姑姑；“我的妈妈呢？”“不是在那里屋睡着吗？”姑姑说。“不！她不是我的妈妈。表姑说的，我要我的妈妈.....”“别胡说.....”姑姑哽咽了。泪、潜潜的滴在我的额上枕巾湿透了，我、无声地流着泪，但不想再问什么。我已经9岁了，爸爸因病去世了，母亲带着妹妹嫁给一家姓陈的。祖母才告诉我，我出世几天就失去了亲娘，是姑姑把我抱回家用麵糊把我喂大的。我母亲姓金。从此，我更沉默了，读书也更勤奋了，内向的性格近于孤僻。

     祖父曹宝文当时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任俄文教官，他曾在俄国圣彼得堡大学学习，专攻俄文。全家生活来源主要是靠祖父的薪水，生活比较拮据。祖父是很严厉的，但他却很疼爱我，时常带我去听京戏。使我怕的、只是背书、从唐诗到《四书》《五经》。其实，这些书为我打下了文学基础。后来我到北平私立惠中女子中学学习，那是一所教会学校。我，就在这冷冷清清的家里，度过了凄风寒雨的童年。

                                                                               二，流离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惊碎了我童年的梦。

   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在日本人的枪炮声中，祖父，母和姑姑带着我和姑姑生的两个弟妹，逃亡上海，淞沪会战发生，又逃亡到武汉。祖父在国民政府湖北教育厅工作（厅长），我考取了湖北省立二女中（女高），校长夏正声，教导主任宴敬文。

   1938年日军飞机常来轰炸，刘清扬来武汉演讲，洪深，金山，王莹.....来阅马场演戏，宣传抗日。武汉还有许多北大，清华的学子在宣传抗日。我虽然只有13岁，但也懂得爱国抗战的道理了。我参加了金山组建的儿童剧团。在剧场，在学校，在街头，我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还经常在街头卖宣传抗战的小册子，蒋委员长发表的《抗战宣言》。宣传蒋委员长宣布的“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鼓舞民众，宣传抗日，为抗战募捐。1938年秋，敌机狂炸武汉，“女高”考虑西迁，后来在湖北恩施成立联合中学。我告别了家人，与老师、同学们在武昌乘船到沔阳彭家场上岸，我们的学校暂设在彭家场。

   不久，武汉沦陷，日军向恩施进犯，恩施驻军奋力抵抗，学校也常遭到日军军机轰炸，经常停课。部份女生参加红十字会接受救护培训。恩施一带驻扎着许多部队，番号都辩不清了。仗越打越激烈，伤员也越来越多。学校女生们不得不组织起来到前线救护伤员。由于环境气氛的影响，家园的沦丧，对日军侵略暴行的愤怒。在战场上，我们奋力抢救伤员，并不感到害怕。有一次，我们从战场上救回一个重伤员，是个上尉，回到战地医院时，他刚从昏迷中苏醒，误以为我是日军护士，突然用手揪住我的头发，并大声喊叫。医务人员都围过来，告诉他；是自己人。但他并不愿松手，医生只好叫我在他脸上用力打两掌，我照办了，还真有效。他清醒了，终于能看清了我们是自己的人，手也慢慢松开了。后来一个伤员告诉我；我们当兵的都不愿做日军俘虏，只想求一死，您可千万不要怪他！我明白了，军人的意志与勇敢使我深受教育。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打人，也是最后一次。至后来，我常常从小就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能和人打架。

    学校设备简陋，环境差就更不用说了。我没有家庭与亲友接济，又染上了虐疾，贫病交迫，不得不靠演剧来维持生活。我曾参加过恩施青年剧社演《日出》（饰小东西）。

   1939年夏，我和表妹兰兰，同学张静由巴东经云阳到四川万县。

   张静和我本来只想演话剧的，但由于她的一位表哥陈昌炎是琴师，后来她就在万县大舞台唱京戏。我们就住在升平旅馆。她色艺双绝，一炮而红。我，就给她化妆，梳头，洗衣.....做杂务。有时也演演话剧，后来我以票友的身份唱了三个月的京戏《别姬》《铁弓缘》《白蛇传》。这一时期，倒看了不少的书。

   后来，张静嫁给了武汉的一个富商，我们分道扬镳。

   1942年春夏，我们从报纸上看到74軍“新年代剧团”在万县招考的广告，我和几个同学去投考，队长楼范（我的爱人）和指导员张伯铭录取了我们。当时，该团借51师政工队的编制，对外是用74军“新年代剧团”名义演出。“新年代剧团”抗战时期，在贵阳是非常有名气的，著名新文艺艺术家吴晓邦，韦布（都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左联艺术家）都曾在“新年代剧团工作”任导演，欧阳予倩任指导。1943年，“新年代剧团”在贵阳演出《杏花春雨江南》《国家至上》《塞上风云》引起轰动。把李天霞倡导的“西南剧运”推上高潮。

     1943年，李天霞升任74军副军长，5月参加了“鄂西会战”11月参加了“常德会战”。

     1944年，李天霞晋升为100军中将军长，51师一部随编入100军，我升100军政治部中尉指导员，部队参加“长衡会战”、“邵阳战役”。

     1945年湘西会战，第100軍投入了战斗，剧团演出暂停了。每当战斗打响时，军部除了留下指挥官，作战参谋，其余人员都要编入战斗预备队。女兵负责通讯与前线救护。我军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博斗，战斗惨烈。为了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敌我双方都打得很顽强，尸横遍野，伤亡很大。

      有一次战斗中，我们刚把阵地上的伤员集中好，我正要背起一个伤员撤离山头阵地，这时连续落下几发炮弹，我们几乎给炸翻的泥土淹埋，我给震晕了。不知到过了多久，我感到好像被东西给压着。在迷迷糊糊中听到讲日语的声音，我不敢动，偷偷地用眼睛斜视，只见一日军士兵用刺刀捅我旁边的一具尸首，血冒得挺高的，我又晕过去了。醒来时，我军的一名士兵正在给我喂水。后来才知道，我们这几个人中只有两人幸存。当时，部分日军已攻上阵地，我军反扑得快，又把他们给打下去，我才得救。山头阵地上到处是尸体，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常有发生，我已经很习惯了，拍拍了自己身上的泥土，又继续的自己工作。

     雪峰山大捷后，不久，部队经武汉开往江苏泰县驻防，接受日军混成九十旅团投降。我们在镇江过元旦。1946年元旦后，部队经口岸开赴泰州。2月，春节期间新年代剧团演出了《新年大合唱》《醉生梦死》，抗战结束了！经过八年的枪林弹雨，看到胜利的到来，全军上下无不欢欣鼓舞。

      我和楼范都是搞艺术的，我们厌倦战争，胜利了该回家了。当时我有了要离开部队的情绪，想回到平静的艺术生活。

      李天霞和楼范是上海老乡，李天霞是上海宝山人。楼范原来是中国红十字会会员，1937年，在南京保卫战突围后，参加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战斗中，楼范遇到了153旅旅长李天霞，入伍后就一直跟随李天霞，后任李天霞机要秘书，少校军衔。

      要楼范真正离开他战斗过八年的部队，离开抗战八年里，饭在一起吃，仗在一起打，生死与共，朝夕相处的李天霞将军，他犹豫了。当他把想走的意思告诉李天霞时，将军怎么也不会想到，一时难以接受，楼范被李天霞大骂了一顿，但还是准了。

      楼范和吴晓邦，韦布在“新年代剧团”工作时是好友，楼范与他们交善，经常在一起。之前曾为他们对李天霞进行起义策反劝说。李天霞对楼范很了解，他到那里都带着楼范。楼范人很正直、勇敢，在上高会战时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党员。这应该不是他本人的主意，楼范是老实人，在李天霞看来，只是被人利用了。他对楼范狠狠的训示了一番，告诫他要忠于委员长，忠于党国。发脾气后，李天霞并未为难楼范，还是和以往一样。他告诉楼范，如果换是别人，他就一枪给崩了。后来，李天霞在江苏南通当警备司令时，还几次叫楼范归队，官复上校，楼范自感无颜面对李天霞，故未前往。将军对他的兄弟情谊，楼范终身难忘！

     但我心里却总有一丝不安。不过，这并不是要离别部队的主要原因。好不容易，在我的劝说下，楼范终于和我达成了共识。

      泰兴离上海近了，我很思念上海。刚好，我收到了姑姑的来信，知道姑父，姑姑也在上海，姑父吴汝辑在上海公务局工作，这就更促使我解甲归田的决心。3月，我和楼范离开泰兴回上海，李天霞没有和我们告别。

      白天，我在上海大同大学（新闸路，解放后为大同中学）听课，晚上在能维雅广播电台播音，同时兼职赵祖康（上海市公务局局长，我姑父的导师）的打字员。韦布也在上海，他和楼范经常有联系。韦布和上官云珠（韦布妹妹）从事战后上海电影业发展工作，我和楼范也去跟着“跑龙套”（客串演出）我们客串参加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几部电影的制作，生活很愉快。

     1947年1月底，我与楼范完婚，韦布是我们的证婚人。作为在战争中走出来的军人，虽然离别了部队，但受到多年来部队紧张而单一的军旅生活的熏陶，使我们变得简朴而无所奢求。婚礼举办的很简单，我们只是和韦布三人在一起吃了一餐饭，就算是举行了仪式。

     1948年8月我找到了杨州剧团的工作。到扬州演出《蠢货》。由于局势的变化，上海面临动荡。我们的工作也更不稳定了，韦布建议楼范离开上海到汉口试找找新四军旧办事处，汉口大和街。楼范带着他给的地址与信，10月我和楼范离上海同到武汉（汉口），这时才知道办事处早已撤离，后来留下的人员也在不久前转移了，要找的人都没找见。我们一直到1949年2月都找不到工作。后来，楼范才找到了韦布的好友，武昌艺专教授刘艺海。他介绍我们到国军48军。2月底，在武昌遇到楼范老友张伟（48军政治部新闻处政工队队长，我们没想到刘艺海介绍的人与楼范认识）3月我和楼范加入该军怒潮剧团，约4月随团赴兴安（广西）演出《火烛小心》，排《大马戏团》未能演出。7月和同团的蓝光石，傅书香至桂林。傅介绍我认识了中央银行职员姚瑞宏夫妇，姚介绍认识了“武汉台”台长丁作超，丁作超同意我到“华中长官公署桂林广播电台”。1949年10月电台停播，11月赴南宁，11月27日南宁解放。电台即由军委会黄沙同志接管，1950年1月即清理广播器材，5月1日正式播音。我在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任国语女新闻主播，记者。作为新中国的时事政策的宣传员，投入了紧张而愉快的工作，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演艺生活。

                                                                        三，奋进

      1958年，中央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我相应党的号召，申请下放到桂平县南木公社朱凤大队劳动，1959年调回桂平县党校工作，1960年调桂平第一中学任教。

      1960年暑假，接到姑姑的来信，要我去北京（姑父在北京轻工业部设计院工作，副院长级工程师），我带着小儿子同往。回京后，自己才知道亲生母亲的真实身份。以前，由于年龄小，社会动荡，家里人无人详细告诉我生母的情况，我仅知道的是生母姓金。记得我小时候每逢春节，家人总要为我换上满族服饰，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觉的好玩。我穿满族服饰，带着坤帽在四合院里照的相片一直保存至今。姑姑这次才有机会对我公开我的过去。母亲原来是满族正黄旗人，爱新觉罗氏。

     我的祖父曹宝文，晚清时被派往俄国圣彼得堡大学学习，专攻俄文，回国后在辽宁锦州任公使（外交官），后又调回宫中任编修（官至四品）。姑姑在亲王府当看妈（佣人），1924年，晚清宫廷里内乱，我母亲逃出，到东四牌楼我们家投奔我姑姑。生我后，母亲体质虚弱辞世。我也很廋小，家里人以为我养不活，要弃我，姑姑不舍得，逐把我从医院抱回家。

    知道了自己的生世，我的心灵并没有受到多大的触动。母亲，我没能见过，那就谈不上感情了。我从小就颠簸流离，而且我必竟是个曾经经过战场熏陶的一名军人。人间悲情离苦都经过了，我很平静，只是静静地听，默默地记着这一切。

    姑姑诉说完后，才郑重其事的跟我说，在这几天要带我去见我的舅舅（溥仪），她说舅舅放出来了。她也常在礼拜天送些补品给他吃。星期天，姑姑把我和小儿子带到颐和园，在一排小平房旁外的树林里，我见到了舅舅。他是一个面容憔悴带着眼镜的老人，不过，看起来却很有气质，温文尔雅，说话声音不大，我觉得他很有亲切感。他话不多，略为惊喜的看着我，只见他眼泪刷刷地流。他用那微颤的手摸着我小儿子的头，哽咽的说“舅爷没什么东西能给你了”说到这，他老人家情绪激动，满目悲凉，泣不成声。我和姑姑这时都在流泪，只有我小儿子莫名其妙的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时间很快的过去，与舅舅的会面就在这无言的面对面中结束了。

     离别后，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竟想不到我的家庭是如此波折离奇，我无从回想母亲的容貌，也许她就像舅舅。后来，每当我想起母亲，就只能用舅舅的容颜去演绎她，舅舅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74年，我带着正在插队（上山下乡）的长子和二女儿再次到北京探亲，我带他们到颐和园寻找十多年前去见舅舅的地方，不知道是我记忆上的问题，还是环境的变化，我们只找到了一片小树林，房子却不见了。我不甘心，想继续寻找。大儿子对我说；“妈，别找了，都相隔十几年了，房子也许早就拆了，我们走吧”。我内心充满了留恋，只怪自己那次见面太匆忙了，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

      在北京一个月，除了和孩子们去了一次颐和园，我没出过门，只是在家里陪伴着姑姑。孩子们在姑姑的督促下去了故宫和亲王府。孩子从姑姑哪里开始知道我真实身世。姑姑虽然年纪也有点大了，但还很清醒，她一再叮嘱孩子们，回去以后不能对外人说母亲的这些往事，免得引来麻烦。

      在桂平一中任教，我一直干就到退休。教书育人是我感到最崇高的职业，我从心里喜欢自己的学生，爱这份工作，在工作中我兢兢业业，多次参加地区教学研讨会，讲公开课，经常被评为优秀教师。

     文革中，我由于历史与母爱教育问题受到了批斗，近十年的“五、七”干校锻炼，我的体质比以前慢慢的增强，老胃病奇迹般的消失了。平反后，又继续回到了学校，1986年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同年参加了广西治自区先进模范代表团，并在全区巡回演讲，是党给了我荣誉。退休后，我过着很平静，宽松的生活，坎坷的一生过去了。儿女们都有了工作，儿孙满堂，我的晚年衣食无忧，很知足。

      让我想不到的是，在我将临九十高龄的时候，广西老兵关怀中心的志愿者来慰问，关怀我。孩子们的热情打动了我。他们也懂得历史，懂得尊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令我感到惊讶！我不敢想的六十多年前的往事，在我心里重新泛起漪涟。

     开始，提起这些往事，使我感到不解，也有些警觉。随着他们真诚的，多次的到访，我被感动了。同时，也知道国家政策放开了，尊重历史已成为我们的国策。虽然许多往事随着时光的消失我已忘却，这时，禁锢了半个多世纪的思维，也慢慢恢复了些记忆。

     历史不能忘记，尤其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者，保卫我民族的抗争史更不能忘记。我为我们的党和国家尊重历史，团结人民深感高兴！尊重历史，牢记历史教训应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          
                                                    母亲的爷爷（曹宝文）与姑姑（曹怀欣）留影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播音组）合影（前一排左二人）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先进模范事迹报告团作报告

                                                                参观驻桂空军某部（右一人）

                                                                在学校语文教研室备课

                  
                                                               参加老兵抗战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