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篇                                                                                                           

                                                                                                                                                                                                     
一.但愿是暂时的分别   1984年2月26日（古历正月二十五）
  今天，年已八十五岁高龄的母亲随我在红安生活的五女儿，从山西太原市经北京回湖北红安家乡去了，如无特殊情况，估计老人和五儿二十九日下午就能到达汉口，如果有汽车接，他们二十九日晚上就可以回到红安县城五儿的家里。行程近两千公里，历时四天，对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是很艰难的。但愿老人和孩子们顺利安全的回到故乡——湖北省红安县高桥区龙王大队江家湾。

二.感谢孩子们 1984年3月4日
  今天接到满儿的来信，说她和小五和奶奶于二十六日下午六点十五分到达北京丰台镇，明儿等在火车站上接迎老人。因原定二十八日从北京到武汉的卧铺票没有买到，所以老人，小五在小明家住了三天。三月一日上午十点五十五分才从北京丰台上车回到武汉。也许是老人回家心切的关系，她从太原上火车后，不仅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平安抵达北京，而且在火车上还吃了两个鸡蛋，几个饺子，情绪很好，老人在北京等车的几天也很好。
  特别要感谢的是孩子们安排的很好，明儿给老人买了从北京直达武汉的卧铺，又给老人买了些火腿，糖果。小寒因出差忙，未去看老人，但也买了些点心送来给老人了。小满小军买了些北京的点心并亲自赶到丰台车站送行。孩子们的这些孝敬行为，给了老人鼓舞和精神上的安慰，所以老人特别的高兴。老人从太原走的时候，我们没有给她买什么东西，而且有些日用的东西还没有让她带(主要是怕小五一个人在路上既要照管一岁多的孩子，又要照管她，顾不过来）。老人口头上没有说什么，但心情是不好的，也给不了她多少钱，老人也是不太满意的。但是，经过北京的几个孙女.孙女婿的精心安排，老人的心情也就会好起来。只要老人的情绪好，她是能够平安到达武汉的。她虽然已八十六岁高龄，但身体还好，她的心脏.血压都很正常。

三,平安到家了  1984年3月17日
  前天接到腾福弟的来信，昨天又接到五儿的来信，都说老人于三月二日十二时平安的回到红安县城。在五儿家住了三天，由腾福弟，解伢侄儿等到县里接老人。五儿.国庆又带着小外孙洋洋，用小汽车把老人送回江家湾老家了。有接有送，湾里的老少都到村头迎接，这在老人看来，其场面够排场的了。较之十年前，她老人家带着三个小孙儿孙女被人押送回老家的情景，截然不同，在此情此景面前，老人很自然的会想到十年前的凄凉，在当时，她怎么敢想到还会有今天同乡亲们的欢聚呢！
  老人这次回家能受到乡亲们涌向村外热情的迎接她，说明：一是老人一生为人忠厚.热情.平易可亲，特别是她能克己济人，得到乡亲们的尊敬；二是我在解放后回乡数次（可能是五次）没有做对不起当地政府和乡亲们的事。过去对我们好的人，我一如既往，对我们不好的人，包括在战时企图迫害和已做过坏事的人，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形式的报复表示，我每回家乡一次，没有让地方政府给我任何照顾，连土特产都没有收过他们的。
  我的亲属很多，他们多次求我带他们或其子女出来安排工作，我劝阻了他们的要求。我的堂弟因在生产队管财金（腾富），我发现他有贪污行为，我主动写信到地方党委，对其严处。虽然乡亲们没有得到我们的好处，但我也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所以还算没有民愤。即使我一九七一年出事后，我们老人孩子被押送回乡，受到一些人的冷待，老伴被送回农村劳动改造，甚至被斗，那是当时左倾路线造成的错误行为，不能怪一般乡亲们，也不能怪基层干部。

三.但愿不是最后的分别
  本来人生的悲欢离合是常事，但我们母子在这方面却是部心酸的历史。一九二七年我的家乡（湖北省黄安县）就是秋收暴动的地区之一。从那时我们的家乡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之一，经过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是一九三0年三月（当时还不到十一岁）参加革命的，开始是在区里做儿童团工作，后来调到县的少共县委做儿童团工作（陂安南县，李先念任县苏维埃主席，郭述申任县委书记）这是第一次和父母分别。当时父母认为我虽然年纪很小，而能到区.县工作是件很出人投地的事，同时离家近，常能回家看看父母，所以他们很高兴。一九三二年四月（不到十三岁），被当时的左倾“肃反”路线推行诬为第三党送进河口县保卫局坐牢。从此一别是八年。在那十八年期间，是战乱纷飞的日子，互无音信。父母天天为我的生死忧心。一九三五年夏天，我们部队经河南光山县，湖北黄安县，麻城县打游击到黄安县南部我的家乡，在五位同志的陪同下到家里坐了约半个小时，我将仅有的一块白洋留给父亲，部队的领导还给了我老人五块银元。老人们对我这次突然回家看望他们，既高兴又害怕，喜得是：见到我还活着，而且活得不错；害怕的是：我们部队走后，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找麻烦，借此机会迫害他们；害怕我在当时的战乱年代中能否继续活着，能否再见到我，怕再没有回家团圆的日子。

公安部党组：
   我八十九岁高龄老母亲，自去年秋天开始患淋巴癌至今已半年多了，据孩子来信说：去年底以来日趋严重，患部开始溃烂，脓血长流，疼痛极甚，可能不久谢世。
  我父母只生育我一个人，即无兄弟也无姐妹。我作为她老人唯一的孩子，照理应侍奉老人一些时，至到送终。但我目前仍在刑期，不知有否权利要求这样做，如无此权利，我就放弃此幻想。也不知法律能否允许特殊情况作此特殊处理。如不能，我当然应服从国法，不能提出无理的照顾！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于山西太原市

一直未见回声，游子之心痛也！！
母亲生于一八九七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日，谢世于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
                                                                              记    念         妈   妈
   世界上，无论是什么样伟大的领袖，无敌的英雄，天才的科学家，高贵的富翁都有他自己的妈妈。至于象我这样广大的平凡人也都有自己的妈妈！但是伟大的领袖不一定就有个伟大的妈妈，盖世的英雄不一定就有个英雄的母亲，富贵的老爷.公子.小姐们更不见得就有个德性出众善良心地的母亲。广大平凡的人中倒常常有不少德性高尚，心地善良，气高节亮，坚强不屈，理想远大真正伟大的妈妈！我的妈妈就是这种平凡人中值得尊敬的妈妈。
   我的妈妈是个革命的妈妈。她是个没有文化，典型的农村妇女，她不是革命理论的宣传家，鼓动家，也不是在沙场上同敌人拼杀的女英雄，当然更不是轰动一时的什么烈士，但她确实是个实实在在的革命母亲。只讲几件别人不太注意的事实：一九三零年，土地革命烈火燃烧到我们家乡的时候，她是带领妇女打倒土豪劣绅的积极份子，是拥军劳军的先进者，洗衣队，做鞋队，她走在别人前面，哪件事都比别人做得多。她积极劝说当时还在敌占区当店员的父母回乡主办消费合作社的工作。尤其是她毅然把年仅十一岁的独生子送进革命队伍。凡是红军（包括新四军，八路军，解放军）住到我家，她总是象母亲般爱护他们。谁的衣服破了，强迫战士脱下来，洗净补好；见哪个没有鞋子穿，她可以整夜不睡觉也得赶做一双让战士穿上合脚的鞋子上路；对部队下来的病号她千方百计的照顾好，凡是家里有的，她毫无保留的拿出来做好送到伤病员手里。当部队离开家时，她左邻右舍去借，也要煮些鸡蛋塞到战士的挎包里。可贵的是，她并不是一次，两次，一年两年，而是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都是一如既往。这些事情，看来很小，很平凡，但在几十年敌我斗争十分残酷的条件下，没有真实革命觉悟和感情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有些人即便有些愿望，也不敢用实际行动变现，因为敌人的报复是很凶残的，但我的妈妈她却勇敢的数十年如一日的在行动中表现出她的革命热情！这样的母亲应该值得尊敬！
     我的妈妈是个治家节俭，勤劳的妈妈。我的家境是很穷的，常年不得温饱，但她却把家里的生活计划得井井有条。就过去的年月说吧，天地收的粮食不够吃，棉花摘不到三.五斤，可就是这个不懂文墨的家庭妇女，她可以从今年秋收多少粮到明年夏季麦收有多少天，其中农闲时间多少，农忙时间多少，不同时期应用粮多少，意料外的粮食可能要多少等，她可以精确的计算出来。这一年要喂多少鸡，要从山上伐多少不成材的树，送到集上去卖，以解决食用的油盐和照明的煤油，她自己要多少时间把收摘的几斤棉花纺成纱，织成布。为谁做件什么衣服，还要多少时间到别人家帮做手工（她很会裁剪），然后按计划过日子。所以，我家除了不幸的意外发生，一般是不欠债的。即便被迫非借债不可，如我父亲病故，借了债，她靠过更节俭的生活，加倍的劳动，多喂头猪，多养几只鸡，多帮人家做些手工，一元一角一分的积蓄起来早日还清欠的债。她常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一辈子穷”“我一生怕欠债，欠了债不还清就睡不着觉”。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老人和不懂事的孩子们无辜的受到牵连，被当时空军机关赶回农村，祖孙四人，加上我老伴共五个人，只靠四十四元的生活费生活。她老人家每月总是把粮食先买下来，剩下去多少钱再分配三个小孩子上学的费用，油盐视情况能买多少就算多少，因此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到地瓜粥还够喝，没有让孩子们饿死，也没有让他们荒废学业，孩子上中学回不了家住校，每周日回来，她就炒一罐盐菜（白菜腌的咸菜）再准备一周的大米，让孩子们周一挑着去上学。老人一生闲不住，她随军那些年，生活方面不要她担心，但她每天还是忙个不停，他每年为我和七个孩子做的布鞋，经常存放一箱子。因孩子多，没富余钱买新衣服，她就大改小，小拼大。她到了八十五岁高龄，回到家乡还自己种菜，为孩子们做鞋，从她身上真正体现出一个典型的劳动人民女性的美德！
     她是位意志坚强的妈妈。我的妈妈虽然现在是八十五岁的老寿星，但她却在很年轻的时候丧失了父母和兄弟，也就是说二十多岁就没有娘家了。我父亲本来身体就不健康，又由于国民党匪军进行四次“围剿”，因他和我大伯父都是乡苏维埃，乡合作社的干部，被敌人抓去坐牢，受到各种虐待而积苦成疾，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家庭的生活更加艰难，几乎一贫如洗，完全靠帮别人做手工维持生活，有时没有活做，就靠瓜菜，红薯叶子，豆叶，枝藤叶维持生命。即便连这些东西也没有的冬天，她也照常每天烧三次白开水，绝不让家断烟火（家乡习俗：谁家到吃饭时不见烟火，就说明这家已无接烟火的人了）。我是她唯一的独生儿子，从十一岁参加革命，一别十八.九年，不知死活，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家乡是游击根据地，民主政府把我妈妈当烈士家属待遇，在此绝望的情况下，老人把刚满四十天抱来的女婴，一手教养到二十来岁的童养媳，当做自己的女儿嫁出去了。在那近二十年中，她即养活我多病的父亲，又要教养女婴成人，更使她日夜想得是我这唯一儿子的生死。因过于悲伤至一病不起，甚至精神失常。因为我父亲去世，我又生死不明，有些人就主张把她赶出我的家，当做无后的寡妇卖掉。她和这种旧习俗做了坚决顽强的反抗，在我大伯父的帮助下，那些人才没有得逞。一九五0年全国已解放，老人到政府，到部队中去打听，也没有打听到我的消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份，我在渡江作战时，给家乡写了封信，也是抱着试探性的了解一下家里还有没有人，但此信却丢失了。一九五一年初，我再次直接向家写了封信，老人才知道我的消息，烈士家属的牌子取下了。在湖南我们母子终于相会了，我才知道父亲去世多年，养女出嫁。当她见到我的时候，我已是人民解放军的师政治委员，而且已成家有了第一个孩子，老人高兴得年轻了好多岁。一九五七年，经组织批准老人随军了。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我全家老小都受到株连。我老伴被关起来了，几个大孩子，有的被关起，有的送到农场种地，放马，看果园。当时年已七十四岁的老人和三个小孙子，大的十四岁，小的七岁被当时的空军赶回农村劳动，每月只给四十四元生活费，不久我的妻子被空军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公职，押回农村监督劳动，生活费一分不发，要她自食其力。这次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一别又是十年，互相不知去向和生死，她们老小三代就靠四十四元钱和两件半房子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直到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一九八一年，承蒙党中央批准我保外就医，我们母子再次在山西太原相会。老人因观念根源：怕死于他乡，不得回故土；怕烧她，要回家去睡她具寿器，只在太原住了两年多就毅然回老家了。
     谈到老人的坚强性，使我又想起件很感人的事：那是一九三五年秋天，我们特务队配合某游击师，为了把包围山区的敌人牵走，部队从天台山向东打去，经过红安县，新县，麻城县，又从麻城的宋 向经过我家打到黄陂县。这次行动到了红安的八里湾镇以后，我就成了当然的向导。到达我们村子附近住了半天，队里的同志知道我的家就在后村，领导上派了几个同志陪同我回家看了一次。当时我父亲还健在，双亲突然看见我回到家，都惊喜异常，老人是多么想我能在家多坐几分钟，但部队集合在我湾子的稻场上，等着要出发。所以只坐了约半个钟头，部队的领导给了老人五块大洋，我们就走了。两位老人仍象过去送我参加革命时那样的喜悦，把我送出门。他们即没哭，也没流泪，临分别时，还一再拜托我的领导多教导我。第二天敌人到我家找麻烦了，把我父亲带走了，并无理的指责我母亲为什么不把我扣留下来，而让我走了。老人严厉的驳斥他们：红军昨天来的时候，你们保安队没有放一枪就跑了，你们保长，联保主任都早逃走了，我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有什么本事把我儿子扣留下来？！敌人又强词夺理的说为什么不报告。我母亲为了我父亲的安全就和他们周旋，说：‘我事先不知道我儿子回来，即使知道，我也找不到你们，怎么报告！’驳得敌人无话可说，只好放了我父亲，溜走了。
     她是位善良的妈妈。她性格虽然很刚强，不惧豪强，不屈权势。但她对人宽厚善良。我的家庭是个穷而大的家庭，在未分家过日子的年月里，妯娌好几个，别人常因小事而争吵，甚至闹得互相不讲话。我的妈妈却和其他人处得很和睦。自我记事起，我想不起妈妈和伯母.婶母争吵过，她谨守两条：对己严，对人宽。她手脚麻利，女工熟练，凡是分给她做的事，即好又快的完成，还主动帮助别人；她不计较小事，善于忍让；她私心不重，家庭公有的东西，她不贪。特别是我父亲寄回来的钱，不留一文交给掌握家务的老人和兄长。她一贯同情穷人，就是对乞丐，只要从我家门口路过，是不会空着走的，即便锅里没有可给的，也要把自己吃的倒给人家半碗。又如：别人来借粮借油，哪怕自己家只有两顿的量，也要借给人家一半。她在人佳作手工时，主人给做碗面条打个鸡蛋，或是放点肉，她常常是自己喝几口汤，把面条鸡蛋送回家给我多病的父亲吃。我们和孩子有时给她寄些点心和糖果，她一定要给全村每家分一点。听孩子们说，在被押回老家那几年，几个大孩子过年回农村看她和弟妹们，难得包一顿饺子，她是必须要每家给端一碗。解放后，我们母子，婆媳共同生活几十年，她们婆媳没有红过一次脸，发生过一次口角，这样的婆媳关系也是世上少有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像我妈妈和我老伴这样亲密无间的婆媳关系堪称楷模！
    去年我们为她老人家八十九寿辰吃长寿面，孩子们还高兴的盼着今年古历冬月十二，要汇集到老家去为老寿星庆贺九十大寿！但1986年底，新艺儿传来一个意外的不幸消息：据医生说，奶奶患了淋巴癌，自那天起，全家人就一直耽心老人的健康。孩子们给老人寄钱寄药，写信鼓励老人能多活些日子，她也在和病魔斗争。但由于病的性质，老人年迈，挣扎了半年多，终于在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五十五时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我不希望的事——永别，终于来了。这对我来说，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照常例来说，老人活到九十岁才仙逝，也算是高寿。她的后事，基本上满足了老人生前所提出的要求。但使老人在九泉之下难以闭目的是她唯一的儿子，还被“流放“在数千里外的山西，不能回家为老人送终。我所难过的是，我这个唯一的儿子，不仅自己不能扶灵尽孝，而且她老人的几个孙子孙女，也只有两个送她“上天”。我感到心痛，感到羞愧。只寄希望有那么一天，我能回去为双亲扫墓，为老人立一碑，如了此愿，心病才能除！

                                                                                                                                                                    江腾蛟

           注：再过几天——11月2日就是父亲诞辰九十六周年，我把爸爸纪念奶奶的日记整理出来，让我们一起怀念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