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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这番话严重失实。前二例务虚，讲的是总体评价和内政方略，针对性不强；后三例务实，讲的是具体事情，在在皆成问题。第三例曲解世界民族格局，归美于太宗的"天威"，充满着大国沙文主义的情调。特别成问题的是，玄奘稍后上表，又歌颂太宗"广列代之区域，……遂使给园精舍，并入提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实际情况有两个方面，一是玄奘在印度向戒日王介绍过中国的情况，"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赍诸经宝远献东夏，是则天竺信命自奘而通"。使者西返时，太宗"敕王玄策等二十馀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馀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这不过是中印双方平等的通使聘问关系而已。二是贞观二十年（646）王玄策率领从骑三十人再次出使天竺摩伽陀国，其王尸罗逸多已死，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攻打唐使团，俘获全部王玄策的从骑，并抢劫诸国贡物。王玄策征集泥婆罗（尼泊尔）、吐蕃士兵八千余人，打败摩伽陀军，擒获阿罗那顺，后来送往长安。其间，东天竺王尸鸠摩送三万牛马犒军，迦没路王献上地图。这是唐朝同天竺个别国家的间接战争，目的在于自卫，根本不在掠夺土地或建立藩属关系，天竺何曾入了中国的"提封"？第四例完全排除了李靖等统帅具体指挥消灭东突厥战争的功劳，反倒把坐在"金銮殿"上的太宗说成是"一征斯殄"。第五例把太宗深感惭愧的"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年二月条），说成全胜凯旋，这本是玄奘回国后刚刚发生的事，更见得有意讳饰。其余所谓"不能遍举"的事例，根本与"无假于人"不沾边。由此可见到玄奘为人的一个侧面：便佞、乖巧、圆滑。

　　太宗时期进谏形成风气。魏徵经常批评太宗，太宗气急败坏，甚至扬言要"杀却此田舍汉"。（《大唐新语》卷1《规谏》）贞观十三年（639），魏徵见太宗拒谏奢纵，上疏批评他在十个方面渐不克终。经久不衰的批逆鳞使太宗十分难堪，时人观察到的情况是："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常不举首，……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大唐新语》卷9《谀佞》）然而太宗在走下坡路的晚年，却听到玄奘一片令人肉麻的阿谀奉承声，其"甚悦"自是可想而知的情况，于是当场表示："今日已后，亦当助师弘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玄奘的目的达到了。

　　其二是诱皇室入彀中，迫使其发表弘扬佛教的言论，部署发展佛教的行动，制造轰动效应。

　　玄奘既然奉敕为国翻译佛典，遇事便向皇室汇报。贞观二十年（646），他将所译五部经论上呈朝廷，恳请太宗"曲垂神翰，题制一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太宗这年宣布自己"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旧唐书》卷63《萧瑀传》）因此，他借口"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拒绝为玄奘撰写经序。玄奘再上表，说："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请求太宗赐序，以便"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弘远；鸡园奥典，托英词而宣畅"。（《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太宗只好答应下来。两年后，玄奘向太宗汇报自己刚刚译就的100卷《瑜伽师地论》，太宗问起大意，玄奘一一奉答，逗引起太宗的兴趣。太宗读后，就三教加以比较，说："朕观佛经譬犹瞻天俯海，莫测高深。……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这意味着制定三教次序政策的认识基础受到了挑战，出现了危机。太宗立即诏令抄写玄奘新译经论，一式九份，颁发九州，辗转流通。接着，太宗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颂扬佛教"弘济万品，典御十方。……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无灭无生，历千劫而不古；若隐若显，运百福而长今。……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因而祝愿"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广弘明集》卷22）就这样，玄奘把太宗这位道先佛后政策的制定者一步步诱入自己的圈套中，使他改变对佛教的态度，进而颂扬佛教，发展佛教。

　　为了保持效果的延续性，玄奘又把注意力转向太宗的子孙。当太子李治响应其父经序而写出《述三藏圣教序》后，玄奘立即上启致谢，颂扬太子："发挥睿藻，再述天文，赞美大乘，庄严实相。珠回玉转，霞烂锦舒，将日月而联华，与咸英而合韵。"（《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

　　皇室的态度起着导向作用，为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参与玄奘译场的释道宣评介道："自尔朝宰英达咸申击赞，释宗弘盛，气接成阴。"（《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玄奘的弟子彦悰评论道："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为此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因此，佛教界很珍重这两份"领袖题词"，作为最高规格的广告加以利用。玄奘在弘福寺译经时，僧人请示获准，集前代书圣王羲之字迹将二序镌刻为碑，藏于寺内。稍后玄奘移就慈恩寺任上座，又由右仆射褚遂良书写刻碑，树立于大雁塔侧。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玄奘同皇室的关系更加密切，让皇室支持佛教的要求更加直率迫切。显庆元年（656）正月，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義府来慈恩寺行香，玄奘请二公向高宗汇报，请派大臣参与译经润色，请高宗为寺撰文建碑。高宗一一允诺，所撰碑文有"朕逖览湘史，详观道艺，福崇永劫者，其唯释教欤！"以及自己"虔诚八正，肃志双林"等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8）玄奘得陇望蜀，诣阙上表，提出"碑是圣文，其书亦望神笔"。高宗未答应，玄奘再次上表祈请，终于使高宗就范。四月，高宗亲自撰拟书写的石碑制成，玄奘率僧尼至芳林门候迎。官府组织庞大的太常九部乐和京师地面的长安、万年二县音声队伍，以庄严的音乐送碑入寺。幢盖、宝帐、幡华，次第前行，从芳林门到慈恩寺，"三十里间烂然盈满"。高宗登上安福楼观看，十分喜悦。"京都士女观者百馀万人。"碑立在寺中，每天有数千人前来观摩，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上表请求摹印拓片。玄奘制造出了抬高佛教的轰动效应，高兴万分，总结道："柰苑微言，假天词而更显；竹林开士，托神笔而弥尊。……像教东渐，年垂六百，弘阐之盛，未若于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

　　半年后，皇后武则天难产，祈求佛教保佑，提出所生孩子将归依三宝，请玄奘届时为孩子授戒。玄奘启奏她必定平安，顺利生下一个男婴。接着，玄奘又上表祝贺，说见到一只赤雀飞止于显庆殿御帐座内。自己告诉赤雀："皇后在孕，未遂分诞，玄奘深怀忧惧，愿乞平安。若如所祈，为陈喜相。"果然见赤雀"示平安之仪，了然解人意"。这是"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故使羽族呈祥"。男婴生下后，皇室不违所许，由玄奘收为徒儿，号为"佛光王"。玄奘从此在皇室中找到了代理人，不断上表，歌颂皇室为："殚四海之资，不足比此檀行（施舍）"；欣慰"如来之有嗣"，定会"绍隆像化，阐播玄风，再秀禅林，重晖觉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佛光王虽然由玄奘剃发、护持，但一直未正式出家为僧。玄奘逝世后，他当了皇帝（唐中宗），果然崇尚佛教，"造寺不止"，"度人不休"。（《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

　　其三是直接提出调整佛道名位的要求。

　　关于调整佛道名位问题，玄奘传记说："法师还国来已频内奏，许有商量，未果而文帝升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玄奘回国后不足四年半，到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太宗逝世。这一时期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临死前尚同玄奘"谈玄论道，问因果报应"。太宗"深信纳"，多次攘袂感叹："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但道先佛后政策是由其父制定又经自己重申的，不必因自己对佛教有所信仰及同玄奘关系密切而轻易更改，落下出尔反尔之名。因此，"许有商量"，不过是推词而已，即使太宗未很快去世，也不可能着手更改，何况他已看到太子同玄奘的亲密关系，问题可以留给后人解决。

　　永徽六年（655），高宗下敕说："道士、僧等犯罪，情难知者，可同俗法推勘。"玄奘一直病重，担心不久人世，须抓紧解决佛道名位问题，遂于显庆元年迎慈恩寺碑后乘大好形势的东风，就高宗这道敕令和佛道次序问题一并陈奏"于国非便"。高宗答应废止以世俗法律制裁僧人，"但佛道名位，先朝处分，事须平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问题再次搁浅。

　　玄奘及身未能最终使皇室调整佛道名位，但由于做出种种努力，毕竟为问题的解决铺平了道路。在他去世10年后的上元元年（674），高宗下敕说："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唐会要》卷49《僧道立位》）景云二年（711），唐睿宗对佛道二教重新评估，一视同仁，下《令僧道并行制》说："释及玄宗（道教），理均迹异，拯人救俗，教别功齐。……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令齐行并进。"（《全唐文》卷18，年代参见《旧唐书》卷7《睿宗纪》）先朝遗留下来的基本国策，被后继皇帝分步骤矫正了。

　　三

　　研究玄奘对唐廷调整佛道名位所起的作用，不能不一并考察当时的社会条件。

　　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诏》披露当时朝野对佛教的崇尚归信情况是："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觊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滞俗者闻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佛教）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全唐文》卷6）这里提供一些具体事例加以说明。

　　先看"闾里"。玄奘归国抵长安，数十万民众自动迎候，列队二十多里，喧闹拥挤，致使玄奘无法前行。"京都五日四民废业，七众归承。"（《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

　　再看"朝廷"。当时朝中衮衮诸公普遍崇佛。傅奕上废除佛教的奏章，"高祖付群臣详议，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旧唐书》卷79《傅奕传》）反对者有开国元勋裴寂，说高祖"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誓启玄门（佛教）"；而今却要"毁废佛僧"，"理不可也"。（《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中书令萧瑀甚至当场和傅奕吵起来。他佞佛至深，"专心释氏，尝修梵行，每见沙门大德，尝与之论难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谐微旨"。（《册府元龟》卷821《总录部·崇释教》）他曾采集十多家注解，融合自己的见解，为《法华经》撰疏。其兄萧璟任太府卿，一生诵读《法华经》一万多遍。萧氏家族有将近20位男女出家。

　　再看地方官吏。贾敦颐、李道裕、杜正伦、萧锐四位州刺史由各自治所来京朝集，乘便相邀参拜玄奘，"请受菩萨戒"，度为在家居士。他们致函玄奘，表示"顺教生信，随缘悟解，顶礼归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

　　最后，看看皇室是如何需要和利用佛教的。其一，超度亡灵。唐朝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建立和巩固政权，敌我双方死亡很多。贞观三年（629）十二月一日，太宗诏令在太原起兵以来的重点战场，为双方阵亡者建造佛寺，以便"树立福田，济其营魄"；"望法鼓所震，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广弘明集》卷28上）于是在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境内立了七所佛寺。其二，追崇福业。即以安置玄奘译经的两所皇家佛寺来说，分别是太宗、高宗为各自先母太穆皇后、文德皇后追福所立，用意在于思念母恩、追福报德，故以弘福、慈恩命名。其三，树立功德。太宗说自己久经沙场，病魔缠身，"比加药饵，犹未痊除，近日以来方就平复，岂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耶？"（《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他下诏度僧弘法，以树立功德。于是弘福寺度僧50人，京师及天下各州，每寺各度五人。那么，皇室何以不用所崇尚的道教来做这些事呢？这是因为道教只讲个人的长生不老和羽化登仙，缺乏佛教业报轮回、普渡众生的说法，不可能代替佛教。

　　以上这些社会条件，表明了佛教生命力的强盛，或者说体现了社会对于佛教的需要程度和佛教对于社会的适应程度。因此，皇室压制佛教是从社会的外部给佛教施加压力，不可能长期奏效。而皇室首崇道教，是狭隘的本位主义的体现，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诏》将其目的明白交待出来："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全唐文》卷6）处分法琳后，佛教界的不满变为深层次的情绪。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亲临弘福寺，向五位大德做思想工作。他表白了自己的苦衷："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同时，他提醒僧人注意二教的实际处境，说："自有国以来，何处别造道观？凡有功德，并归寺家。国内战场之始，无不一心归命于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这表明皇室的宗教政策与客观实际之间存在着距离。玄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从事改变佛教地位的活动的，由于与现实状况契合，所以才能取得一些成效。